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田加刚

　　□黄守洲 朱翠玲 发自广州

　　2010年1月21日，广东开始电话订购实名制火车票。但仅过了一天，22日，广铁集团即宣布，警方发现了伪造的实名制火车票。

　　火车票实名制是为了遏制“黄牛倒票”，但近日本报记者在广州暗访发现，黄牛猖獗依旧。只要多花100元，在窗口订不到的票，就能轻易从“黄牛”手上购得。而且，明明电话订票时说票已卖完，可只要把身份证号码报给“黄牛”，并交上一笔“手续费”，就能在正规窗口取到车票。为了应对实名制，一些黄牛还改变了原倒票方式，转而开始倒车票订单号。

　　目前，在实名制试点广州火车站，广铁集团增加7000条电话订票线路，加上现有的8000条线路，总数达到15000条，相当于开设了15000个售票窗口。但“一票难求”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缓解。

　　前试点：技术不是难题

　　“火车票实名制”并非新事物。在铁道部试点之前，几个地方铁路局都试行过实名制。而广铁集团2005年实行电话订票以来，60%购票者都需实名登记。

　　2003年4月，“非典”肆虐全国，为防控非典感染，有效追踪患者，火车旅客都需要进行实名登记，上面详细载明身份证、电话、家庭住址等信息。当时，购票无须登记，上车后由列车员进行逐人登记。

　　除非典外，“火车票实名制”多次跟重大事件相关联。200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震惊中外的打砸抢烧事件，5月1日铁道部规定，对进藏列车票实行实名制购买。2009年新中国60华诞前夕，很多铁路局规定，进京乘火车须实名购票。

　　可查到的最早实名制火车票出现在重庆。2003年春运时，为打击票贩子倒票，重庆火车站采取在车票背面填写姓名，再由车站派出所盖章的办法。登车时，旅客持有效证件方可登车。报道说，从2月6日实行实名制以来，许多票贩子都因手中车票卖不掉、退不掉而眼巴巴看着作废。

　　地方铁路局试行实名制购票影响最大的要算厦门。2007年春运期间，厦门火车票销售实行实名制，要求每一个购票者出示身份证复印件，而且一人最多只能买两张票。然而，报道说，它不仅未能有效防止票贩子，却给购票者带来极大的不便。但其对遏制“黄牛”确有作用，据厦门铁路警方统计，2007年春运的头3天，在对36757名旅客进行客票调查时发现，只有28张高价票，而2006年头3天对3773名旅客进行的调查中，就发现498张高价票。厦门的做法很快被铁道部叫停，理由是时机不成熟。

　　此外，2006年，内蒙古赤峰实行火车票实名制即每位旅客在购买卧铺票时，售票人员都要对其票号、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及工作单位进行登记，跟车乘警会随车回访。2006年、2007年，浙江在农民工专列实行火车票实名制。

　　2009年春运，铁道部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实名制争论得如火如荼时，宁波试行火车票实名制。宁波火车站方面表示，实名制购票对保障旅客安全的效果很显著，但成本很高，难以推广，只能是一种应急模式，无法成为常态。宁波火车站在进行临行售票点选址时，因考虑到大运量的需求，将选址落在国际会展中心，每天投入200多名保安和100多名警力维护现场秩序，并在现场搭设了帐篷、流动厕所等各类后勤服务。

　　在广东省，2005年开始推行电话订票。旅客订票后需要持身份证去取票。推行实名制购票后，很多人发现除了火车票上多了一个身份证号码外，并没有更多不同。

　　当年，铁道部和广铁集团公司联合投资1000多万元，研发了一种计算机电话呼叫系统。该系统完全摒弃了人工接听的土办法，一个电话号码可以同时接收来自上百万个方向的呼叫，然后按照优先原则接通电话，最快半分钟订到票。正是由于这一便民方式的推出，那一年现场购票的人数大幅降低，当年即有上百万人免去了排队之苦。广铁集团客运处总工程师肖伟说，由于是新事物，旅客接受起来需要一个过程，加上操作有一定难度，为了大力宣传电话订票，广州铁路部门在2005年春运期间向各大厂企、单位和旅客发出了30多万份电话订票的宣传册。目前，谈起电话订票，在广东省已是家喻户晓。广铁集团下一步准备推行更先进的“网络订票”。

　　在2009年春运，除去团体票和学生票，在剩下不到640万张票中，有355万张是电话预订出去的，这意味着在持票旅客中有近60%的人是通过“身份证”获得火车票的。这种“实名”和当前实名制的区别是，在进站过程中没有复检身份这一道程序。

　　民意未能推动改革

　　自2003年开始，舆论持续呼吁实名制，而铁道部始终保持不为舆论左右、不为民意挟持的姿态，直到2009年“两会”结束，仍是坚称实名制不具备可行性。

　　2006年“两会”期间，一些政协委员在提案中将火车购票实名制作为破解春运买票难、炒票热的首选良方。有委员还在提案中以印度为例，火车是印度人的主要出行方式，可车站上看不见票贩子的身影，其原因就在于印度的火车票上都会印上乘车人的姓名、性别和年龄等内容，旁人无法代替乘车。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却表示，采取车票实名制，无论是买票时查证件，还是进站时验票验证都需要增加周期，可能会导致拥堵，搞实名制必须要查验证件，这不太符合实际情况。

　　2007年春运，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再次表示，实行车票实名制难以达到杜绝倒卖火车票的现象。刘志军说，如果车票采取实名制，在买票、进站等环节上逐人逐票查验对照身份证，那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况且车站工作人员也无法甄别旅客所持身份证的真假，难以达到减少炒票、倒票行为的目的。目前打击倒票行为最现实、最有效的办法，仍是严厉打击票贩子；同时，铁路部门通过加强售票组织和管理，采取送票上门等办法，到厂矿企业和大专院校，把车票直接售给广大农民工和学生，从源头上不给票贩子可乘之机。

　　2008年春运开始前，铁路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对实名制明确表示：“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建议，我们没有考虑实行火车票实名制。”王勇平指出，首先，买不到票主要是因为运力紧张，实名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次，春运期间客流量大，相当拥挤，而实名制将增加很多麻烦的程序，更加繁琐，在高峰时候不容易疏散，不快捷、便利；第三，实行售票实名制，最大目的就是为了打击票贩子。但如果票贩子瞅准了这个“市场”，为了获利，照样有其他渠道炒票。比如制造假身份证、假票据，实名制同样起不了作用。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递交提案要求火车票实名。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在春运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明确表示：“火车购票实名制，目前条件不具备，不可行。”

　　铁路工作人员多对实名制持反对意见。一位曾在铁路检票多年的员工表示，实名制技术上早就不是难题，但火车不像飞机，人流量巨大，单就现在每张火车票上剪洞，1000张票就要提前至少40多分钟检票候车。要是再核对身份证，那得提前几个小时进站了。

　　很多网民认为，倒票的“黄牛党”同各地的铁路局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巨大的利益关联，是铁道部不愿推行实名制的核心原因。

　　“在火车票实名制问题上，民意的持续推动、民意代表的督促，的确起了一定的‘提起议程’的作用，但是，我们切莫高估了这种作用。”评论学者童大焕认为，“真正起作用的，一是自上而下的领导批示，二是地方政府的博弈。”

　　铁道部意外出台实名制

　　2006-2009年春运时，铁道部一再表示“火车票实名制”不具备可行性。但2010年初，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铁道部宣布试点。

　　记者查询铁道部官方网站“铁路新闻”，发现2010年之前的一年时间里，对实名制没有只言片语。1月4日，2010年铁路春节旅客运输工作方案出台，同样没有提到实名制。

　　到了1月8日，铁道部突然表示，今年春运期间将在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和成都铁路局的37座车站试行火车票实名制，目前准备工作已经到位。1月30日及以后的实名制火车票，可凭身份证等20种证件购票，票面增印旅客身份信息，进站需核对。

　　此后，一家门户网站做了一项调查，几天里有超过10万名网友参与投票，其中超过七成网友赞成实名制，并认为铁道部这样做，是民意和舆论双重推动下所为。

　　1月20日，铁道部对为何试行实名制召开新闻发布会，表明这项公共政策是铁道部自身决定的。铁道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高晓兵说，实名制是针对铁路买票难问题提出的。社会公众对实名制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赞成的人认为实名制可以推进铁路的公开和透明，遏制黄牛倒票。不赞成的人认为，实名制不能增加一张票额，反而牺牲了旅客快捷便利的有利条件，也不能解决买票难的问题。铁道部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对实名制问题进行了多方的论证研究，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后，并且对实行实名制的方案、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和准备。因此今年春运期间，选择条件相对比较成熟的部分车站试行实名制。

　　铁路部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也表示：“几年过去了，要求实行实名制的呼声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不断地上升，所以铁道部认为这也有很大的合理成分。”

　　到了2010年1月，在看不出有任何将要试行实名制的迹象时，铁道部突然宣布实名制，有媒体评论铁道部这种做法为“脑筋急转弯”。据测算，2010年我国铁路春运将发送旅客2.1亿人次，较2009年增长9.5%，加上部分地区试行火车票实名制，铁路部门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大幅增加。一些火车站在进站检票环节安排了专门的扫描设备，增加了工作人员数量。

　　实名制的高昂成本，让公众感到吃惊。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表示，此次成都铁路局和广铁集团试点实名制的人员和设备成本为1亿元。实名制将在春运期间试行，能否推广到全国，还需要看试行的情况。他说：“实名制能否杜绝炒票，还是一个问号。”

　　《中国经营报》一则消息指出，实名制火车票的实施，需要数亿元的设备更新来做硬件准备。而此番数亿元的新设备均为铁道部制造。如果将来要扩大至全国，又会是巨额资金的投入，最保守的估计也要有10亿元左右。

　　科学性、合法性追问

　　没有公众参与、没有其他部门参与、铁道部“独家发明”的实名制试行不久，就发现存在大量问题。首先，是“黄牛”倒票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作弊手法层出不穷。其次，是大大增加了工作量。无论是购票还是乘车，都给旅客们带来很多烦恼。为应对巨大人流，广州首次实行异地候车，但旅客须提前4个小时。

　　2010年1月21日上午8点，大批记者聚集到广州火车站旁的流花展馆，见证第一张实名制火车票的售出。8点15分，两个在广州打工7年的表兄弟李建刚和刘超，持着身份证来到取票点，几分钟后，两人分别拿到一张1月30日17时49分从广州到四川资阳的1224次硬卧车票，同时成为拿到实名制火车票的“第一人”。

　　几天后，一个收藏网站发表文章，认为李、刘两人手上的火车票，“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代表着火车票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

　　“事实上任何一张实名制火车票都有收藏价值。”一个报社记者说，“从现在的情形看，推行实名制火车票障碍太多，反对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极可能因疾而终。”(下转A04版)  目前的火车票实名制，仅是实名制实现方式的一种，跟之前的地方车站试行做法不相同，跟之前的很多建议也不同。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委员陈怡霓建议铁路部门参考北京奥运售票的做法，从8月至春运前分段预售春运火车票，以缓解春节前集中售票的巨大压力。同时，全国政协委员黄光苗也在提案中建议，既然是实名订票，一人一票，那么票就应该能提前一个月甚至半年预订，这就不会造成排队、抢拨电话的局面。在票面上写上身份证后4位即可，这样验票程序简单。提倡二代身份证直接刷卡过闸，验票快速。

　　还有其他建议提出，购票、上车、下车都要验票，而其中一个环节验身份证即可，更简便的做法是火车票打上身份证后4位，进站时不必检验，上车后实行抽检。在领票时，可以像打印登机牌一样借助电脑实现自动化。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开发对现在试行的实名制不满，跟他预想的相差甚远，他撰文说：“竟出台一个并不先进、手续繁琐、可操作性更差的办法，为举国上下的乘车旅客添乱，为节日运输添烦，为铁道部自己添工作量，损人不利己，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又增添了新问题。”他指出增加打印身份证、逐人核验、盖章确认都将造成严重问题。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居民身份证法》对警察查验居民身份证尚且有严格的限制和约束，一般企业就更不可能被授权查验居民身份证。1月10日，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正伟向铁道部发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挂号信，请求铁道部公开“推行火车票实名制的法律依据”。董正伟认为，火车票实名制牵涉到公民身份证等证件的使用、查验，铁路运输企业单方要求公民提供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才能购买一张火车票，此举限制了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增加了公民义务。　　还有媒体评论说，火车票的实名制，是又一次立法风险估计不足的产物。实名制实际上是铁道部门在无奈之下应对公众舆论的一种临时措施。只是，这种措施缺乏有效的风险评估，尤其是缺乏成本收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