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行政化五宗罪
难以想象,一个终日忙于填表、完成工作任务乃至剽窃的教授,有朝一日竟能成为学术大师。而没有学术大师,所谓国际一流大学又从何谈起
文 | 东仁
1月26日上午,温家宝总理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会谈,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其间,温家宝关于大学的两段话被广为传播,一句是:“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另一句是:“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大学功利化”和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都指向同一个病根---大学行政化。而且不光光是此二者,大学行政化堪称如今大学一切问题的总病根。简言之,大学行政化有五宗罪。
其一,大学官场化。
一方面,大学主要领导来源行政化,校长的任命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垄断资源,校长与教育部门官员“交换”频频。我国大学校长的产生,基本上按照党政干部的方式来处理,直接由上级任命,其中“985工程”中的38所国内知名高校还要由中组部直接管理。而教育部的司局级官员直接下派到部属大学当校长更成为一种常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浙江大学校长杨卫等著名高校校长无不担任过教育部司长之职。
另一方面,对应“985工程”的启动,中国高校中开始有了一批副部级干部,现在有31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是副部级,还有专家建议说,要提高大学的地位,应更进一步提高校领导的级别至正部。
大学要自主,首先校长要自主。官员转行当校长也并非全然不可取,但是校长都由行政任命产生,来源单一,尤其缺乏由独立的遴选专家委员会公开选拔产生的渠道,势必助长大学的官本位。
其二,资源分配行政化。
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央各部委掌握着向学校分配资源的权力,为此,大学不得不与地方一样“跑部钱进”,甚至用颁授博士等头衔去换取官员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官老爷”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各级领导都享有“特权”,行政领导往往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这些领导掌握着权力,决定教师拿课题、评职称等各种事宜。九三学社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认为,本应在学术资源分配上发挥主要作用的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者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
其三,评价机制一元化。
一位颇有名望的教育学者表示,这么多年来他虽然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掌声,但是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奖项。而如今的现状是,各种大课题和奖项多为政府所设,得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的学术地位受到认可;得不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如这位学者所言,政府奖励学术本是好事,但是仅以此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则不利于学术自主。
其四,教授人格矮化。
一位在美国留学多年的学者戏称自己为“表格教授”,因为在回国近五年的时间里,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填表上---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单位考核聘任表,等等。这也是行政化使然,因为有多少一级学科,多少研究基地,获得了多少社会科学基金,发表了多少论文,都是学校各级领导的政绩。正是在这样功利性的高压下,我们看到了教授剽窃等人格矮化的怪现状。难以想象,一个终日忙于填表和完成工作任务乃至剽窃的教授,有朝一日竟能成为学术大师。而没有学术大师,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又从何谈起。
其五,学生世故化。
不可想象一个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温总理所说的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学生。就像一位教授所批评的:“现在社会上说学生不正义、圆滑、没原则,只愿意自己过得舒服,这都是大学教会的,学生进门时候不这样,出去时候全会了。”本科生学会了行贿教师换学分,研究生忙于为“老板”做项目而无暇学业,有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事实上,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高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包括制定招生方案、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制定教学计划、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只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些自主权基本上都没有得到落实。大学行政化毫无松动之态,反而在日益强化。
比如近年来由教育部门启动并严格施行的大学教学质量评估,屡屡爆出高校“造假”丑闻。而高校则一肚子委屈,有全国政协委员直指这种细致到大学课件、教案是否规范的评估“劳民伤财,鸡飞狗跳”,“把高校分为三六九等,制约竞争”。
随着政府财力的增长,行政力量对于大学的干预有了更多资源手段,加之市场化的助推,权力与经济结合,在教育领域形成了一个固化的既得利益群体。去行政化成为越来越难以破解的顽疾。
对于高等教育,世界上成熟的经验很多,比如决定资源分配的理事会治理结构、遴选校长的专家委员会制度等等。但是在去行政化之前,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面对已故大家钱学森的痛心诘问,我们该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