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茹小凡 用具象传达幻景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北京

　　我们都不是在画现实中的具象。我们貌似具象，但所画的具象在现实中都是看不到的。我们画的一匹马、一朵花，都仿佛是梦幻中所得

　　当代法国绘画革新中颇具代表性的艺术大师，后具象主义代表人物马克·帝格朗尚(Marc Desgrandchamps)在这个冬天来到北京。寒风差点冻掉他的耳朵，他戴着20元钱在胡同里买的军绿色雷锋帽，放下护耳。刺骨的寒冷让他的表情更加严肃和稀薄，除了像箭头一样直指前方的鼻子，其余五官都在低温下退缩了。他身边是法籍中国画家茹小凡，为了他们的双个展“透视”，画风并不相似的两人在此联手。

　　第一次看见小凡的作品，是在巴黎的“La Couple”(穹顶)。这是巴黎最大的餐厅之一，也从法国文化史中分得荣誉：萨特、加缪、波伏娃、海明威、布列松……许多文豪、思想家、艺术家都曾是常客，一坐就是一个下午，聊天、抽烟、冥想、写作。饭店有整整半面墙挂满名人的照片。这里也是法国贵妇泡小白脸之地，不少名女人留下过香艳的逸闻。饭店正中有一方穹顶画着幽蓝的荒诞派作品，小凡指着穹顶上那些女人、管道和气泡告诉我，那是他画的。他因此在这家饭店享有终身特权，凭脸打折。饭店经理慷慨表示，我们当天吃的龙虾和鹅肝全部半价。

　　“穹顶”项目是La Couple 80周年的一次艺术策划，4位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要在空白穹顶上以“巴黎的夜晚、女人、宴会”为主题绘画，其工作方式仿佛教堂彩绘。“一个法国人、一个阿拉伯人、一个南美人，加上我这个中国人，花一个月时间匆忙完成。那个阿拉伯人是北非很重要的画家，画带有宗教色彩的抽象画，他画了我那些女人、管道背后的蓝色星空。”

　　说实话，初看到小凡的画我吓了一跳。那荒诞而俗艳、故作浅薄的女人体，消化器官般的下水管道，透明空虚的气泡，跟这饭店整洁斯文的环境格格不入，甚至是对夜店消费的公然嘲讽。可见巴黎对艺术家们的胡闹多么宽容，我暗想。

　　法国文学的受益者

　　1983年来到巴黎的茹小凡较早得到国际承认，是被收入法国著名的《当代艺术家辞典》的少数几个中国艺术家之一，跟他一起被收纳的，还有严培明和王度。他们背景相似，都在1980年代初期负笈西游。

　　当时除了公派生，艺术青年出国求学并非易事。茹小凡的第一位太太是加拿大人，因这层关系他才得以离开南京，成为巴黎高等艺术学院少数几名中国“走读生”。选择在法国深造，是因为在南京师范大学主攻油画的他接触过不少法国留学生，他们为他带来了最新的艺术书籍和资讯。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新一轮西学东渐。“从他们那里看到了印象派、抽象派……观念艺术那时候已经开始，我觉得法国挺有意思，而且年轻时看的很多翻译小说都是法国的，莫泊桑、左拉、福楼拜。”

　　当时读到的荒诞派剧本，比如《等待戈多》，对小凡影响巨大。20多年过去，他的作品里至今仍有荒诞派的影子。

　　同样毕业于巴黎高等艺术学院的马克·帝格朗尚，出生在法国萨沃伊省的萨朗什。家乡的小镇没有大型博物馆和像样的画展，少年时代马克看不到原作，只能大量观看名画的印刷复制品——这也许是他后来推崇平面薄层绘画技法的源头。

　　马克的画稀薄而有透明感，雾状的忧伤像塑料薄膜，把人包裹到窒息。他取消了层次、取消了标题，也取消了比例。他把远处和近处叠加在一起，在他的画笔下空间被压扁了，成了半透明的薄片，仿佛叶脉书签。事物的尺寸完全不合逻辑，老鹰比骏马大，女人跟龙舌兰重合。在视觉上他的画仿佛胶卷底片的层层相叠。

　　跟小凡一样，马克也是法国文学的爱好者和受益人，只是他的口味更当代。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和克洛德·西蒙，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给他许多启示。尤其是西蒙曾学习过绘画，他的小说《大酒店》曾尝试把文字和绘画放在一起，整部小说无头无尾，但是每个片断都有声有色。

　　“文学家以词汇来表达思想，而艺术家通过颜料。我喜欢的文学家都是那种捕捉片段感受或瞬间记忆的，我跟他们一样，我们描绘的都是时间流逝中的残片。”马克说，他四处游历，把触动他的景物用相机拍下来，作为原始素材。“我的绘画没有主题，只有图案，那些图案来自不同状态的混合体。拆开，合成，我以一个考古学家的工作方式试图重组。”

　　古法炮制的花儿

　　2004年小凡画了《百花》，“我们这一代的人内心还是有烙印，百花齐放可是我们国家一贯的文艺方针。”他想，百花是最丰富的可能性。他的每一幅花都来自想象，而非现实世界，“它们长得越怪越好，有色彩而无实际内容。花有生殖器的感觉，我把它们的茎杆加粗，很强韧，很有生命力。”这100幅60cm×60cm的画最后被一个韩国收藏家买走，形成了一方花阵。小凡的条件是：要么别买，要买这100朵花一起买走，而且永远不得拆散。

　　《百花》有了下家以后，小凡开始考虑用雕塑的方式表现这些花儿。“小凡热衷于寻找不可被替代和超越的古代工艺，有点像寻找时间机器。”他的多年好友、艺评人张宇凌说。

　　2008年，他找到了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成熟于清朝福建的脱胎漆器法，工艺流程极其繁复：先做泥膜，接着做树脂原型，再做硅胶模，然后一层大漆、一层夏布(苎麻经传统手工艺加工而成的布)地层层涂抹、包裹粘连，再晾干、合封、刮腻修补打磨，喷白色素漆后阴干。每朵花从脱胎到开放，需要3个月的时间。

　　那3个月的最后一周，小凡自己走进工厂，用汽车烤漆晕染，给花儿上色。古法造就的轻盈内核，吸收现代工业汽车漆的火气，花的造型妖冶鲜嫩，“如雏妓一般直接、稚气、凹凸并有艳色。”

　　张宇凌是这些花的第一批观众兼命名人，小凡认可她对文字的理解力，很放心地把命名权交给她。“小凡的花园里阴阳合一……茎上托起的是细粉的猫舌头、初红的石榴泡泡、咬肿的鱼嘴唇，顽皮的羊乳房……”宇凌说，小凡的花儿是恋物癖者的花儿，有丰沛的肉感与生殖力。她的命名方式颇让人莞尔，比如那朵绽放着两颗羊乳头的花儿，她叫它“青梅”。

　　马克·帝格朗尚可没有为作品命名的烦恼，他的画作，一律叫《无题》。

　　“我刻意回避叙述性。我可不想给观众一个题目作为指引，让他们顺着往下想。这很有限，他们想的跟我要表达的也未必一样。我的画偶尔也会有名字，但都是跟画没关系的名字，有点搞笑，仿佛在给画起外号。有一幅叫《水痘》，因为画这幅画的时候我女儿在发水痘。我看到别的艺术家的画就是完整的故事，我并不反对，但我采取的形式不一样。”马克耸耸肩说。

　　人物周刊：马克，在法国你是“后具象主义”的代表人物。所谓的后具象和具象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马克：我想一是在形式上，二是在材料上。20世纪有一种艺术手段叫形式主义，我的绘画就跟形式主义有某种关联。我比较注重形式和结构，但在材料上，我用很稀薄很稀薄的材料，将颜料和情感降低到最小可能性。

　　人物周刊：小凡，我有类似的问题要问你，在2006年，法国《世界报》报道了你的“新波普”，对你而言，新波普跟波普的区别又在何处？

　　茹小凡：波普艺术一直在延续，影响很大。王度一直在做，严培明的作品中也有波普的思想。新波普的范畴很广，是个含糊概念，囊括了波普艺术发展的很多新趋势。

　　可以说法国是波普的源头，但波普在法国的爆发力不如在美国大。美国是一个消费社会，有平民文化的基础，经济也强大，所以讲波普大家都想到美国。安迪·沃霍尔等大师把波普推向了高潮，他们的作品同时也是商品。

　　但新波普并不是由一种思想所引导的，比如我，只是想试着表达人与社会、商品之间的缠绕关系。

　　20世纪以后，人们为商业活着，消费不再仅仅是消费，而成了一种宗教。我想把人跟周围因素的冲突弄得更深一点，这跟波普艺术不太一样。

　　人物周刊：你们为什么选择同场展出？

　　马克：对我来说，我们俩的作品是互补的，他的画更热闹，而我的更冷。小凡的表达比我直接，他的画看上去很具象，都是在关注当下。相似之处是我们都不是在画现实中的具象。我们貌似具象，但所画的具象在现实中都是看不到的。我们画的一匹马、一朵花，都仿佛是梦幻中所得，在画布上呈现出来。

　　茹小凡：是的，这次合作是一次尝试。我认为绘画还是得先有想法才能画得更好，但马克比我更倾向于纯绘画。他很纯粹，一条道走到黑。他是非常特别的艺术家，很有文化底蕴。

　　人物周刊：听说这批画是专门为这次展览画的。你们算是比较高产的艺术家吗？

　　马克：我可不算高产。我画得比较慢，一幅大画要花3到4个礼拜，为了这次展览算是画得快的。一般我会先打一层深色的底再作画，而这批画为了追求更薄更透明的质感，没有打底就直接画了。很多素材来自法国南部的景色，但其实对策展人来说，画哪里其实根本无所谓，我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茹小凡：这批塑料袋和鲜花的画都是为了展览画的。我想画荒诞的热闹。廉价的塑料袋，我们买也是它，扔掉也是它，污染也因为它。花则是一种跟情感关联的消费品。创作的人常常得挑战内心的不自信和灵感的衰竭，我太太最清楚，如果我哪天回家茶饭不思，那就是没画好。

　　人物周刊：中国艺术家在法国的生存现状如何？能融入当地艺术主流吗？

　　茹小凡：法国对艺术的容纳性很强、好奇心也强，崇尚异国情调，博物馆和画展总是人来人往很热闹，都愿意来看一看。但从投资角度看却相当保守，所以法国艺术如果不是因为国家资助的话，可能发展就很局限了。

　　中国艺术家在法国还是比较能融入艺术主流的，但我知道的在美国、德国的中国艺术家80%回国了，他们很难在美国融入主流。中国艺术家参加国际展览数在法国比例最高。法国为艺术家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有艺术家协会，有保险，还可以分配住房、低租金租用。当然，很多在法国的中国画家都用不着政府补助了，因为他们都卖得很好。

　　但这几年回国我很吃惊，国内艺术家的条件好得让人咋舌，价格也高得让人咋舌。我看了很多画家朋友在北京、成都的工作室，太奢华了，难怪那么多在国外的中国艺术家心痒痒地打算回来。

　　我们这一拨在巴黎的常聚会。特别是我们这些年纪大些的，每年春节，不是在严培明家就是在王度家，还有侯翰如、费大为，半夜三更地还要出去喝杯酒。现在反而是我们这些在法国的艺术家市场概念不如北京艺术家强。以前，我们叫年轻艺术家；现在，我们是老的。我是一条平滑曲线，不求大卖，但希望能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