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防治经济刺激“救血”后遗症

　　当前需认真应对危机的得失，努力提高预防和救治经济危机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仓促应对和下猛药”的政策风险

　　文/韩保江

　　最近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公布了“2009年中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的统计报告，显示2009年我国经济在四万亿“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的强力推动下，农业生产继续稳定发展，粮食实现连续六年增产；工业生产逐季回升，实现利润由大幅下降转为增长；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涉及民生领域的投资增长明显加快；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明显好转；市场销售平稳增长，汽车等新的耐用品消费增长强劲；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价格止跌回升，逐步走出通货紧缩；进出口走势由降转升，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由此，中国经济在世界率先完成了一个漂亮的“V”型反弹，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353亿元，同比增长8.7%，圆满完成了去年初确定的“保八”增长目标。

　　然而，在这种刺激经济计划的漂亮成绩单的背后，也深藏着一些过分追求GDP增速、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救血”后遗症，其副作用有的已开始显现。

　　一是个别地区为了GDP增速，不惜重新让已关停的条钢、小炼焦、小冶炼等“两高一资”企业重新开工，结果使得个别地区环境污染进一步加剧。二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反弹基本上还是靠投资，特别是靠房地产和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的拉动，由此诱致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产业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这些产业供过于求的矛盾。三是一些地区在没有很好预测市场需求前景的情况下，盲目上马煤化工、风电、多晶硅等新项目，往往投产之日就变成产能过剩之时，进而诱发新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四是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各大商业银行争相发放贷款，尽管给实体经济复苏提供了充分的流动性，但也促使大量的资金直接或变相流入股市和房市，从而造成股价和房价过快上涨，诱发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风险增大。五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过度向政府特别是国有企业倾斜，进而对社会资本产生部分“挤出效应”，不仅使得政府财政赤字进一步增加，而且诱使“国进民退”和民营经济发展积极性下降。六是政策过分向基础设施和产业振兴投入倾斜，对民生事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支持不够，投资与消费、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之间的关系仍不合理，从而造成居民收入和职工工资在国民收入和企业收入分配中比重越来越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内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七是刺激经济计划诱使计划审批和行政力量更加强大，导致某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和思维方式的“复归”，用计划经济手段发展市场经济的行为盛行，结果遏制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育，如此等等。

　　当然，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特别是在危机突如其来，我们包括其他国家都没有预期和防备的情况下，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存在一些不足是正常的，因而不能求全责备、怨天尤人，但也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

　　当前最迫切的还不是歌颂成就，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因为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常态”，这次危机过去了，还会有新的经济危机爆发，有的还会发生变异。应该认真总结这次经济危机根源及应对策略的得与失，要认真研究现代经济危机发生的机理和规律，努力提高预防和救治经济危机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仓促应对和下猛药”的政策风险。

　　同时，针对已经发现的刺激经济计划实施过程中的这些“救血”后遗症，积极寻找救治办法。要守住“两高一资”和产能过剩行业的市场准入关，严格限制新的投资立项和项目开工，收紧信贷和土地两道闸门，坚决实行“增量控制”；要加快推进一些产业的企业兼并和重组，最大限度地淘汰高消耗、高污染的落后产能，积极推动“存量整合”；要紧紧扭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关键，着眼长远，努力加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投入，从根本上改变单纯靠拼资源、拼消耗、拼环境、拼廉价劳动力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要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重点，妥善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的关系，注意防止财政资金特别是信贷资金过度盲目流入股市和房市，抑制股价和房价过快上涨而导致的资产泡沫，对于已经高企的股价和房价，要更加注意控制，努力使其真正反映实体经济复苏和居民购买力的真实情况；要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加快调整投资与消费、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所得和劳动所得在国a民收入中的比重，切实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和经济发展内升动力。特别是要加大对医疗、养老、失业保障保险的投入力度，努力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进一步调动老百姓利用储蓄进行消费的积极性。

　　更需要着眼对各项改革的投入，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价格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资金支持，以分担改革成本。只有切实推进上述改革，最终才能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