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底迪拜

　　尽管迪拜危机让人恐惧，但浙商再次向这个战场发起进攻。迪拜，会成为浙商年夜饭上的美餐吗？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年末，周德文忽然忙起来。

　　他不断接到关于再次投资迪拜的咨询电话。

　　周德文，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有温州商人“娘舅”的称号。

　　之前，关于迪拜的各种消息不断冲撞着浙商们的神经：经济危机下迪拜楼市轰然崩盘，数位浙商投资神话破灭，一夜间偃旗息鼓，打道回国；2009年末，迪拜债务危机爆发，这让迪拜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财富的双重属性——繁荣下的美女与崩盘后的野兽。有报道称，浙商在迪拜的投资损失了50个亿。

　　正在国人为浙商感到焦虑时，周德文反而“非常看好再次投资迪拜”。

　　2010年1月4日，那座举世瞩目的迪拜塔正式落成。几天后，周德文就向媒体透露，一个浙商考察团将在春节期间去迪拜考察投资、抄底楼市。

　　看来，迪拜的生意将是浙商年夜饭不可或缺的菜肴。

　　而周德文已经将这道菜定名为“大有希望”。

　　“别人谨慎，我们贪婪”

　　周德文的手机再一次响起，简单的应付后，他向《中国周刊》记者解释：“今天上午我已经接到了两个电话，都想参与年后迪拜考察团的事情。一个是在上海做生意的浙商，一个是温州的律师。”

　　周德文注意到，报名参加迪拜考察团的浙商中，三分之一是专业的投资公司，另有接近三分之二是实业企业，还有极少部分是以个人名义做投资的浙商。

　　投资公司开始有意介入新一轮迪拜投资，证明了周德文的观点：浙商对于投资迪拜的信心在逐渐生长，现在不失为再次进驻迪拜的好时机。

　　“经济低谷，越是危险，我们越是看好，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反弹，这也正是我们看到的商机。”周德文对自己的这一判断非常自信，他认为在投资方面浙商的眼光是独到的，温商的眼光更是不一样的，“别人谨慎，我们贪婪。”

　　周德文对迪拜之所以如此看好，有他自己的理由：

　　首先，迪拜经济是个新兴的事物。从2000年开始规划建设到现在也不过十年的时间，它的发展上升阶段还没有结束，依旧存在很多商机和生命力。

　　其次，迪拜的经济政策是全世界最优惠的。对于投资者而言，迪拜是一个“免税天堂”，即使深陷经济危机也会很快吸引新一轮投资的运转，盘活当地经济。

　　再次，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迪拜向来敞开大门，几乎不设限制。在迪拜投资赚的钱，不怕拿不出来。

　　还有，在迪拜经商的两万多温商传来的信息是“营业正常”、“损失并不大”。

　　不少浙商认同这个观点。为此，亚洲商务卫视董事长王伟胜也忙了起来，他曾因收购迪拜电视台而一举成名，也是这次迪拜考察团的中间人。他也在应付不断的电话咨询。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现在已经报名的就有二十多位，年后可能会陆续组织几批考察团。”

　　亚洲商务卫视专门开通了向国内介绍迪拜投资的节目，通过节目平台组建了多次迪拜考察团。据亚洲商务卫视报道，在迪拜的浙商共有15万人，总投资金额达到500个亿，其中温州商人2万余人，投资金额50个亿。此次考察团也在第一时间联系到了亚洲商务卫视，两次危机后，浙商对投资迪拜再一次集中起来。

　　迪拜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之后，有媒体报道“温商缩水30个亿”， 对此，周德文不屑一顾，“在两次危机之后，迪拜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温州商人也没有大规模撤回国内，损失也不过是10个亿，并且主要是在房地产投资方面，温商在迪拜的贸易生意依旧运转正常。”

　　一股“抄底迪拜”的热浪，在媒体的聚焦下急剧升温。此时，反馈回国内的信息是，春节期间迪拜的六、七、八星级酒店已基本售完，而年后去迪拜的机票也突然涨了价。

　　不过，对于投资，总是有人叫好，有人泼冷水。伴随抄底迪拜热浪的，还有两股冷风。

　　“黑红榜”的警示

　　一股冷风是来自于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的一份榜单。

　　1月8日，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在“2010浙商投资(中国)最佳城市评选”中首次设立了“2010年浙商投资高危区域”，候选名单中，山西和迪拜榜上有名。媒体将此榜称为“黑红榜”。

　　关于迪拜入围“黑榜”，引起了圈内不小的争论。

　　作为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秘书长，蔡骅曾多次质疑山西煤改，几乎成为“浙商煤老板代言人”。

　　在解释迪拜入榜原因时，蔡骅向《中国周刊》记者举了个例子：“公路上一个地方出了事故，我们就要竖个牌子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出事故了，要小心行驶。2009年，迪拜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让浙商亏损惨重，也可以把它认为是个曾经发生经济事故的地方，提醒大家注意是必要的。”至于2010年迪拜的投资机会有多大，蔡骅并不看好。

　　浙商在迪拜的投资到底缩水了多少？面对公开的10%的数字，蔡骅并不完全相信，“应该是至少10%，甚至15%。”目前，蔡骅正在对自己的会员做这项调查。

　　对于抄底迪拜，蔡骅表现出了更大的谨慎：“山西是政策原因引起的投资危机，迪拜是市场原因引起的投资危机，政策原因可能会随时因政策变化而有很快的变化，但是市场原因引起的危机必须要有一个更长的缓和期。”在蔡骅看来，根据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这个时间不会短。

　　蔡骅不赞同媒体用“黑红榜”来定义他的榜单，“这好像是把迪拜一棒子打死了，说它是危险投资境地，并不是说绝对不可以投资，只是时机问题。”

　　“有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回弹，譬如，2008年中国的房价在降了三成之后，2009年迅速回弹，回升了六成。迪拜政府采取怎样的政策，对接下来迪拜楼市的走向很重要。”蔡骅把迪拜楼市的可能反弹迹象，赌注为政府行为调控。

　　显然，蔡骅对浙商再次投资迪拜的担忧更大一些。他认为，迪拜危机依旧处在下坡过程中，在新的投资模式和投资迹象还没有显现之前，浙商在迪拜的投资还没有找到出路。

　　“2009年，浙商的投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迪拜和山西便是最昂贵的学费。”蔡骅的这一论断，对决意投资迪拜的浙商们更像警钟。

　　冷静的房产商

　　蔡骅敲响的这种警钟，对于准备投资迪拜房地产的浙商来说，并无新意。因为他们是新一轮投资热中最冷静的群体，在以往的搏杀中受伤也最为严重。

　　他们仍在安静地疗伤。相对于部分考察团成员的热情，这恰如另一股冷风，萧瑟而沉静。

　　浙商黄敬之在迪拜有自己的房产中介公司——Orange Star Real Estate。2006年在迪拜做专业的房产生意，黄敬之算得上浙商中投资房产的资深者。迪拜危机损伤最大的是房地产投资商，黄敬之便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几年间，他经历了莫大的狂喜和瞬间崩盘的黑暗。在反复斟酌后，他没有参加年后的迪拜考察团。

　　去迪拜做房地产之前，黄敬之经常出入迪拜，清楚迪拜的房地产发展历程。

　　2000年，迫于石油资源危机，迪拜政府开始发展旅游业，棕榈岛是第一个规划项目。2003年开始，迪拜政府全面开放房地产市场，允许房屋自由买卖。当地华人团体中的 “浙商买房团”开始出现。由于他们在当地有外贸生意，购房主要用于自住兼投资。

　　黄敬之记得，2003年普通居民住房大约在一万元人民币左右，还比较理性。到了2006年，外来资本疯狂进入迪拜，当地政府也制定了更多国外资本流入的优惠政策。一时间，浙商在迪拜陆续成立了近10个房地产公司，开始在迪拜专业经营房地产生意。黄敬之的Orange Star Real Estate专做房屋中介生意。

　　黄敬之的中介公司成立后，“生意好得不得了”。四十多个员工，整天忙得团团转。2007年，更是在黄敬之的联系下，浙江老乡胡凯以2800万美元买下了“上海岛”的开发权，成为华人在当地投资最大的项目之一。

　　2008年中期，迪拜房产在经历了一个高峰之后，轰然崩盘。黄敬之眼看着自己的房屋中介公司业务量一天天减少。“到2008年11月份，业务量已经是零。”

　　12家华人房产公司关门停业。其中，“浙商经营的专业房产公司，全都撤回国内。”

　　黄敬之公司曾经拿下的一块土地目前被搁置。他暂停了在迪拜的所有房产业务，回国休养。迪拜的公司总部仅剩一个人，挂有虚名。

　　听说考察团有抄底迪拜的意向后，他马上联系王伟胜了解情况，尽管王伟胜认为会有一些投资机会存在，但黄敬之还是决定继续观望，对于房产投资，“我个人觉得，有点早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黄敬之对未来丧失希望。

　　作为迪拜危机的受害者，黄敬之肯定了非房产投资的价值，并纠正了媒体报道中的夸大成分：“浙商并没有巨额亏损，做贸易生意、五金生意的几乎没受什么影响，主要是房地产投资受损。又因为在迪拜房产交款政策比较宽松，是分期付款，首付款只需5%或者10%，当迪拜房产崩盘时，浙商纷纷暂停项目，投进去的钱只有10%左右。”

　　他举例说，胡凯的“上海岛”以2800万美元购入，暂停之前只是缴纳了200多万美元，所以被套牢的也就只有这200多万美元。而且，土地还在他的手上。

　　“现在大家都在等待。”等待，将是他年夜饭的主题。他已决定在国内过年，暂且不考虑投资迪拜的事情。

　　那些参加考察团的投资者，其实也在等待。周德文说，报名参加考察团的成员都保持了比较低调的姿态，他们中的所有人都不愿意透露身份，并对外界反复强调“考察为主，投不投资要看心态。”

　　大家等待的都是下一次出手迪拜的机会。

　　迪拜，这个盛产财富神话与噩梦的奢华之地，在这个春节，还能为精明的浙商们提供一场经济盛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