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

　　省吃俭用，吃一切能吃的苦，因为吃苦吃惯了。但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的农民工，一出生就在改革之后，对城市并不遥远，要么从父母那儿得到很多的信息，甚至礼品，过年带回来的东西，要么在城市里待过一段时间，另外几乎不会种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关注以及希望工程的重要补充，他们基本上初中毕业，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高中毕业，因此有一定的文化。另外，在精神的需求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父母，他们进城就业已经变成了发展型就业，主要为自己。相对来说，没有像父辈那样的更多地考虑在农村的家里头，精神需求又很大，另外对公平格外在意了。

　　主持人：

　　怎么讲，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白岩松：

　　因为当初他们的父辈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是生计型的就业，所以只要是能挣着钱什么苦我都能吃。这种苦包括歧视，包括即使有很多门槛，甚至他认为天经地义的，我好像就是不能有户口，不能有户籍，我好像就是要拿低工资，我好像有的时候就怎么样。

　　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新生代的他天然开始有了一种公平的需求。他觉得，我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有一个数字去显示，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生代里头，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他们对通讯是相当了解的，因此对公平有很高的期待。

　　主持人：

　　对。进城的目的不一样，在打工的过程当中，诉求也不一样，其实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些年已经逐渐地被人们注意到了。这次，第一次写进一号文件当中，你觉得意义在哪里？

　　白岩松：

　　其实大家做一个比较就好了。我们关注“富二代”有多久了？其实由于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关注“富二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真正来关注农民工的二代或者说是三代，几乎就是近两年才刚刚开始。但是相对来说，他们要比“富二代”的人群大得多，跟中国未来的关系来说，似乎又显得更大。比如就已经走出农村进入城市里的新生代的农民工，80、90后就已经一亿人了，一个如此庞大的数字。我觉得为什么要把它写进一号文件呢？我觉得一个人群庞大，一亿人，而且将来还在不断地进入。

　　另外，他们到了有巨大的个人以及需求的时刻，大的三十而立，要结婚，要生孩子，孩子生在哪儿，城市给不给我公平。小的也已经开始进城打工了，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摆在这儿，不关注不行。

　　第三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在一号文件里关注的很多问题，其实都与他们有关，比如说要改善民生，要统筹城乡的一元化，要解决城乡之间的差距，包括消费要扩大等等，都与怎么解决好这批当下最年富力强的农民工，也就是新生代紧密相关，不关注它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主持人：

　　但是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困境。比如说退回到农村，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对那么依恋，那么熟悉了；进入到城市，又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门槛存在在那里，这些困境如何形成？

　　白岩松：

　　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跟他们父辈之间区别最大的也恰恰恐怕就在与此。因为父辈的那些人，因为是生存型的生计在工作，因此他的牵挂都在农村，孩子在那儿，父亲母亲在那儿，因此节衣缩食钱要送回去。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这一代人因为出来的时候就打算自己去发展，因此恐怕相当多的人不打算回去了，前一代基本都要回去，为什么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看到大量返乡农民工，不仅仅是思乡心切。老父亲老母亲等着安慰，孩子等着礼物，也等着钱交下一年学费。

　　但是新的这一代完全不同，有一个数据显示，我们看一下，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属于工人群体，他们已经把前面的“农民”两个字淡化了，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这是一个相关的调查。我们再看下一个，27.4%，超过四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的“客家”，在这儿要住了，四分之一以上的。

　　主持人：

　　诉求非常具体。

　　白岩松：

　　超过二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只要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待多长，取决于干不干。真正再干几年回家，或者想尽快回家加起来只有不到两成，这就是现实。

　　主持人：

　　我们看到了新生活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是有一定的困境的，接下来我们将要探讨的是为他们我们将能做些什么，我们能改变一些什么？稍后《新闻1+1》继续。

　　(播放短片)

　　解说：

　　2008年，沈阳，几个从山东里的青年农民工第一次过平安夜。其中一位说，城里人都喜欢过圣诞节，我们也来赶个时髦。2009年，天津首届建筑业农民工歌手大赛一位来自邢台的23岁小伙子，报名的参赛的曲目是《You are  ready》，一首很流行的奥运歌曲。小伙子说，自己从小就爱听流行歌，生日时他特意买了部MP3，每天收工回到住处，都要听着歌入眠。

　　“每天能去K歌、泡吧、消夜、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叫High。”这是一位90后农民工对幸福生活的解读。另一位因金融危机暂时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则坚定地说，“我们都会出去的，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想念城市的霓虹”。

　　的确，城市的霓虹是每一位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后最先被吸引住的。如果这些东西通过辛勤的劳动是可以得到的话，另外有一些东西却似乎有些遥不可及。两天前，《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农民工二代渴望扎根城市中”，报道了一位名叫邬霞的农民工，在她28岁的生涯中，前14年她在四川老家做留守儿童，后14年一直在深圳打工，如今渴望在深圳安家立业的她遇到的问题是，如果孩子留在深圳读书，没有户口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一般，她担心耽误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上深圳的公立学校，则要交几万元的借读费，而假如把孩子送到回老家读小，又担心孩子重蹈他们的覆辙，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对成长不利。

　　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获得作为一个市民的权利，这就是他们的困局。第一代农民工如此，第二代农民工同样如此，不同的是，农民工二代在行为方式上已经迥异于他们的父辈。

　　去年，两位河南小伙子的惊人之举，让人们见识到了80后农民工维权意识得觉醒。孙中界，在上海打工第二天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名志”；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是在工作过程中患上尘肺病。他们的名字都被新华社选入了“2009热点人物扫描”。

　　事实上，就业、求学、维权的艰难背后都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障碍，尽管一些城市已经尝试着放开了户籍限制，然而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供需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于是，融入城市的渴望也就以不同的面目显示出来。

　　曾在网上火了一阵的湖北80后民工万小刀，他的几篇文章“坚决不娶城市女、做市民不如做农村、农村学生千万别读大学”，极力炮轰城里人。然而，如果跳出这几篇用语极端的文章，仔细阅读他的博客你会发现，这个80后农民工和其他城里的同龄人知道韩寒，甚至海德格尔，熟悉当下各种流行用语，对时代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据了解过的记者说，万小刀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带着复杂的情感来到城市，始终不适应城市，却也始终不肯离开。他用博客炮轰城市人，但面对城市人，他却是自卑的。城市的霓虹和城里人一样，工作、上学有城里的朋友，被城里人尊重，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愿望。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回应着这样的需求。

　　主持人：

　　今天我们节目的标题是非常热切的一个心声“我们要进城！”进城为什么这么难呢？岩松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