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你回家 他们的春节故事】代课教师李建新：我不是村里最穷的人了

　　2009年，前代课教师李建新彻底摆脱了“村子里最穷的人”的形象。在过去一年，李家迎来了两件喜事，一是家里住了三十多年的土坯房终于换成了砖瓦房，二是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念书的大儿子李自龙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

　　临近儿子春节放假回家，李建新和妻子忙着把老房子里的家什搬入新家。新家占地32平方米，花费4万多元，眼下暂时没余钱装修，室内的墙还裸着红砖。家什实在太简陋，一台25英寸旧彩电、一张老饭桌、一张斑驳的方形写字台，在还散发着水泥与粉尘气息的新房里，显得突兀。

　　写字台在甘肃渭源农村里是耕读身份的象征。在1981～2005年间，李建新一天又一天，重复着简单而贫困的生活。作为渭源县会川镇罗家磨村福和希望小学一名代课教师，李建新每个月都按时到校财务处，接过会计悄悄塞来的40块钱。这是他的月薪，仅相当于公办教师的零头。

　　他是当时甘肃省农村3.2万代课教师中的一员，这些被称为“农村里最穷的人”，占农村小学教师的28.2%。

　　2005年，经南方周末报道甘肃代课教师的清苦现状，引起热烈反响后，李建新与同事的月薪曾被提高到120元。“美好”时光很快被教育部清退代课教师的政策终结，同年，清退代课教师行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2008年9月份，李建新正式接到“清退”通知，以及800元的一次性补偿。这是被清退的代课教师中拿到的最高补偿，是为了照顾教龄在20年以上的老教师。李建新没有像大多数代课教师一样外出打工，做建筑工人或维修电器，在他心中，这和“清退”的说法一样，有辱斯文。

　　他重新返回土地，做起了农民。李家有12亩地，过去二十几年，全由妻子一人打理，每年除了一家温饱，还能卖1000多块钱。在丈夫的加入下，夫妇俩分季节精心种上了小麦、大豆、洋芋、油菜和当归，2009年地里收成卖了四千多元，是迄今李家收入最高的一年。

　　李建新还是想当老师，平时有事没事，就回学校转一圈。有时在路上拦车到镇上，遇到坚决不收车钱的学生，李建新会格外高兴，然后坚决给钱。

　　他时常感慨个人命运的不公，却从没怀疑读书的意义。这两年，他将精力和期望全投在儿女身上。2006年，儿子李自龙考上复旦大学，李建新在村里摆了六十多桌酒席，席间，他喝得大醉，边喝边哭，妻子忙过来解释，老李是太高兴了。

　　李自龙上大学后，其生活费及其父母一直得到几位热心人士的资助，这使得李家的经济负担大为减少。过去四年，李自龙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他渐渐发现，除了入学成绩彼此接近，自己与大城市出来的同学存在不少差距，比如英语口语不好，除了学习好没其他爱好与特长。这正是渭源县及素有“状元县”之称的甘肃会宁县走出的尖子生们的共同特质，在经济条件、教育资源与录取比例极其有限的环境中，将全部时间与精力都用于冲刺高考，是他们改变自己及家庭命运的惟一选择。

　　2009年李建新也有不小的遗憾，平时在年级成绩保持前三名的女儿李自奋高考失利，差几分与北京邮电大学失之交臂。李建新坚决支持女儿重读，并且听从儿子的建议，下一年还报北京或上海的名校，理由是，“目前全中国最优质的资源都集中在这两座城市”。

　　李建新对于“资源”说颇有感触，在渭源县这样天干地瘠之地，毫无资源可言，想有好的出路，只能往外走。

　　这几天，渭源县外出打工的前代课教师们陆续返乡过年，李建新在街上看到一些昔日的同事，身形已被沉重的体力劳动压得与普通农民工无二，“很难想象他们以前曾是'灵魂的工程师'”。

　　这个队伍随着2009年更大规模的代课教师清退潮，还将日益扩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为新闻人物的李建新那般幸运，他们鲜有受到资助，只能靠自己的双手经营被清退后更为惨淡的人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选择外出打工，但未必获得更高的收入。

　　儿子回家前两天，李建新宰了一头猪，意外遇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前同事，外出打工既无体力也无技能，只好买了套工具上街卖爆米花，气罐换了两次都是坏的，无端耗去两三百块钱。那天，他赚了5块钱，还是在气罐漏气后，路人看急得满头大汗的他实在可怜，仍旧买下了未膨胀开的玉米粒。

　　“劫人救母”重庆兄弟：戴着“镣铐”，回到起点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周皓

　　一提到回家，张方钧显得很兴奋。他脚步匆匆，跑回工作间换下布满油污的工作服。在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这家酒楼的工作，每个月有4天假期，张总是把4天的假期攒在一起，回家看望母亲。

　　3个月前，张方钧来到这家酒楼做杂工；4个月前，广州市白云区法院以绑架罪判处他的哥哥张方述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以同样的罪名判处张方钧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9个月前，张氏兄弟为了给重病的母亲筹措药费，在广州市三元里当街劫持一名人质——而这，也成为2009年广州最为轰动的社会事件。

　　1996年，小学没有毕业的张方钧迈出家门，2年后，初中没有毕业的张方述也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在临江镇镇中心的一堵墙上刷着这样一行标语，“要致富，去务工。”

　　张方钧家是一间砖房，在村中最为破旧。虽然年关将近，可这个在连番打击下奄奄一息的家庭丝毫不见一丝喜庆的模样。家内家外，灰色的天空，暗黑的土地，灰白的墙面和漆黑的房间，露不出半点生机。

　　张的母亲谢守翠每天守着4岁的孙子张永飞，大病后的她已经不能再干沉重的农活。中风后还有一些后遗症：经常头痛、血压不时升高、头晕，腿脚也不方便。家里的一亩多地全都交给了丈夫付前统。为了控制血压，她每天至少要吃三遍九颗药，可为了省钱，如果病情稳定，她便只吃一半，即使这样，每月两百多元的开销也让她心疼。

　　在外打工的兄弟俩几乎延续了相同人生的轨迹，由于学历有限又缺乏人脉，在20世纪的最后五六年里，兄弟俩一直在广东的湛江、东莞等地做着扛包背箱的苦力，在一家鞋厂打零工的张方述因为一心想学门技术，违反厂里规定，还数次被罚。

　　2000年前后，刚拥有一些工作经验的兄弟俩又先后陷进了东莞的两家黑厂。失去人身自由的他们日日辛劳却颗粒无收，只是幸运地在4年后各自逃离。“他(张方述)给我看身上被工厂保安打的伤，看一次哭一次。”张文峰回忆道。

　　2006年春节，离家14年的张氏兄弟难得在家团聚，哥哥带来了怀孕的女友，弟弟也即将拥有自己的幸福——这似乎是谢守翠最开心的一个新年了。只是此时，兄弟俩依旧一贫如洗，张方述甚至还向已经成为老板的张文峰借了5000元过年。

　　共度春节后，兄弟俩一起来到张文峰的作坊运货，可噩梦仍在继续。先是母亲被诊断患有严重高血压，随后生下孩子的女友远离张方述而去。一直到2009年4月21日那一天前，兄弟俩的生活都像一潭死水，就算有水，也没有流动，即使生活在继续，也看不到更多的希望。

　　张方钧说，他现在仍然会想起4月21日那一天发生的点点滴滴，被母亲病情和贫困生活逼入绝境的兄弟俩做出了一生中最为极端的事件——当街劫持人质，请求政府贷款1.8万元救母。

　　接下来的景象却是他们始料未及，虽然劫持失败后被抓，但在媒体的强势介入和公众的援助下，谢守翠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张方述也在判二缓三后被当庭释放。那一刻，张方钧说自己心里非常激动，甚至是充满了豪气，“经过这么大的磨难，我走过来了，我一定要重新开始，开始全新的生活。”

　　然而，一切都并非如此简单。江西姑娘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张方钧。而获得自由后，重新在广州找工作的十多天里，张方钧觉得自己走在哪里都能被人认出来，“到处有人对我指指点点，笑话我”。一次，在白云区永泰一家箱包厂里，老板一眼认出了前来找工作的张方钧，他指着张方钧大喊，“我这里不需要你这样的人，你给我走！”

　　即便回到重庆，身无长技的张也只能去餐馆做杂工，而且，越来越多的同事认出了他，“经常有人笑话我，背后说我的事情”，张方钧说，他每天就是埋头干活，一天和人说话不超过5句。每个月750元的工资要寄给母亲500元，“打工这么多年，一个月从来没拿过800元以上”。

　　现实再次让张方钧感到无力，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起点，甚至还戴上了一副更重的镣铐。

　　不时，谢守翠会问起大儿子在狱中的近况，“不知道你哥哥怎么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