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 打赢对越自卫反击战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陈静

　　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县人。建国后曾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78年2月至1981年2月任国防部长。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即1977年，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党和军队的主心骨。他把整顿、建设军队的工作，托付给了几位老帅。当时，健在的老帅只有4位——85岁的刘伯承、80岁的叶剑英、78岁的聂荣臻和76岁的徐向前。1978年2月，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年轻”的徐向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北京西山“重回”战争岁月

　　1978年10月，徐向前出任国防部长仅仅几个月后，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云南、广西边境打响。

　　战争让人忘记年龄，徐向前仿佛又回到了革命战争的年代。他每天都到位于北京西山的统帅部指挥作战室，亲自参与作战方案的拟定，关注前线战事的进展。他指挥作战时有个习惯，只要前线的枪声一响，就睡不着，吃得也少。当时，77岁的他患有头痛病，经常发作。前线战事正紧时，头痛得实在厉害了，他就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强忍。作战室里的将领们，都以为不爱说话的徐帅在思考问题。秘书和警卫进来发觉他病了，才连忙送上他常吃的药片。

　　徐向前本已戒烟多年，但在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那段时间，由于经常熬到深夜，精神紧张，身体疲劳，他的“烟瘾”又犯了。好几次，他自己没带烟，就吸起了“伸手牌”——找吸烟的将领们要香烟。不过，有时他已经把烟点着了，一看保健医生，不等提醒，就会丢掉。

　　只要是有关作战的事情，徐向前事无巨细，都很关心。一次，听说许多上前线的连队，还和从前一样，让炊事员背上笨重的行军锅。他当即火了：“这怎么行，又费时又费劲，一定要把吃饭的问题解决，当成个课题研究改进！”

　　1979年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徐向前回到家，夫人黄杰开玩笑地对秘书说：“老徐一打仗精神好多了，只怕今后没有那么多的仗打呢。”徐向前听了，哈哈一笑：“失业好嘛，军队失业，可以全力投入经济建设。”

　　不避讳“穷家底”

　　徐向前在很多场合说过，他是世界上年纪最大的国防部长了，希望早一天交班。但当时，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还需要他。

　　1980年3月，邓小平把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徐向前——主持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的精简整编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大大小小会议上，各大军区的将领们围绕军队“消肿”问题，各抒己见，如同一群医生给一个重病号会诊，开出了许多药方。3月11日，徐向前对这些会议作了总结：“在座的都是老同志，60岁以下的不多，但大家都壮心不已，都有一股劲儿……军队现代化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打起仗来军队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搞不好，你来我不来，自己打自己，有东西送不上去，相互联络不上。我现在提出这些问题，有些要做研究，有些也可以做些试验。”

　　作为国防部长，徐向前还要承担繁重的外事工作。1980年8月，他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记者纳西·皮劳斯的采访。很多人担忧，这名记者到过许多国家，爱钻空子，更何况西方总是戴“有色眼镜”看待中国。谁料，徐向前一见到皮劳斯，就对他直言：“我国虽然很大，但人口多，很穷，非常需要有一个长期和平的环境来建设国家。”这种毫不避讳“穷家底”的态度，让皮劳斯很惊讶，也很感动。最后，他问：“我很想听听国防部长对战争持何种态度？”徐向前说：“我们一向主张和平，主张国与国通过协商，平等地解决相互分歧。我们的原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两次发火

　　在国防部长任上，徐向前两次发火的事，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今难忘。

　　一次，徐向前从内参上看到一条消息：在昆明街头，一位残疾军人佩戴着勋章讨饭。这让他十分难过。之前，他已听到不少反映：一些残疾军人的生活条件很差；一些烈士家属得到的抚恤金，还抵不上一头牛的价钱；有些地方的烈士家属甚至领不到抚恤金。每次得知这样的情况时，他总是感到难过。一次他愤怒地说：“战士战死还抵不上一头牛，这是什么政策？”于是，他特意让总参谋长杨得志向中央书记处“提要求”：地方政府一定要安排好残疾军人的工作和生活，建议国务院拨专款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次，徐向前看到一份简报上说，部队的后勤干部反映，他们的工作“低人一等”。他找来后勤部长洪学智，问：“你说后勤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啊？”洪学智是徐向前的老部下，一听徐帅的话，便像当年一样直来直去：“徐帅，我这个部长是挨骂的呀！”

　　徐向前一笑：“有人敢骂，好，说明你还民主嘛。”

　　洪学智又说：“做后勤工作的同志确实感到有点低人一等。”

　　徐向前说：“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你们觉得后勤干部比人低，我看你们还比人家高呢。”

　　此次谈话后不久，徐向前专门开了一次后勤工作会议，做了《后勤工作是决定战争命运的大问题》的讲话。这给了后勤干部们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对老百姓的疾苦，徐向前同样非常关心。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几位来北京开会的大别山区县委书记，特意前来拜访徐帅。徐向前问：“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怎么样？”

　　这一问，顿时让气氛冷了下来。沉默了好长时间后，一位年轻人壮着胆子说：“徐帅，您还记得七里坪吧？”徐向前点点头。他怎么能忘记，那是大别山下黄安县的一个区。在那里，他指挥过黄安战役，还负过伤。

　　“我陪新华社记者到七里坪做过访问。”年轻人接着说，“那里有些人家，每人只有一条裤子，想要洗洗，都没有换的。有一家姓王的，7口人只有6个碗……”

　　“什么？”徐向前站起身，表情凝重地重复着，“7口人只有6个碗？”

　　送走客人后，徐向前再也忍不住了。他立即着手做了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向党中央写了《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建议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派人到井冈山、大别山、陕北等经济落后的老区，进行系列调查，研究尽快改变当地面貌的措施。给中央的报告发出后不久，他的生日到了，家人要给他做寿。徐向前生气地说：“做什么寿啊！不要忘了，有一家7口人只有6个碗呀！”从此，每逢他过生日，家人、工作人员陪他照张相，就算是“祝寿”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徐向前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