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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鬼张宇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1月29日14:04  南方人物周刊
活鬼张宇
作家张宇(姜晓明 摄)

  “活鬼张宇”

  本刊记者  彭淑  发自北京、郑州

  都说我狡猾,我的狡猾伤害谁了?我只是用在了生活中的“逃跑”上。我绝不和一切游戏规则对抗,那样太傻。人最重要的,是牢记自己要做什么”

  为了宣传新书《足球门》,张宇奔波于两大网站做文化访谈。迈下阶梯时他嘟哝着:“我就像头被牵着走的驴。”

  不料一条新消息正等着他:原定在郑州举行的关于该书的研讨会取消了。

  “我打听过,足协对我在京的发言很不满意,认为我胡乱‘放炮’,影响足协的形象。另外可能是建业出面阻止,这就是资本在关键时刻的力量。”

  河南建业集团盖的小区公寓内,冬日的暖光直射房中,张宇眯缝着眼,向着光。

  这部30万字的小说,2009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度出版。暗红色的书皮背后,简单勾勒了作者的来龙去脉——

  张宇,1952年生于河南省洛宁县。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

  2005年,张宇担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董事长。时建业俱乐部一直徘徊在中甲第10。张宇到任,先刮清洗风暴,转而“农村包围城市”,半程冠军到手即高调进军中超,2006年在南京冲超成功。当时全国媒体和球迷曾评述他的治军手段,称其“老奸巨猾”、“心狠手辣”,“秀才造反,一年就成”。

  张宇却激流勇退,回归书房重操旧业。这本小说就是他对那种生活的回忆和重新描述。

  他们不评价《足球门》

  “建业冲超那年,我问张宇有没有戏。他说肯定冲超。我说你凭什么。他说只要俱乐部内部正常稳定,按足球规律打,就一定能打好。他对球员们说,‘打好是你们的,打坏是我的,你们不要管!’”张宇的同乡兼同行李洱快人快语。

  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由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河南省足协于1994年8月28日合作组建。公司董事长胡葆森担任俱乐部负责人。

  建业集团内,胡葆森的秘书请示胡后,礼貌地回复记者,“胡总说就《足球门》这本书,他不想发表任何意见。”

  “建业人不愿提这事,既不说好也不说坏。他们有点烦张宇。他把很多人都写得很坏,把自己写得很好。冲超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大河报》的一名记者——他是小说中某位球记的原型,看着《足球门》的内容摘要有点生气,那上面写着——

  甲级足球俱乐部大河历经十三年,投资三个亿。作家李丁出任掌门人伊始便面临失去主场、意欲购买的主力球员被对方高价挂牌、黑道人物如影随形等种种困局,他有何高招一一化解?中甲十六支球队战事风云变幻扑朔迷离,他将如何围魏救赵、各个击破,带领球队成功冲超?

  小说开篇写道,主人公李丁甫一上任,即前往足球基地听取一线队教练组的汇报。

  白志诚50多岁年纪,举止斯文,外号“教授”。他是湖北武汉人,曾经带领武汉长江队拼搏三年后冲超成功,在武汉名声很大……

  到这时候,李丁才发现白志诚确实是一个老江湖。首先是有能力有水平,简约准确地概括了教训,清晰明确地指出了工作方向,还一针见血地找到了工作方法。同时,还委婉地将责任推卸到俱乐部领导,用“主动失误”和“自摆乌龙”轻描淡写地掩盖了严重的赌球卖球问题。李丁心里暗暗兴奋起来,他知道遇到了对手。

  李丁按兵不动,先稳住了主教练白志诚,鼓励他大胆炒掉手中的问题球员。接着又大摆庆功宴,在席上突然宣布炒掉白志诚。

  而现实中,2005年9月11日晚7点,建业俱乐部在炒掉10名一线队员后,对外发布消息,原湖北籍主教练殷立华被炒。

  “我炒他们,谁也不知道,就我心里明白。”晚饭后,张宇靠在车座上哈哈笑道,“当时的情形比小说还过分。”

  此时殷立华正带领球员在湖北某地集训。他一派平静:

  “张总刚到俱乐部时,我们还一块儿坐着聊得挺好的。他私下找到杨楠(俱乐部现任总经理),问和我签的合同什么时候到期,有没有续签。

  “打完比赛回到足球基地时,有人通知我,杨楠在城市花园等我。我估计俱乐部对我有想法了。进到城市花园时,我坐的车正好与张总的专车擦身而过。

  “杨楠对我说,我们把你请来了,没想到这么快让你离开,面子上说不过去。

  “后来张总又请我在城市花园会所吃饭,作陪的还有他聘来的总经理助理。双方话都说得很客气。

  “从俱乐部长远发展来看,我理解他。有些队员年龄偏大,我的能力问题……我接手河南建业这支球队时,觉得他们在心理素质这块存在比赛怯场(的问题),控球能力不强,打得太粗线条。我认为他们配合起来可以打得更好一点。我考虑搭配,但张总考虑整体力度。

  “辞退我的时候,杨楠的眼睛还有点泛红,好像要哭的意思。”

  “你们还需要消化”

  “喂,你什么时候冒出个私生女?”腾讯网的访谈开始前,李洱冲张宇乐道。

  “私生女”自然是指书中的“何佳音”——大河足球俱乐部的前任总经理。大河房地产集团女总裁何剑南对外所称的外甥女,实则是李丁与何剑南早年相恋时的爱情结晶。李丁从头至尾都对这个女儿的存在懵然无知。他只感到眼前的何佳音不懂足球、管理理念狭隘滞后,还爱处处给他设限。肃清球队后,他火速端掉了何佳音及其下属。

  “我知道这个情节设计很俗,但必须存在,否则整个结构会很散。”张宇解释道。

  “尽管这样,所有熟悉建业的球迷一看就知道何佳音的原型是杨楠。”曾在建业球迷联盟中心待过的贾伟涛说。

  杨楠是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的外甥女,2003年起任建业俱乐部总经理。2005年10月17日,建业俱乐部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张宇在会上宣布,杨楠不再担任总经理一职。

  “杨总人虽好,毕竟历练不够,不能事事洞明啊。”回到旅馆,张宇陷进沙发里吞云吐雾。

  “当初殷立华给我汇报工作,主动煲汤请我喝,我带着总经理、副总经理一起去。他谈话时遮遮掩掩,我年纪这么大了,一听门清。但我很欣赏他,他的足球理论很有水平。我就搞了个阴谋诡计。我说好,河南找到你有福气,我相信队伍怎么搞,你有成熟的思路。他马上说,‘我有思路。’而且讲得非常精彩。然后暗示我女老总不用他之类的。

  “我跟他说,‘就这样搞!我给时间你搞,出了问题我负责。’我让他放手做明年冲超的计划,把队伍清洗得干干净净。所有事都做完了,我再对他说,‘你走吧。’

  “让他走还有个原因:他的风格不适合我们。他具有湖北人的精明、灵动、协同,擅于经营。可是我们河南人不需要这些,河南人需要的是顽强、毅力、团结!

  “他走的时候杨楠掉泪了。我就说我们杨总傻。他的城府比你深,加上你又不太懂球,你俩的智力不在一个等级上。我这样做是要告诉他,河南有人懂你,不要以为你在这儿是最聪明的。

  “我到了足球俱乐部以后,杨楠的意思是你来工作可以,但最好不要当家。她有这种心理。特别在经济上,我要签单,我要研究经济,他们在背后都不告诉我。我说这不行,我来当董事长来了,你得跟我联手。面临冲超这么大的项目,我在前边走,你在后边踩脚后跟,这个不行。就像书上写的那样,等局面打开以后,我把杨楠他们也搞走了。为了这件事,后来在集团里,她见着我都不理我。

  “我离开建业之前给她发了短信,向她道歉。她回复说,都是为了工作,你计较这个干嘛?”

  “对不起,我没有看过书,也不清楚书中内容,无法回答您的问题。”远在马来西亚出差,杨楠用短信这样回复。

  建业俱乐部的新闻官王中仁更愿意以普通球迷的身份说上几句。他认为《足球门》很会寻找卖点,赶上了中国足球刮起扫黑打假风这一时机,“可也不能因此就去丑化他人吧?”

  他反复强调,冲超是系统工程,俱乐部拼搏了10多年,已到了厚积薄发的阶段,加上2006年建业集团谋求上市,企业需要自己的球队增加“冲超”这一亮点。“胡总投入很大,买进了一些有实力的球员。大家发挥得很好,客场变成了咱们的主场,主场更是咱们的。所有人都团结一心,可以说连为球员做饭的师傅都在努力。那时候无论把谁放在这个台面上,谁都能冲超成功,谁都能戴上光环。”

  他停顿了一会儿,说,“我觉得张总伤害了我们。不了解建业的人很难体会到……这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

  张宇仍坐在那里吸着烟,目光深邃。

  “他们觉得以前大伙儿曾并肩战斗过,不知道那时还有个张宇在暗中观察一切。他们希望我写出来的是像报告文学的东西。从生活到小说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我等待着他们消化。”

  张宇将书第一个送给了胡葆森,至今没收到对方的一点反馈。

  “这才像他,这才像他。”他想起2005年,他还在建业掌管豫东南区的房产销售。有一天,胡葆森突然开车前来,拉着他便走,“只是简单交待:走走,搞足球去。”

  “他说建业有几千人,真正能玩好足球的只有两个人,我可以,你可以。咱们和河南球迷一个心愿好么?我说,我行吗?他说,肯定行!我说,我也知道我行。”

  张宇式的智慧

  “怎么天生这样一个玻璃球?”1980年代中期,著名作家王蒙曾为张宇成名作《活鬼》作序,他这样写道。

  那篇弥漫着黑色幽默的小说里,张宇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狡黠诙谐、极具生存智慧的中国农民——侯七。

  侯七让张宇的朋友们分明窥见了另一个他。他们心悦诚服称他“本身就是个活鬼、张小鬼”。某次笔会上一位作家甚至当众讥讽他“狐狸般狡猾”。张宇端起酒杯,面带微笑走到对方面前说,“小狐狸、小狐狸。”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国脚,说到了《足球门》中未提及的细节:

  “冲超之前,张总曾派部下跟我们谈过,说想要多少钱都可以,尽量满足我们,承诺把我们的工资都翻几倍。冲完超一看,工资才涨了一两千。我们5个球员不干了,去外地集训时,全都不愿上飞机。”

  回忆起那场罢训风波,张宇斩钉截铁:“我跟他们说,现在起我给你们3天时间,两天半用来一个个做思想工作,剩下的半天出结果。最后,我把跟他们签的合同撕了。每个球员的工资都涨了,但绝不可能按他们要求的涨。他们值不值所要的价码?值!但我要掌管一个企业,企业有自身的全盘策划。”

  “狐狸般狡猾”的张宇曾让王蒙忍俊不禁。

  “我刚担任文化部长不久,有人哭丧,说好好的一个作家就这样官员化了,是中国文学很大的损失。”

  惟有张宇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上说,“别人都说王蒙当部长了,太忙碌如何如何,可是我心里想,一个文化部,管就管了,区区一个部长怎么可能影响王蒙老师的文学活动?”

  “他还戏谑:王蒙对文学的贡献太大了,他有一批研究生,没事就研究他,对他进行批判。批判的结果就是这些人有的成处长了,有的成局长了,而王蒙自己也没受影响,名气反而越来越大,两全其美,双赢!”

  张宇当年在建业时曾给胡葆森写过一份工作报告,说——

  “我当了30年球迷,不懂太多的专业足球知识,但我知道寻找规律。七十二行都有普通规律。我当过县委书记,现在还是作协主席,在建业集团搞了两年经营管理,我是建业集团的副总裁,足球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份报告折射了他的某段人生经历。

  张宇的好友,曾在建业俱乐部担任总经理助理的河南作家王安琪曾撰文感叹——

  很多年以后,我去过张宇的老家,那个伏牛山区叫大阳的村子。没去过的时候,在张宇的笔下读到的是一个小桥流水、茂林修竹的世外桃源,去那儿一看,才知道也是个约等于穷山恶水的地方。

  年少时窘顿的生活,让他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那就是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必须从山里走出去,起码得走到洛阳城,混一个城市户口和粮本。

  后来,张宇就把自己弄到了洛阳,弄成一个吃商品粮的工人,然后又弄成了国家干部,接着又衣锦还乡,当上了县委的副书记。

  很多人都知道张宇的背景,一个没根没底的山里娃,一路走来,靠的就是手里那杆笔。有点文化的老父亲曾教导过张宇: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张宇把他爹这话翻译了一下,变成了“书中有大鱼大肉白蒸馍”。不知从什么时候,张宇认定了一条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嘛,老一辈已经替咱打下了,咱就握紧这笔杆子吧,让笔杆子给咱变出大鱼大肉白蒸馍,变出小轿车,变出乌纱帽。

  我自己猜想,这可能就是张宇最早写小说的原动力。

  走出农村,张宇已年过25,仅读过一年初中。他被招进了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做学徒电工。

  他不讳言那时一心想找个“吃商品粮的女人”。

  “这样,我的孩子也能吃商品粮,孩子的孩子还能吃商品粮,子子孙孙才能端牢公家的铁饭碗,和农村划清界线。我还想着把工人变成干部。如果犯了错误开除公职,咱农村出身的要送回原籍;干部犯了错误,还可以回到工厂当工人,这就有了退路。”

  “那时候我在厂里,打球、跳舞、搞宣传队、搞黑板报,样样都行,就是觉得不过瘾。因为不过瘾,就想着要搞创作。先写诗后写小说,开始的时候连连失败。我生性胆大,不相信别人干得了的事,俺山里娃子就不行。城里人和农村人斗了几十年,城里人赢了还是农村人赢了?还不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人最终调遣了城里人?”

  待《土地的主人》、《李子园》等作品问世,他俨然已成为1980年代纯文学盛行时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

  其时胡耀邦号召提拔干部。“那会儿是‘帽子多,脑袋少’。一下子把我从洛宁县提拔到洛阳担任文联主席。很快省里下文件,让政治素质好、有希望的作家再兼一个县委副书记。这样我就成了最年轻的洛宁县委书记。”

  保存在抽屉里的两帧相片,显现了他当日的器宇轩昂:深沉的底色映衬下,他披一件黑呢子大衣,人在笑,眉间却深刻着“川”字纹。

  “那时的干部都时兴披着大衣,像乔冠华的派头。”他笑着说。

  王安琪记得张宇在当官时发表的见解,他称那是“张宇式的智慧”。“他常说啊,当领导的要想法让自己闲下来。领导又不是三头六臂,什么事都干,同志们就会闲下来无事生非。领导闲下来,才能腾出心思想大事。所以,同志们好好干吧,我为单位弄钱去。”

  “他们还没搔到我的痒处”

  1988年春,张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晒太阳》。据说该书成为当时大小官员必读的官场指南。其创作手法,与20年后的《足球门》如出一辙,讲述了一位年轻县长回到家乡上任以后,面临的一系列官场人际关系。大量的精彩体验皆用张宇式的“轻松”语态表现出来。

  “都说我狡猾,试问我的狡猾真正伤害谁了?我只是用在了生活中的‘逃跑’上。我绝不和一切游戏规则对抗,那样太傻了。人最重要的,是牢记自己要做什么。”张宇呷上一口茶说。“现在我都50多了,我还有什么希望的,还有什么害怕的?我不怕建业的人议论我,我心里坦荡得很。”

  1990年代初的某次小说艺术研讨会上,张宇也曾流露过对文学的赤子情怀。

  那天他讲到,有一天晚上他失眠,曾尝试给全世界的作家评职称。

  “因为想到上帝创造人要七天,那么我想这评职称也要有七级。这七级也要分为四段。我把一、二、三级定为初级与中级,这三级是只进入生活层次的。到了第四级,作品才进入生命的层次。第四级是进入了生命的一部分,第五级是进入了一大部分。第六级,艺术活动进入了生命最精彩的一部分,艺术世界就成了太阳,没有生命就不亮。到最后,第七级,整个儿完成了生命世界,生命没用了,就好比鸡出了壳,整个生命像壳一样活不活都没用了,这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定下这七级后,他以此衡量世界上的大作家:梅里美、卡夫卡……忽然间他想到这七级里自己应该在第几级。后半夜他越想心里越堵,泪水扑簌扑簌。

  说到这里,他竟当着会上几十个人的面,哭了起来。

  “2004年,河南省作协和组织部共同决定派出一批作家挂职锻炼、体验生活。一些人去当了县长、区长,因为张宇和建业集团老总胡葆森比较熟,所以他拿着介绍信去找老胡。老胡安排他先在建业卖房子。那段时间里,他曾经雄心勃勃,说要创作一部关于房地产的小说。后来,建业让他收拾足球俱乐部这一摊子事。他又说,如果哪天他离开了,他就写本关于足球的小说。”

  《足球门》在河南籍作家阎连科的手中,约摸翻阅了一半,他无意中提及往事。

  “张宇在中年时,有过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意识探索上写出一本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小说。现在他却写了一本人人都能看懂的小说。”阎连科玩味着。

  “说得好,说得好。不过,他们还没能搔到我的痒处。”张宇笑眯眯地,又点燃了一根烟。

  瞬间,他的神情又呈现出“张宇式的智慧”,或“狐狸般的狡猾”。

  (实习记者刘畅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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