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足坛假赌黑  愧对我国领导人

　　“南勇”们的背叛

　　多年来，中国足球协会专职副主席一直是中国足球运动实际上的“掌门人”。当“掌门人”因涉嫌犯罪落马时，中国足坛受到的冲击和震动可想而知。

　　2010年1月15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足协专职副主席南勇，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几乎同时被带走的还有足协副主席杨一民、足协女子部主任张健强。

　　此前，2009年底，足坛名将冷波被警方带走，前青岛海利丰足球队领队刘红伟被刑拘，成都谢菲联足球队董事长许宏涛被依法逮捕，前中国青年队主教练贾秀全被警方带走，足协官员范广鸣走进看守所……近20名在中国足坛叱咤风云的人物和掌握中国足球命运的足协高官被抓，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足坛黑幕深重。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胆大妄为的人，甚至还把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对足球倾注的心血和重要嘱托当成了儿戏。早年当过守门员的毛泽东，建国后曾对南斯拉夫国家足球队豪言“13年之后要赢你们”；贺龙直言“三大球不上去，我死不瞑目”；邓小平指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江泽民要求“要赛出一种样子来”；胡锦涛提出发扬“志行风格”。但在足坛“蛀虫”的眼里，领袖们的嘱托无足轻重，通过赌球、假球、操纵比赛捞钱才最重要。

　　此时，全社会都有权要求依法严惩愧对人民和领袖的“南勇”们，也有权告诫：中国足协，该醒醒了！

　　老革命之子的人生轨迹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钱辰  魏姜

　　在老家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南勇是个名人。此前，他48年的人生，被看成是一部标准的干部成材史，广为流传。然而，人们没想到的是，最近他却以“中国足球掌门人”之身被刑拘。

　　父亲是抗联老战士

　　1962年6月，南勇出生在一个“老革命之家”。他的父亲南兴烈，是一名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解放后曾担任延吉县委书记。南勇的启蒙教练王东林曾回忆说，在这样的家庭中生长，“南勇的家教很好，待人接物非常有礼貌……这个孩子很讨人喜欢。”

　　“我生下来不到5岁，父亲就被关到牛棚里去了，我只能跟着奶奶过日子。那个时候家里的生活挺苦的，最惨的时候我都吃不饱饭。” “文革”刚开始时，南勇年龄尚小，但对此依然印象深刻。

　　20世纪70年代，南勇的父亲复出工作。那几年，父亲经常更换工作地点，南勇只好跟着到处搬家。“小时候，我在延边州的延吉、图们这些地方都呆过，学都转了几次了，搞得我当时的同学一个都记不住了。”

　　1972年，10岁的南勇被选入图们市业余体校，练习速滑。1975年，他打破了延边州少年速滑的纪录，并因此在第二年进入延边州体育工作大队(简称“体工队”)，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

　　南勇成名后，一些媒体曾炒作他“在速滑上的天分”，但他说：“那个年代，只有两个地方待遇最好，一是军队，二是体工队。这两个地方的伙食好，有补助。当时参军没啥希望，所以进体工队是我最好的选择。而延边别的项目并不强，只有速滑比较受重视，我就去了速滑队。”

　　1980年，18岁的南勇决心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人生。经过一番努力，他考上了沈阳体育学院体育运动系。大一时，他入了党，第二年又成为校学生会主席。在学校里，南勇的人缘非常好，威信也相当高。他当年的一些同窗回忆说：“那时候，南勇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成熟，而且很愿意和人打交道。”

　　人生最重要的转折

　　1984年，南勇大学毕业。当时，体育院校的毕业生，大多有两个选择：一是留校任教，二是回到家乡当教练。南勇比很多同学都幸运。那时，国家体委(1998年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正在全国各体育院校寻找人材，他被一眼相中，分配到体委人事司工作，这为他后来积聚人脉关系打下了重要基础。

　　初到国家体委时，南勇相当活跃。他和一批年轻人组织了一支足球队，其中的很多队员日后都成为他在中国足协的同事。

　　1989年，国家体委向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即北也门，1990年并入也门共和国)派出一个体育援助团，南勇是该团的领导成员之一。那是他第一次出国。他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从此更受国家体委高层的重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已经是人事司的处长，分管干部的提拔和任用工作。

　　1997年，南勇迎来了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转折。年仅35岁的他，被正式调入中国足协，担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成为中国足协历史上最年轻的副主席。此前，除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外，还有两个司局级部门可供南勇选择，他最终决定到足球领域闯荡一番。

　　从此，南勇的命运与足球绑在一起。

　　最短命的“掌门人”

　　刚刚上任，南勇就遭遇了“隋波事件”带来的尴尬。1998年8月22日，陕西国力队客场2比3不敌云南红塔队。赛后，国力队主教练贾秀全公开声称本队队员隋波“打假球”，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随后，在足协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电视台《足球之夜》栏目的记者就此连续发问，南勇不知如何应对，连说了17个“这个”。这一镜头传遍全国，他一时间成了笑柄。一怒之下，南勇宣布永远拒绝《足球之夜》的采访。此后，类似情形屡有发生，他也数次封杀媒体。

　　但实际上，南勇很重视媒体的作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中国国奥队到延边打热身赛。其间，他曾邀请所有前往延边的记者吃了一顿狗肉。“南勇这人经常会请一群记者吃饭，我就经历过不下5次。”一位资深体育记者说。

　　随着经验的积累，南勇在足协的工作开始变得顺风顺水。他知道了如何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也知道了如何应对媒体。

　　2001年10月7日，中国国家足球队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在赴韩国参加决赛阶段比赛时，南勇出任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尽管中国国家足球队在韩国的世界杯赛场上三战皆败、铩羽而归，但这仍是他在足协工作的12年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2009年1月，南勇接替谢亚龙，出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

　　在随后的1年里，中国足球运动加速“堕落”。足协苦心遴选来的主帅高洪波，被外界风传与赌球有关；在多场假球事件被曝光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公信力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南勇和他领导的足协，不可避免地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2010年1月5日，杭州黄龙体育场，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同杭州市民组成的业余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南勇踢了一会儿后，慢慢走到场边，一屁股坐在跑道上。“老了，跑不动了。”大汗淋漓的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摇头，“年轻的时候踢90分钟没问题，但现在……”这是南勇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10天后，已回到北京的南勇、杨一民和张健强，被公安机关专案组带走。1月22日，国家体育总局免去了南勇和杨一民的职务。

　　上任仅一年就下课，南勇成了中国足协历史上最短命的“掌门人”。被刑拘前，他在接受采访时曾声色俱厉地称，“假、赌、黑是中国足球的毒瘤，必须彻底根除”。对此，中国足协的一位官员评价说：“一个成天喊着打假、抓赌的官员自己身上出现了‘他最忌恨’的问题，而且还是中国足球的一把手……悲哀，真的很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