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欧钦平

　　这个痛失父亲的孩子说，父亲一生穷苦、“被人欺负”，没有文化是一个重要原因。“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对他自己意味深重。

　　一年半过去了，王彪一闭眼就能想起的，还是父亲躺在殡仪馆的样子。

　　他满脸沙子，义眼都被打掉了，全身多处骨折，胳膊、腿被拧成了麻花……

　　2009年12月17日，3名打人者分别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5年及12年有期徒刑。

　　可那份长达20页的判决书还是没能解开王彪心中的诸多疑惑：这几个和父亲素不相识的农民工，为什么要致父亲于死地？他们是否受人指使？如果是，幕后黑手又是谁？

　　他试图从那些不太好懂的司法文书之外寻找线索，以建立自己对事情真相的理解。然而对于一个不满20岁的高中学生，这样的努力是困难的。

　　世事、人情的复杂程度远在他的理解力之外，而且，这一年多以来，一直有人在做另一种努力：给他钱，堵他嘴。

　　被“强拆”的家

　　从北京市密云县城区往西北约2公里，是有着600多户人家的密云镇李各庄村。在村子的东北角，有两片长满杂草的废墟，依稀还能看出一点农家院落的影子。

　　这，就是王彪曾经生活了18年的家。

　　这个家，毁于2008年4月30日深夜。

　　在此之前，王彪之父王再英曾因拆迁问题和村领导及拆迁公司有过长达1年多的谈判、抗争。

　　李各庄的旧村改造拆迁工程始于2005年，按照村支书张玉良的设想，全村原有房屋将全部拆迁，村民拿到补偿款后可购买村里新建的楼房。腾退出来的宅基地，则将用于搞开发。

　　其实早在2003年，张玉良就请来建筑公司在村里搞起开发，在村子南部，100多栋别墅“像小蘑菇一样从村口的农田里冒了出来”。这些未批先建的小产权房，2003年仅售30万元一套，2006年涨至100多万元仍十分抢手。

　　进入2007年，村里的拆迁工程开始受阻，眼看房价水涨船高，部分村民不愿再按原来的补偿标准进行拆迁，独眼鳏居的王再英便是其中之一。

　　据王彪介绍，他家两个院子共9间平房，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因为其中一个院子的宅基地未获批准，补偿款一分钱没有。在和张玉良及治保主任王守才谈过多次之后，另一个院子的补偿款才涨到十二三万元，他父亲一直不同意拆迁：“那点钱只够在村里买一套两居室，连装修的钱都没有，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2008年年初，村领导经研究决定，请拆迁公司进村协助拆迁。当年3月，密云镇属企业檀州房地产开发公司拆迁科长郭生全进驻李各庄，负责对王再英等7名“钉子户”做工作。

　　在和这些拒绝拆迁的村民交流多次之后，郭生全发现协调工作并不好做。

　　“不行就找人来村里转悠转悠，吓唬吓唬老百姓，他们一害怕，也许就签了。”郭生全和张玉良一合计，决定依此行事。

　　随后，郭生全找到黑龙江籍无业人员李艳静，李艳静又找来当地人项卫华，“我给李艳静打完电话第二天，他就找了几个人来村里转悠。”郭生全在法庭受审时说。

　　2008年7月，多名村民曾向记者描述他们所见的这些年轻男子：统一剃光头、着黑衣、持镐把，整天在村里“转悠”。

　　后经郭生全授意，李艳静、项卫华等人多次对7名拆迁户采取砸玻璃、掀房顶、扒门楼、断水电等手段。在此情况下，有4户村民同意拆迁，但王再英等3户仍不答应。

　　2008年4月下旬，王家及附近数户村民再次遭遇断水断电，王再英被迫带着儿子和半身不遂的七旬老母，搬到他在村里租的一个蔬菜大棚栖身。

　　4月30日深夜，郭生全再次授意李艳静找人，开着铲车将王再英家两处房屋推倒。

　　在郭生全之外，该村治保主任王守才也指使村民董金武等人，以类似手段对村民马某和田某施压。

　　法院裁定郭生全、王守才等5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鉴于他们“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悔罪表现”，全部宣告缓刑。

　　王彪说，从他家房屋多次遭到损毁及至被推倒，父亲每次都有报警，还曾多次向市长热线等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直到自己被殴打致死，他也没能等到只言片语的答复。

　　父亲惨死

　　44岁的王再英是在自家房屋被毁两个月后遭遇人亡惨剧的。

　　两院房屋被强行推倒后，王再英仍不妥协，他白天在蔬菜大棚干活、睡觉，晚上则在废墟附近露天守候。多名村民称，不管刮风下雨，王再英每晚都寸步不离地守在废墟附近，困了就在人家墙根底下迷糊一会儿。

　　“即便不被打死，他也会被拖死。”附近一村民说。

　　这样的坚持，成了李各庄拆迁进程中的一个大麻烦。一个多月后，村支书张玉良决定采取行动。

　　检察官在法庭上宣读了张玉良的如下证词：“王再英死前6天，规划局来放线，王守才说王再英家的废料还是碍事，我就让他找人来清理。7月2日凌晨4点多，有人给我打电话，说王再英死了。”

　　据王守才向法庭供述，张玉良跟他交代此事一两天后，他找到董金武，让他找人去办，说好事成给3000元。

　　王守才称之后的事情他就没怎么过问了，但该村联防员王某的证词显示，7月1日晚及次日凌晨1时许，王守才曾两次派他专程前去打探王再英的行踪。

　　接到王守才的“指示”后，董金武找到长年在密云干拆迁的河南籍农民工高进忠，让他找人去清理王再英家的房屋废墟。

　　从董金武那里接下这单活计后，40岁的高进忠通过同村的高世锋，辗转找到同乡翟少伟、李变京、王二涛等6人深夜聚集，乘坐一辆面包车进村干活。

　　法院审理认定，2008年7月2日凌晨1时许，高进忠等人前去清理王再英家房屋废墟时，遭到王再英阻拦，后翟少伟、李变京按照高进忠事先的指使，伙同王二涛(在逃)等人分别持撬棍、砖头等物，对王再英的头面部、四肢部、躯干部等处进行殴打，致王再英颅脑损伤合并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

　　高进忠的辩护人韩永廷表示，在清理王再英家房屋废墟这一事实过程中，张玉良为决策者，王守才为具体实施者，董金武则在王守才和高进忠之间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高进忠只是一个传达者。

　　“高进忠的上面有董金武，董金武的上边有王守才，王守才的上边有张玉良，高进忠的下边还有高世锋，为什么单单认定高进忠有罪？”韩永廷问道。

　　检察官对此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玉良、王守才、董金武有指使他人打人的情节，因此未对他们提出指控。

　　法院一审判处高进忠、翟少伟、李变京均构成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3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15年和12年。法院同时判处3人连带赔偿王彪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6万余元。

　　王彪至今清楚地记得7月1日晚上最后一次和父亲聊天时的情景：事发前几个小时，大约晚上9点多，他从学校下晚自习回家，特意去看了看父亲，当时父亲就在附近一幢楼房的墙角蹲着，他想多陪父亲聊一会儿，父亲却催他早点回蔬菜大棚睡觉。走远了他还特意回头看了一眼，只见父亲还在那个墙角蹲着。

　　他很后悔那天晚上没有一直陪着父亲，如果那样父亲也许就不会死。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和他一起被打死。”王彪说。

　　80万元的“救助款”

　　从父亲去世到法院一审宣判，王彪等了一年半。他说这段日子很难熬，他很期盼那些杀人者尽早接受审判、得到惩罚，可他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判决结果。

　　同学们都可以安安心心地坐在教室里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做着准备，他却不得不经常请假去跑公、检、法，从密云到城里来回得四五个小时，他不知跑了多少趟。

　　2009年12月18日上午，看完判决书的那一刻，平日总是强颜欢笑说“我没事”的王彪泪流满面。

　　这个判决结果，与他对事情的理解相去甚远。

　　当天下午，王彪向法院提起上诉，他的上诉意见共计三点——

　　他家两院房屋被强拆，父亲被人殴打致死，村支书张玉良、治保主任王守才均难逃干系，现在却未被追究责任；父亲离世后他形同孤儿，法院判决高进忠等3人赔偿他各项损失26万余元，这不足以弥补他的损失；他家两院房屋被强拆，警方只认定了其中一院房屋且低估其损失，另一院房屋被遗漏，这不仅会对郭生全等人的定罪量刑造成影响，同时也造成他家房屋的损失无法获得合理赔偿。

　　王彪还以同样理由向检察院申请抗诉。另据了解，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的高进忠也已经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已移送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官司还要打下去，王彪就注定必须继续忍受煎熬。

　　一度没有律师愿意接手此案，他就赶鸭子上架自己学着写诉状。他有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更别说花钱请律师。直到2010年1月19日，一位知名刑辩律师被王彪的事迹触动，答应免费为他代理此案，这才救了他的急。

　　王彪不知道官司继续打下去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可是法庭之外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相信，事情的真相可能比判决书上认定的内容来得复杂。

　　2008年8月，事发一个多月后，和王家沾亲带故的村民罗某找到王彪，说村里看他可怜，可以替他“向民政部门申请一笔救助款”，大概80万元，条件是要求他“不再追究村领导责任”。罗某表示此处所称“村领导”，即指村支书张玉良。王彪没有答应。

　　同年10月，王彪向罗某约谈此事，罗某与村民黄某来到学校附近与王彪面谈。黄某称自己受村领导委托“协调”此事。但是这一次，“救助款”降为50万元。

　　“给你钱必然得有说头，让你写‘我不追究大队领导责任’。至于打你爸爸那几个人，法院该怎么判怎么判。”黄某向王彪直言，给钱就是要“堵你嘴”。

　　王彪还是没有答应，并保留了一段约30分钟的三人谈话录音，他将这份谈话录音提供给了公、检、法三方。

　　2009年6月，罗某再次给王彪打电话，说想见面聊聊，被王彪拒绝了。

　　80万也好，50万也好，对于现在的王彪而言都是一笔“巨款”，要不要这个钱，他其实有过犹豫。不少人跟他说，这样的钱不要白不要，钱到手之后该干嘛还干嘛。

　　但他最后还是拒绝了，父亲的遗体至今保存在殡仪馆里未能入土为安，他说自己不能要这个钱，他不能这么“稀里糊涂”让事情过去，他要为父亲的死讨个说法。

　　现在除了村委会每月给的500元生活费，王彪再无经济来源。他在蔬菜大棚住了将近两年了，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冬冷夏热，周边脏乱湿臭，他只好尽量住在学校，或者去同学、朋友家蹭一两个晚上。

　　他说自从父亲出事后自己的神经变得十分敏感脆弱，一个人睡觉很不安稳，外边稍有一点动静就会被惊醒。

　　为父亲而活

　　父亲去世后王彪曾说，自己现在就为父亲而活：“吃饭为了我爸，睡觉为了我爸，好好学习也是为了我爸。”

　　其实严格说来，王再英并非一个好父亲。

　　五六岁的时候，王再英的一只眼睛因病失明。没读多少书，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好不容易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养鸡场，却因技术不行赔个精光，最后还欠下两万多元外债。之后只好在村里租用一个蔬菜大棚，一边种地一边拉板车勉强糊口。

　　身体的残疾和生活的艰辛让这个身无长技的男人郁郁寡欢、脾气暴躁，对妻子和儿女拳脚相加的情形并不鲜见，最终妻子不堪忍受离他而去，一年后，女儿亦追随母亲而去，只有少不更事的王彪留了下来。

　　即便留在父亲身边，王彪说他其实是奶奶拉扯大的，在很长时间里，他和父亲几乎没什么交流。

　　这种情形的改变，发生在保卫房子的过程中。

　　2008年4月初的一天，王彪和父亲回家，发现房屋后墙被人砸了一个洞，那天下着雨，家具、电器都被淋坏了。

　　父子俩连夜冒雨补墙，忙乱栖惶中，他第一次有了和父亲相依为命的感觉，他告诉父亲：“无论怎样，我都和你在一起。”

　　然而这种感觉没能维持多久，房屋被拆后，家没了。王再英白天干活，晚上去看守废墟，王彪每天难得见父亲一面。

　　又过了两个月，父亲惨死村头。

　　父亲的死对于当时刚刚年满18岁的王彪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今年6月，他将面临另一场大考。现就读于北师大密云实验中学的他，即将中学毕业参加高考。

　　据他高二时的班主任刘老师介绍，王彪原本成绩不错，高一时经常在班里考第一，父亲出事后受到很大影响，经常请假落下不少课程，成绩因此有所波动，进入高三后势头有所回升，目前在全年级处于中上水平，“这孩子很聪明，潜质好，也很用功，按现在的成绩考个本科没问题。”

　　从高一到高二，王彪一直担任班长，高三后改任体育委员，“前两年我都是县级‘优干’，再拿一年‘优干’高考能加6分。”对于半年后的考试，王彪信心十足。

　　不过他还是不敢有丝毫放松。高三课程排得很满，每周只有一天休息，王彪却宁愿一天都不休。其他同学晚自习上到9点、10点就走了，他每天都要学到11点以后，经常最后一个离开教室。

　　在此次放寒假前，王彪联系了几位老师，准备利用假期补补课，可是补课的费用成了一个难题，村委会不愿为他掏这笔钱，找到密云镇政府，还是没有结果，“我只好跟老师说课先上着，等我今后有钱了再交补课费。”

　　他说父亲一生穷苦、“被人欺负”，没有文化是一个重要原因，“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对他自己意味深重。

　　另一个让他不敢懈怠的原因是，今年高考“放榜”的日子，应该与父亲的两周年忌日相去不远。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0年2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