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沮丧与狂妄之间

　　——对话莫言

　　一个人无论取得多么令人羡慕的成绩，其实往往建立在不自信的基础上

　　没有罪感的人不会成为善人

　　人物周刊：您目前最关注哪些社会问题？

　　莫言：我现在最关注和生育有关的问题，真的，生育方面存在一些不公道的东西。

　　人物周刊：您姑姑跟您谈过计划生育工作中的痛苦和怀疑吗？

　　莫言：她几乎没和我谈过，当然小说里的人物和她很像。她本人子孙满堂，3个女儿1个儿子，还有孙子，家庭生活很幸福，但我想她内心深处肯定有隐痛。

　　有的人家生了女孩，为了再生一胎就把孩子藏起来，或者假报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但不能你说死了就死了，计生委规定第一必须有接生护士签名，第二得有死去的婴儿尸体为证。我姑姑就从别的地方弄个婴儿尸体，给有关单位搪塞一下。她干过很多这样的事。

　　人物周刊：《蛙》中的蝌蚪，有私欲，也有懦弱的一面。这个形象，有多少自我陈述的成分？

　　莫言：很难量化，但肯定有很多个人生活经验。比如蝌蚪是农村出身，当过兵，从事文学创作，我也在军队里服过役，也是自己在外工作，妻子在农村。

　　然后是计划生育政策，我也在组织的帮助和教育下领取了计划生育证。如果我当时不去想所谓的前途，我应该可以生第二胎，我太太当时是农村户口。正因为我考虑到个人发展，要在部队当更高级的军官，所以没再要第二胎。现在年过半百，反思那段经历，感觉自己是有罪的，不应该那么做。

　　小说里面更尖锐，最后是一个悲惨的结局。蝌蚪想通过生孩子来赎罪、逃避现实。他认为让这个孩子生下来，是对他前妻丧命的一种赎还。但赎罪行为本身构成了新的罪过。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妻子用技术手段让别人代孕，他再把婴儿从代孕者手中夺走，最后使她疯狂。

　　尽管他有许多理由为自己辩解，但我想，到了晚年，他越来越感觉到这种辩解是无力的，不但说服不了别人，也说服不了自己。

　　我不敢说这部作品有什么代表性，但我这次算是直面自己的灵魂。我从前讲过我几个阶段：把好人当坏人写，然后是把坏人当好人写，最后是把自己当罪人写。这本书就是“把自己当罪人写”这个阶段，当然仅仅是围绕“生育”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您曾说，“我对人类的前途满怀忧虑，我盼望着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您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莫言：这不是悲观，反而是一种动力。知道罪赎不完，那就永远抱着罪感生活。

　　一个有罪感的人一定是宽容的人、善良的人；一个没有罪感的人一定是跋扈的人、不善的人。没有罪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善人的。

　　人物周刊：您早年有个短篇就叫《罪过》。

　　莫言：讲一对兄弟，弟弟很受父母喜爱，哥哥不受父母待见。兄弟俩去河堤上玩，弟弟去够荷花，哥哥一闪念间，应该伸手拉弟弟，但他没拉，弟弟淹死了。当然，也可以解释说，他没有来得及反应，犹豫了一下。

　　人物周刊：外界可以对个人行为做出很多解释，但没法对内心一刹那的真正念头给出剖析？

　　莫言：对！我有过很多这样的描写。这一刹那，他明明可以挽救他，在他即便不挽救也不会受到任何指责的情况下。

　　哈代的一篇小说，有个医生，妻子落水了，一般人认为她已经死掉了，但他是医生，知道她还可以救活。虽然他们夫妻关系极其恶劣，他还是把妻子救活了。

　　铁凝的《大浴女》里，主人公的妹妹掉到一个井盖下，她明明可以救妹妹，但她没救。人一念之间的恶，就造成了终身的罪疚。

　　其实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人物周刊：说说您早年的创作环境，那段时光还是挺让您怀念的吧？

　　莫言：是的。80年代那种环境，真是有个写字的地方就可以。我在军艺的时候，4人一个宿舍，每人一张书桌。《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之类的作品，都是在宿舍完成的。旁边的人，有的睡觉，有的说话，有的抽烟，有的会客，你就只好戴个耳机。恰好那个时候产品质量比较高，数量也多，两年时间写了八九十万字。

　　人物周刊：从早期的《红高粱》、《酒国》到后来的《生死疲劳》、目前刚出炉的《蛙》，您不断改变写作手法，不变的是什么？

　　莫言：以善为本的理念。早期向外看，对罪恶的抨击多一些，更多想到的是外部强加的痛苦，想到自己怎么受社会的挤压和别人的伤害。慢慢就向内写了，写我内心深处的恶，尽管没有释放出来。别人对我施加的恶是他们内心深处恶的释放，我慢慢认识到，如果有条件我也是个恶人。于是对坏人也有一种宽容，我要明白为什么恶人这样坏，是什么使他们这么坏。从前写别人，现在写自己，自我审视。

　　人物周刊：您说，“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能否谈谈您是如何把握作品中的性描写的？

　　莫言：应该说，很多严肃作家小说中的性描写比我过分多了。我一直比较克制，而且是用比较文学化的语言，没有赤裸裸地描写器官什么的。

　　饱受争议的《丰乳肥臀》，除了题目比较香艳，很难找到严肃作家作品里都有的性描写。这是文学描写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对作家的考验。如果性描写对塑造人物的形象有用，那没问题；纯粹是生理性的描述和展示，没有别的含义，没有美感，我就反对。

　　人物周刊：在您的作品中，我能感受到您对女性的赞美和同情。

　　莫言：其实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感觉女人比男人伟大，这在我写《丰乳肥臀》时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每逢重大历史关头，女人总是表现得比男人坚强。男人是破坏者，女人是建设者。男人总是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只要有女人，马上就能恢复。《丰乳肥臀》里写母亲，一般人家乡发生了大战都会逃难而去，母亲跟着逃了一段，下决心不逃了——家里就是炮火连天也是自己的家，我们要回家去！别人往外跑，她是逆着人群、冒着炮火回家去。

　　人物周刊：目睹文坛新人渐渐成长、成熟起来，是否会感到某种压力？

　　莫言：时代变了，文学变了。我们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当时也曾有很多文坛老同志对我们的创作表示忧虑：这种东西是我们的文学吗？我非常赞同“80后”、“90后”的年轻人对我们这些老东西、老家伙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就是要超越你们，就是要打倒你们，就是要写得跟你们不一样。如果写得跟莫言、王安忆一样，你就没出路了。

　　最近几年，我也浏览韩寒的博客。他敢于跟大多数人的流行观点唱反调，在无数网民狂热、暴怒的时候，能从另外一个方向思考，说明他确实已经成熟了。我们过去老觉得他是另类，实际上他是当今青年的代表，很多人把他当作榜样。我们将来的国家领导会出现在这群人里。开玩笑地说，再过10年20年，韩寒应该竞选上海市长。

　　克林顿当年是什么样一个人？吹吹萨克斯，唱唱摇滚，甚至还吸大麻，当时美国人哪里会想到这么个人若干年后会成为总统，而且还干了8年！应该说干得还不错，当然缺点是经常犯一点领导干部爱犯的小毛病。

　　作家写作就像母鸡下蛋

　　人物周刊：在您的创作当中，除了亲人和朋友，《检察日报》的工作对您有何帮助？

　　莫言：《检察日报》让我对中国的官场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过去我在军队里，军队当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但它毕竟是个比较独特的群体，相对独立于社会。我在军队呆了22年，对社会不是很了解。后来到了《检察日报》，第一是有了记者身份，第二是报社的联系广阔，使我对中国的官场有了比较深的理解，知道了很多官场内部的规则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在合法与非法中间有一个灰色地带，也知道了执法人员和普通老百姓也有区别。

　　这10年《检察日报》的工作，对我很有帮助，虽然没写出什么法律方面的好作品。

　　我的采访次数很有限，跟一些检察系统的劳模，进行过一些对谈，写过一些报告文学，也到下面基层讲过课。检察系统里也有成群结队的文学爱好者，我帮他们写信、看稿子，比较烦实际上。

　　人物周刊：平时您有记笔记的习惯吗？

　　莫言：我偶尔会记录一些只言片语，就是突然冒出一个非常好的句子就记下来。我有几个乱七八糟的小笔记本，记录这些只言片语，有些梦境中出现的非常精彩的场景也会记下来。

　　人物周刊：您最近做的最惊心动魄的梦是什么内容？

　　莫言：我忘记了，醒来就忘，所以常常凌晨两三点爬起来记。前两天，我梦见了一个我儿时的玩伴，脚上生着蹼膜，在水面奔跑。县体委把他招去参加游泳比赛。后来想到这不符合规则，别人在水里游，你在水上奔跑。给他做手术，结果他就成了一个普通儿童。我想这和《蛙》有关系，蛙就有蹼膜。

　　人物周刊：您有句话我特别喜欢，“人都是有自卑感的，一个永远自信的人不是白痴，就是魔鬼。”

　　莫言：这是我根据个人心境总结出来的。一个人无论取得多么令人羡慕的成绩，实际上往往是建立在不自信的基础上的。可能他在写的过程当中很不自信，写到一半时很自信，写完了以后又不自信了，不断在自信和自卑当中挣扎。

　　我的写作也是这样。构思时总踌躇满志，觉得这太棒了，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品。但拿起笔来就会想，这行吗？咬着牙坚持下去。写完了有时感觉不错，有时感觉很差。推己及人，我想所谓的艺术家、创造者都是这样，包括贝多芬、莫扎特等大音乐家在创造中也往往陷入绝望的状态，感觉才华被耗尽了。如果一个人一直自信，我想这个人不可能从事艺术工作，做政治家或许可以。

　　人物周刊：写作究竟是乐事还是苦差事？

　　莫言：写得顺的时候很乐，写得不顺的时候也很烦，不断在快乐和沮丧之间跳跃。一会儿沮丧得要命，觉得才华耗尽了；一会儿又狂妄得要命：这一段谁能写出来？每天都在起起落落中挣扎。

　　人物周刊：最后您很享受这个过程？

　　莫言：当然，最终完成一部作品还是很享受的。但新的枷锁又马上套在脖子上了。

　　人物周刊：已经有新作的构想了吧？

　　莫言：好几部在交叉。作家写作有时候就像母鸡下蛋。老母鸡意外死了，农民舍不得扔掉，要吃掉它。剖开肚子后，发现它的蛋是排着队的，大的像乒乓球一样，接下来一个比一个小，最后像米粒一样。它肚子里面有一大团卵，成熟一个排出一个，后面一个一个跟着成熟。一个作家的肚子里肯定有几十个故事，他不一定知道哪个先成熟——有几个可能长得差不多大。

　　(实习记者王梦怡对本文亦有贡献，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