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对于中国足协前掌门南勇来说，也许注定是一个难忘的日子。1975年的这一天，他在和龙市举行的延边儿童速滑比赛中，在1000米项目中打破了延边州大会纪录，从此一“滑”成名。35年后，2010年的1月15日，他在国家体育总局被警方带走。至此，从2009年岁末开始的中国足坛反赌扫黑的震荡，进入了最高潮。

　　就在南勇被带走一周后的1月22日，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原水上中心主任韦迪接任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2月2日，韦迪“高调”亮相，这位新掌门表示，尽管困难重重，但中国足球既有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又有广大民众的持续关注，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是有希望的：“我的目标很实际，男子在亚洲重新回到上游，女子回到世界前列。”

　　尽管韦迪对未来中国足坛的发展持有谨慎的信心，但面对在过去的几年里不断下滑的足球排名和足坛层出不穷的问题，这次的足坛换将和轰轰烈烈的反赌扫黑“地震”能否真的挽救中国足球呢？《环球》杂志就此问题，采访了几位足球界知名专家：

　　卢元镇：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张路：足球评论员

　　汪大昭：中国足球协会新闻委员会常委

　　马德兴：体坛网总编辑、《体坛周报》副总编辑

　　“地震”能否挽救中国足球

　　《环球》杂志记者/乐艳娜  实习记者/谢丹凌

　　反赌扫黑，触及本质还是“皮毛”？

　　卢元镇：

　　此次反赌扫黑的大动作不仅涉及到了中国足球的根基，还触及到了中国竞技体育的根本。足球问题是中国竞技体育存在问题的集中表现。足球的问题并不是源于一个人，它的祸根在于体制。

　　毋庸置疑，这次公安部的一系列动作是对整个足球乃至中国竞技体育长期封闭系统的一次巨大冲击。中国竞技体育全封闭的系统环境使它不思改革，并因此形成了强大的部门利益。当年中国足球屡战屡败，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它被推向了市场，其实我们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将一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毫无优势可言的项目与世界最先进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融合，必然问题百出，后果不堪设想。再加上中国足球不具备彻底进入市场机制的条件，因此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试图运转市场经济的机制，球踢不好不说，最后必然会酝酿贪腐。我希望此次行动能让体育界的最高当局反思中国足球的体制问题。

　　张路：

　　此次一系列大动作可以解决中国足球的部分问题，净化赛场的不良风气，但是如果想提高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仅仅这么做还是远远不够的。

　　反赌扫黑可以有力地制止恶劣的赛场风气和环境，可以使“假赌黑”的问题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中国的足球环境将变得纯净，广大的球迷对足球、对足球比赛的信任度和关注度会逐步提高，中国足球也将获得更好的前进动力。此外，赞助商也会更加积极地支持足球事业。

　　然而，对体育界来说，有问题的不仅仅是中国足球，其他的项目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漏洞，足球的反赌扫黑对于其他的项目可以起到警示和借鉴的作用，其他体育项目可以借着此次“东风”进行自身整顿，这样体育界的整体风气都会得到扭转，对整个社会起到很好的示范引导作用。

　　汪大昭：

　　此次足坛“大地震”所触及的既不是“标”也不是“本”，它只是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在足球圈子里的一种反映，实际上社会上还有其他很多问题，都会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呈现在足球等一些体育项目里。总之，这不是足球自身的事。

　　此次行动给体育界造成的巨大影响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即教育。它可以为体育界那些干了坏事儿、目前还未暴露的人，或者怀揣着干坏事儿的念头、至今还未找准机会下手的人拉响警钟。

　　马德兴：

　　此次所谓的大动作只触及到了中国足球的“皮毛”。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是赌球，它严重影响了足球的正常运行。然而，感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相关部门公布关于逮捕赌球庄家的消息。南勇、杨一民的问题并不是赌球，他们身上所折射的是腐败问题，这是两个概念，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出中国足球存在问题的症结。所谓“扫黑”，黑指的是黑势力，即操纵足球比赛的幕后黑手，而“反赌”不能简单地被归入“扫黑”的行列，“反赌”与“扫黑”是独立的两个阶段，那么现在连第一阶段“反赌”中的“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诠释，那么如何能保证今后的中超联赛不会重蹈覆辙？

　　我们需要反问的是，究竟谁充当了南勇等人的保护伞？如果有关部门仅仅只查到南、杨这一级别的官员，我觉得是无法服众的。近年来中国足协贯行的政策并不源于南、杨等人的突发奇想，他们仅仅只是政策的执行者。近来有人称查赌查黑行动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充其量只是阶段性的成果，可谓有所突破或有所成就。但距离终极目标，即反赌扫黑或是反腐，还差得很远。这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根本称不上所谓的重大突破。

　　市场足球还是行政足球？

　　从改革之日起，足坛便存在着关于“举国体制”和“职业体制”的争论。此次足坛反赌扫黑的“大地震”，使人们又一次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体制，中国足球是否会退回“举国体制”？

　　卢元镇：

　　我很担心足球又回到“举国体制”。现有材料表明，此次改革仅仅局限在足球范围之内，而且总的趋势是退回到“举国体制”。所谓“举国体制”，即政府出资，政府插手，用纳税人的钱养活体育。现在圈子内有一种说法：中国凡是搞职业体制，都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因此所有职业化项目都要统统退回“举国体制”。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大势摆在眼前，能退得回去吗？因此，“逆向而动”必然是不可取的。

　　此外，为什么其他国家的足球就能走上正常的轨道，不仅能盈利，能养活很多人，还能够支持慈善事业。而中国足球非但赚不了钱，还要靠政府养着，而且还不断地出事。这实在是一个怪圈。在中国，只要体育部门一出问题，第一步是监管，接下来就是政府介入，因此中国足协的专职副主席像走马灯似地替换。因此，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中国足球所经历的改革并不彻底，没有彻底地迈入市场的轨道。

　　汪大昭：

　　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职业体制引起的。中国足球的改革始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度到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足球改革的背景和根源。目前，足球比赛公认的体制是职业化，中国足球至少现在形式上已经达到了职业化，只是内容上需要填充很多缺失的部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足球已经从计划经济下的举国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职业体制，这就是根本，将来再大的改革都不会触及这个根本。如今，中国足球出了问题，国际足联只是表示关注，没有其他的表态和评论。但是一旦中国足球宣布不再搞职业化了，退回到政府主导的行政足球，那国际足联的反应将不会仅仅是“关注”这么简单。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体育项目总会有一些沉渣泛起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职业体制让中国足球伤痕累累，只是原来改革的步子迈得太飘，其间混杂着许多很虚甚至泡沫的因素，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下点功夫把改革里的空洞填实，清除趁机混进改革之中的糟粕，最终建立起一种防火墙体制。

　　马德兴：

　　没有比较这两个制度利弊的必要。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然而问题在于面对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并没有认真地做总结，而是天真地把它归为究竟是举国体制好还是职业体制好。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不可能只有利没有弊。但是有些人总喜欢把一个制度的利和另一个制度的弊相比较，这就是问题所在。因此近些年来，关于究竟是举国体制好还是职业化体制好的讨论不绝于耳，这实际上已经远远偏离了问题的中心。

　　张路：

　　体育项目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进行两种体制并行的“双轨制”。当年体育运动委员会将足球作为一个改革的试点和突破口，具有示范性的意义。足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将来都会逐渐体现到其他项目之中。当然，我主要指的是具有市场开发价值的项目，这部分项目可能也会步足球改革的后尘，逐渐进入职业化发展的轨道，同时它们也可以借鉴足球改革中遇到的问题，避免走中国足球的弯路，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和试点还是很有探索价值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体育项目不具备市场开发的价值和可能条件，这些小众项目应该在奥运体制或者举国体制的管理下自成体系。因此，运动项目应该被分成两块，不要在肯定一块的同时否定另一块，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错误。现在有几种说法，要么强调举国体制否定职业体制，要么强调职业体制否定举国体制，其实二者不应该混淆，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特长，“双轨制”应该并行不悖。

　　挽救中国足球，还需要做什么？

　　卢元镇：

　　需要成立一个真正的足球协会。现在的足协，更像是一个莫名奇妙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管理中心”，它无所不能，它既可以代行政府职权，又可以参与商业机密。如果真正想组建一个协会，就应该大量地将足球界元老、权威、活跃在第一线的人才吸引进来，中国足协需要的不是空降部队。

　　很多人都知道，南勇曾是延边体校一名速滑健儿，韦迪是原国家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这些高层完全从头开始，必然会显得无所适从。此外，既然是协会，就应该按照社团法及有关社团的条例，制订章程，自行选举，这样一来，如果出了事，政府也可以不担责任。政府可以监管，可以处分，可以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超脱地处理相应问题。

　　张路：

　　更主要的是扩大足球人口，在儿童中广泛普及足球教育，这样做有助于高水平人才的涌现，提高足球的整体水平。净化赛场环境和在青少年中普及足球教育都是解决问题的“本”，二者同等重要。现在是查赌查黑，接下来就应该建立更加完善的管理体制，然后在年龄7到12岁的儿童中广泛普及足球教育，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足球运动。

　　足球必须是一个真实的运动，才能够取信于观众，取信于球迷。如果比赛是虚假的，那就是在欺骗、愚弄观众和社会，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假如足球比赛本身演变成违法欺骗行为，这就从根本上就改变了足球的本质，那么足球就没有生存的意义。因此，虚假欺诈行为是一个根本问题，必须彻底解决。失去公信力和丧失观众群的足球只能自取灭亡。

　　汪大昭：

　　足球的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全社会都应该加强自律。目前中国足球所涌现的问题都源于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它们并不是足球独有的，也不是足球自身衍生的问题。比如说，执法部门依法逮捕一名贪官，而他恰好是足球协会里的工作人员或是官员，这只能是一个巧合；如果他从事的不是足球而是别的行业，他该成为另一个行业里的贪官。比如南勇，他是个足协高层管理人员，由于他的贪腐就显得足球很糟糕，其实别的地方照样有这种糟糕的事。所以说足球的问题是全社会的事情，如果全社会站在一旁看足球的乐子，那后果不堪设想。

　　马德兴：

　　如果我们真的要治理足球，就应该为足球立法。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如果没有法律的有效保障，一切都是空谈。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经济方面取得伟大的成就，那么我们需要看看这些年来在经济领域制订了多少法律法规。但到目前为止，在中国任何一部法律里都找不出与足球有关的任何条例。所以，中国足球是“无法无天”的，已经成为了中国法律的真空地带。不管国家公布了多少规定和规范，它们也只是行业内的东西，无法上升到法律的层面。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也已经远远过时了。

　　我们现在都在谈欧美、日韩足球如何发展，我们都忽略了一点，欧美也好，日韩也好，它们都在国家法律层面上制订了行业规范。比如西班牙的皇家法典就明确规定，西甲联赛职业运动员的社会福利、保险以及最低工资标准等等。然而在中国，一名职业运动员的工资是2000元一个月，这合理吗？这如何能保证中国足球健康地发展？发展不是口号，我们必须让足球有法可依。

　　韦迪：中国足球的六大问题

　　2月2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中心主任韦迪在其第一次媒体见面会上分析了中国足球目前存在的六大问题：职业足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严重滞后；职业联赛秩序和行业风气存在严重问题；青少年急剧萎缩，人才极度匮乏；从业人员思想道德亟待加强；国字号队伍的水平不断下滑；足协自身建设既有能力问题，也有水平问题，更有作风问题。

　　他表示，他上任后要狠抓三条主线和一条辅线。三条主线是指，职业化的道路要坚定不移；大力抓好青少年；切实提高国字号水平。辅线则是抓好足协队伍建设。“我承认我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因为任何一个项目要有本质性变化，五年时间来不及。但是我愿意在五年来尽我的努力多做些实事。”

　　来源：2010年2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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