“活鬼张宇”

　　本刊记者  彭淑  发自北京、郑州

　　都说我狡猾，我的狡猾伤害谁了？我只是用在了生活中的“逃跑”上。我绝不和一切游戏规则对抗，那样太傻。人最重要的，是牢记自己要做什么”

　　为了宣传新书《足球门》，张宇奔波于两大网站做文化访谈。迈下阶梯时他嘟哝着：“我就像头被牵着走的驴。”

　　不料一条新消息正等着他：原定在郑州举行的关于该书的研讨会取消了。

　　“我打听过，足协对我在京的发言很不满意，认为我胡乱‘放炮’，影响足协的形象。另外可能是建业出面阻止，这就是资本在关键时刻的力量。”

　　河南建业集团盖的小区公寓内，冬日的暖光直射房中，张宇眯缝着眼，向着光。

　　这部30万字的小说，2009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度出版。暗红色的书皮背后，简单勾勒了作者的来龙去脉——

　　张宇，1952年生于河南省洛宁县。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

　　2005年，张宇担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董事长。时建业俱乐部一直徘徊在中甲第10。张宇到任，先刮清洗风暴，转而“农村包围城市”，半程冠军到手即高调进军中超，2006年在南京冲超成功。当时全国媒体和球迷曾评述他的治军手段，称其“老奸巨猾”、“心狠手辣”，“秀才造反，一年就成”。

　　张宇却激流勇退，回归书房重操旧业。这本小说就是他对那种生活的回忆和重新描述。

　　他们不评价《足球门》

　　“建业冲超那年，我问张宇有没有戏。他说肯定冲超。我说你凭什么。他说只要俱乐部内部正常稳定，按足球规律打，就一定能打好。他对球员们说，‘打好是你们的，打坏是我的，你们不要管！’”张宇的同乡兼同行李洱快人快语。

　　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由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河南省足协于1994年8月28日合作组建。公司董事长胡葆森担任俱乐部负责人。

　　建业集团内，胡葆森的秘书请示胡后，礼貌地回复记者，“胡总说就《足球门》这本书，他不想发表任何意见。”

　　“建业人不愿提这事，既不说好也不说坏。他们有点烦张宇。他把很多人都写得很坏，把自己写得很好。冲超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大河报》的一名记者——他是小说中某位球记的原型，看着《足球门》的内容摘要有点生气，那上面写着——

　　甲级足球俱乐部大河历经十三年，投资三个亿。作家李丁出任掌门人伊始便面临失去主场、意欲购买的主力球员被对方高价挂牌、黑道人物如影随形等种种困局，他有何高招一一化解？中甲十六支球队战事风云变幻扑朔迷离，他将如何围魏救赵、各个击破，带领球队成功冲超？

　　小说开篇写道，主人公李丁甫一上任，即前往足球基地听取一线队教练组的汇报。

　　白志诚50多岁年纪，举止斯文，外号“教授”。他是湖北武汉人，曾经带领武汉长江队拼搏三年后冲超成功，在武汉名声很大……

　　到这时候，李丁才发现白志诚确实是一个老江湖。首先是有能力有水平，简约准确地概括了教训，清晰明确地指出了工作方向，还一针见血地找到了工作方法。同时，还委婉地将责任推卸到俱乐部领导，用“主动失误”和“自摆乌龙”轻描淡写地掩盖了严重的赌球卖球问题。李丁心里暗暗兴奋起来，他知道遇到了对手。

　　李丁按兵不动，先稳住了主教练白志诚，鼓励他大胆炒掉手中的问题球员。接着又大摆庆功宴，在席上突然宣布炒掉白志诚。

　　而现实中，2005年9月11日晚7点，建业俱乐部在炒掉10名一线队员后，对外发布消息，原湖北籍主教练殷立华被炒。

　　“我炒他们，谁也不知道，就我心里明白。”晚饭后，张宇靠在车座上哈哈笑道，“当时的情形比小说还过分。”

　　此时殷立华正带领球员在湖北某地集训。他一派平静：

　　“张总刚到俱乐部时，我们还一块儿坐着聊得挺好的。他私下找到杨楠(俱乐部现任总经理)，问和我签的合同什么时候到期，有没有续签。

　　“打完比赛回到足球基地时，有人通知我，杨楠在城市花园等我。我估计俱乐部对我有想法了。进到城市花园时，我坐的车正好与张总的专车擦身而过。

　　“杨楠对我说，我们把你请来了，没想到这么快让你离开，面子上说不过去。

　　“后来张总又请我在城市花园会所吃饭，作陪的还有他聘来的总经理助理。双方话都说得很客气。

　　“从俱乐部长远发展来看，我理解他。有些队员年龄偏大，我的能力问题……我接手河南建业这支球队时，觉得他们在心理素质这块存在比赛怯场(的问题)，控球能力不强，打得太粗线条。我认为他们配合起来可以打得更好一点。我考虑搭配，但张总考虑整体力度。

　　“辞退我的时候，杨楠的眼睛还有点泛红，好像要哭的意思。”

　　“你们还需要消化”

　　“喂，你什么时候冒出个私生女？”腾讯网的访谈开始前，李洱冲张宇乐道。

　　“私生女”自然是指书中的“何佳音”——大河足球俱乐部的前任总经理。大河房地产集团女总裁何剑南对外所称的外甥女，实则是李丁与何剑南早年相恋时的爱情结晶。李丁从头至尾都对这个女儿的存在懵然无知。他只感到眼前的何佳音不懂足球、管理理念狭隘滞后，还爱处处给他设限。肃清球队后，他火速端掉了何佳音及其下属。

　　“我知道这个情节设计很俗，但必须存在，否则整个结构会很散。”张宇解释道。

　　“尽管这样，所有熟悉建业的球迷一看就知道何佳音的原型是杨楠。”曾在建业球迷联盟中心待过的贾伟涛说。

　　杨楠是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的外甥女，2003年起任建业俱乐部总经理。2005年10月17日，建业俱乐部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张宇在会上宣布，杨楠不再担任总经理一职。

　　“杨总人虽好，毕竟历练不够，不能事事洞明啊。”回到旅馆，张宇陷进沙发里吞云吐雾。

　　“当初殷立华给我汇报工作，主动煲汤请我喝，我带着总经理、副总经理一起去。他谈话时遮遮掩掩，我年纪这么大了，一听门清。但我很欣赏他，他的足球理论很有水平。我就搞了个阴谋诡计。我说好，河南找到你有福气，我相信队伍怎么搞，你有成熟的思路。他马上说，‘我有思路。’而且讲得非常精彩。然后暗示我女老总不用他之类的。

　　“我跟他说，‘就这样搞！我给时间你搞，出了问题我负责。’我让他放手做明年冲超的计划，把队伍清洗得干干净净。所有事都做完了，我再对他说，‘你走吧。’

　　“让他走还有个原因：他的风格不适合我们。他具有湖北人的精明、灵动、协同，擅于经营。可是我们河南人不需要这些，河南人需要的是顽强、毅力、团结！

　　“他走的时候杨楠掉泪了。我就说我们杨总傻。他的城府比你深，加上你又不太懂球，你俩的智力不在一个等级上。我这样做是要告诉他，河南有人懂你，不要以为你在这儿是最聪明的。

　　“我到了足球俱乐部以后，杨楠的意思是你来工作可以，但最好不要当家。她有这种心理。特别在经济上，我要签单，我要研究经济，他们在背后都不告诉我。我说这不行，我来当董事长来了，你得跟我联手。面临冲超这么大的项目，我在前边走，你在后边踩脚后跟，这个不行。就像书上写的那样，等局面打开以后，我把杨楠他们也搞走了。为了这件事，后来在集团里，她见着我都不理我。

　　“我离开建业之前给她发了短信，向她道歉。她回复说，都是为了工作，你计较这个干嘛？”

　　“对不起，我没有看过书，也不清楚书中内容，无法回答您的问题。”远在马来西亚出差，杨楠用短信这样回复。

　　建业俱乐部的新闻官王中仁更愿意以普通球迷的身份说上几句。他认为《足球门》很会寻找卖点，赶上了中国足球刮起扫黑打假风这一时机，“可也不能因此就去丑化他人吧？”

　　他反复强调，冲超是系统工程，俱乐部拼搏了10多年，已到了厚积薄发的阶段，加上2006年建业集团谋求上市，企业需要自己的球队增加“冲超”这一亮点。“胡总投入很大，买进了一些有实力的球员。大家发挥得很好，客场变成了咱们的主场，主场更是咱们的。所有人都团结一心，可以说连为球员做饭的师傅都在努力。那时候无论把谁放在这个台面上，谁都能冲超成功，谁都能戴上光环。”

　　他停顿了一会儿，说，“我觉得张总伤害了我们。不了解建业的人很难体会到……这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

　　张宇仍坐在那里吸着烟，目光深邃。

　　“他们觉得以前大伙儿曾并肩战斗过，不知道那时还有个张宇在暗中观察一切。他们希望我写出来的是像报告文学的东西。从生活到小说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我等待着他们消化。”

　　张宇将书第一个送给了胡葆森，至今没收到对方的一点反馈。

　　“这才像他，这才像他。”他想起2005年，他还在建业掌管豫东南区的房产销售。有一天，胡葆森突然开车前来，拉着他便走，“只是简单交待：走走，搞足球去。”

　　“他说建业有几千人，真正能玩好足球的只有两个人，我可以，你可以。咱们和河南球迷一个心愿好么？我说，我行吗？他说，肯定行！我说，我也知道我行。”

　　张宇式的智慧

　　“怎么天生这样一个玻璃球？”1980年代中期，著名作家王蒙曾为张宇成名作《活鬼》作序，他这样写道。

　　那篇弥漫着黑色幽默的小说里，张宇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狡黠诙谐、极具生存智慧的中国农民——侯七。

　　侯七让张宇的朋友们分明窥见了另一个他。他们心悦诚服称他“本身就是个活鬼、张小鬼”。某次笔会上一位作家甚至当众讥讽他“狐狸般狡猾”。张宇端起酒杯，面带微笑走到对方面前说，“小狐狸、小狐狸。”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国脚，说到了《足球门》中未提及的细节：

　　“冲超之前，张总曾派部下跟我们谈过，说想要多少钱都可以，尽量满足我们，承诺把我们的工资都翻几倍。冲完超一看，工资才涨了一两千。我们5个球员不干了，去外地集训时，全都不愿上飞机。”

　　回忆起那场罢训风波，张宇斩钉截铁：“我跟他们说，现在起我给你们3天时间，两天半用来一个个做思想工作，剩下的半天出结果。最后，我把跟他们签的合同撕了。每个球员的工资都涨了，但绝不可能按他们要求的涨。他们值不值所要的价码？值！但我要掌管一个企业，企业有自身的全盘策划。”

　　“狐狸般狡猾”的张宇曾让王蒙忍俊不禁。

　　“我刚担任文化部长不久，有人哭丧，说好好的一个作家就这样官员化了，是中国文学很大的损失。”

　　惟有张宇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上说，“别人都说王蒙当部长了，太忙碌如何如何，可是我心里想，一个文化部，管就管了，区区一个部长怎么可能影响王蒙老师的文学活动？”

　　“他还戏谑：王蒙对文学的贡献太大了，他有一批研究生，没事就研究他，对他进行批判。批判的结果就是这些人有的成处长了，有的成局长了，而王蒙自己也没受影响，名气反而越来越大，两全其美，双赢！”

　　张宇当年在建业时曾给胡葆森写过一份工作报告，说——

　　“我当了30年球迷，不懂太多的专业足球知识，但我知道寻找规律。七十二行都有普通规律。我当过县委书记，现在还是作协主席，在建业集团搞了两年经营管理，我是建业集团的副总裁，足球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份报告折射了他的某段人生经历。

　　张宇的好友，曾在建业俱乐部担任总经理助理的河南作家王安琪曾撰文感叹——

　　很多年以后，我去过张宇的老家，那个伏牛山区叫大阳的村子。没去过的时候，在张宇的笔下读到的是一个小桥流水、茂林修竹的世外桃源，去那儿一看，才知道也是个约等于穷山恶水的地方。

　　年少时窘顿的生活，让他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那就是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必须从山里走出去，起码得走到洛阳城，混一个城市户口和粮本。

　　后来，张宇就把自己弄到了洛阳，弄成一个吃商品粮的工人，然后又弄成了国家干部，接着又衣锦还乡，当上了县委的副书记。

　　很多人都知道张宇的背景，一个没根没底的山里娃，一路走来，靠的就是手里那杆笔。有点文化的老父亲曾教导过张宇：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张宇把他爹这话翻译了一下，变成了“书中有大鱼大肉白蒸馍”。不知从什么时候，张宇认定了一条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嘛，老一辈已经替咱打下了，咱就握紧这笔杆子吧，让笔杆子给咱变出大鱼大肉白蒸馍，变出小轿车，变出乌纱帽。

　　我自己猜想，这可能就是张宇最早写小说的原动力。

　　走出农村，张宇已年过25，仅读过一年初中。他被招进了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做学徒电工。

　　他不讳言那时一心想找个“吃商品粮的女人”。

　　“这样，我的孩子也能吃商品粮，孩子的孩子还能吃商品粮，子子孙孙才能端牢公家的铁饭碗，和农村划清界线。我还想着把工人变成干部。如果犯了错误开除公职，咱农村出身的要送回原籍；干部犯了错误，还可以回到工厂当工人，这就有了退路。”

　　“那时候我在厂里，打球、跳舞、搞宣传队、搞黑板报，样样都行，就是觉得不过瘾。因为不过瘾，就想着要搞创作。先写诗后写小说，开始的时候连连失败。我生性胆大，不相信别人干得了的事，俺山里娃子就不行。城里人和农村人斗了几十年，城里人赢了还是农村人赢了？还不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人最终调遣了城里人？”

　　待《土地的主人》、《李子园》等作品问世，他俨然已成为1980年代纯文学盛行时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

　　其时胡耀邦号召提拔干部。“那会儿是‘帽子多，脑袋少’。一下子把我从洛宁县提拔到洛阳担任文联主席。很快省里下文件，让政治素质好、有希望的作家再兼一个县委副书记。这样我就成了最年轻的洛宁县委书记。”

　　保存在抽屉里的两帧相片，显现了他当日的器宇轩昂：深沉的底色映衬下，他披一件黑呢子大衣，人在笑，眉间却深刻着“川”字纹。

　　“那时的干部都时兴披着大衣，像乔冠华的派头。”他笑着说。

　　王安琪记得张宇在当官时发表的见解，他称那是“张宇式的智慧”。“他常说啊，当领导的要想法让自己闲下来。领导又不是三头六臂，什么事都干，同志们就会闲下来无事生非。领导闲下来，才能腾出心思想大事。所以，同志们好好干吧，我为单位弄钱去。”

　　“他们还没搔到我的痒处”

　　1988年春，张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晒太阳》。据说该书成为当时大小官员必读的官场指南。其创作手法，与20年后的《足球门》如出一辙，讲述了一位年轻县长回到家乡上任以后，面临的一系列官场人际关系。大量的精彩体验皆用张宇式的“轻松”语态表现出来。

　　“都说我狡猾，试问我的狡猾真正伤害谁了？我只是用在了生活中的‘逃跑’上。我绝不和一切游戏规则对抗，那样太傻了。人最重要的，是牢记自己要做什么。”张宇呷上一口茶说。“现在我都50多了，我还有什么希望的，还有什么害怕的？我不怕建业的人议论我，我心里坦荡得很。”

　　1990年代初的某次小说艺术研讨会上，张宇也曾流露过对文学的赤子情怀。

　　那天他讲到，有一天晚上他失眠，曾尝试给全世界的作家评职称。

　　“因为想到上帝创造人要七天，那么我想这评职称也要有七级。这七级也要分为四段。我把一、二、三级定为初级与中级，这三级是只进入生活层次的。到了第四级，作品才进入生命的层次。第四级是进入了生命的一部分，第五级是进入了一大部分。第六级，艺术活动进入了生命最精彩的一部分，艺术世界就成了太阳，没有生命就不亮。到最后，第七级，整个儿完成了生命世界，生命没用了，就好比鸡出了壳，整个生命像壳一样活不活都没用了，这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定下这七级后，他以此衡量世界上的大作家：梅里美、卡夫卡……忽然间他想到这七级里自己应该在第几级。后半夜他越想心里越堵，泪水扑簌扑簌。

　　说到这里，他竟当着会上几十个人的面，哭了起来。

　　“2004年，河南省作协和组织部共同决定派出一批作家挂职锻炼、体验生活。一些人去当了县长、区长，因为张宇和建业集团老总胡葆森比较熟，所以他拿着介绍信去找老胡。老胡安排他先在建业卖房子。那段时间里，他曾经雄心勃勃，说要创作一部关于房地产的小说。后来，建业让他收拾足球俱乐部这一摊子事。他又说，如果哪天他离开了，他就写本关于足球的小说。”

　　《足球门》在河南籍作家阎连科的手中，约摸翻阅了一半，他无意中提及往事。

　　“张宇在中年时，有过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意识探索上写出一本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小说。现在他却写了一本人人都能看懂的小说。”阎连科玩味着。

　　“说得好，说得好。不过，他们还没能搔到我的痒处。”张宇笑眯眯地，又点燃了一根烟。

　　瞬间，他的神情又呈现出“张宇式的智慧”，或“狐狸般的狡猾”。

　　(实习记者刘畅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