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煤老板的寂寞呼喊

　　山西方面最终未派人参加，“山西省人民政府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代表”、“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代表”三块牌子后空无一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柯杰 | 浙江杭州报道

　　2月1日晚5点半，蔡骅穿着灰色西装，打上真丝领带，站在西湖边的一个酒店大厅内，等着与清华大学EMBA学员共进晚餐。

　　年轻的学员们蜂拥而入，把蔡骅围起来，其中一个学员冲上来握着他的手：“我跟朋友说了，那个为浙江煤老板说话的人，就是我老师。”

　　蔡骅感到不好意思。

　　2009年11月8日，浙商投资促进会(下称“投促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蔡骅代表浙江在山西煤矿业投资群体向国务院上书，要求对山西最新一轮煤矿兼并重组改革中两份政府文件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

　　在多次试图与山西官方接触无果后，今年1月9日，投促会在杭州举行“2010中国经济走势解读”论坛暨迎新酒会。蔡骅当众宣读“致全球浙商公开信”，在宣读完浙商投资最佳城市榜单后，蔡骅又临时加了“一道菜”---浙商投资预警区域---山西和迪拜。

　　他忍不住揶揄：“拉上迪拜，是为了给山西一个面子。”

　　代表失败者的愤怒

　　今年44岁的蔡骅，早年曾做过一家机关报的记者，后到浙江省经济建设开发促进会当会长秘书。当时担任会长的是袁芳烈，袁是温州改革开放后第一任市委书记，曾以亲自给“投机倒把”的八大王披红戴花进行平反，被认为是“浙江改革英雄人物”和“温州模式的缔造者”。

　　“他是个敢作敢为的人，胆魄和能力让人钦佩，对温州的改革开放事业和温州模式的贡献功不可没。”蔡骅对他的老领导评价很高。

　　但是，蔡骅做梦都没想到，现在自己声誉鹊起会与温州的煤老板有关。

　　2009年9月以来，山西省政府对小煤矿进行“兼并重组”，这被外界称为“煤老板的终结”。另一方面，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遭遇集体性亏损，其中温州炒煤团500多亿元资金被困山西。许多煤老板向投促会求救。

　　2009年11月8日，蔡骅高调向媒体宣告，投促会已上书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以及山西省人大、政协和省政府六部门，质疑山西省政府主导的“兼并重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11月18日，一场由投促会举办的“地方产业政策延续性与企业投资信心”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一贯低调的煤老板们集体亮相，与全国各地赶来的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一天的研讨，对山西“兼并重组”的煤改政策进行详细剖析。

　　此前十天，各种消息充斥各大媒体，投促会盛情邀请山西省官方到杭州来参加研讨会，曾有媒体报道山西省将派出一位副省长率团出席。

　　“我们当时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山西方面放出的一个积极信号，可能会给事情带来转机。”蔡骅回忆说。

　　浙江省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在听取完蔡骅的汇报后，一位浙江省主要领导告诉蔡骅，如果山西方面顺利成行，浙江方面将派出同级别领导接待。蔡骅对这场民间搭台、官方参与的交流会充满期待。

　　11月18日，研讨会如期举行。山西方面未派人参加，“山西省人民政府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代表”、“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代表”三块牌子后空无一人。

　　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此次山西煤改形成了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但是，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程序首先要合法，应该通过协商解决。

　　会场气氛火爆，煤老板们抢话筒讲述自己的投资史，诉说山西煤改“对他们财富的剥夺”。

　　这场活动是不是煤老板出资举办的？蔡骅否认，他介绍说，这场耗资20多万元的研讨会，全部花费由投促会出，“我没拿煤老板一分钱，相反，我还请他们吃了一餐中午饭。”

　　很多人认为，山西方面并没有来人，意味着这次研讨会的失败。可蔡骅却认为，研讨会最重要的是把山西煤改的过程了解清楚，至少通过媒体让公众知道，这次改革的过程是怎样的，哪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些煤老板的哪些产权应该得到维护。

　　但是，对于结果他还是有一些遗憾，“如果借助这个平台，山西方面和煤老板之间可能会形成一个好的交流气氛，甚至是通过一种高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排行榜与论战

　　1月初，温州籍煤老板唐建国(化名)在杭州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与2007年4月他在山西大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光鲜夺目的外表判若两人。当年他名牌傍身，手拿LV皮包和数万元一台的手机。如今的他显得疲惫不堪，言语中有些许愤怒。

　　“想全身而退很难。”他如此评价他的同行。作为煤矿投资的先行者，本世纪初他就介入煤矿开采，以数百万的高利贷起家，如今赚得数亿“黑金”。对于山西方面的煤矿整合政策，他形容是“收走了下蛋的母鸡”---他的价值一个多亿的矿现在被当地一家大型国有煤炭兼并收购，数千万元余款没有到位。

　　“矿都收走了，多少钱也就无所谓了。”他显出一番无奈。作为业内人士，他对兼并后的小煤矿生产也并不看好。“年产几十万吨到一百万吨的小矿，上综采设备不够档次，停产炸井又会造成资源浪费，最后等风声过后，肯定还是让承包给个人去经营。”

　　对于2009年11月投促会举行的研讨会他并未参加，甚至连名都没报。“这些都没戏，现在只有让大家知道，我们并非十恶不赦。”

　　山西成就了他发财的梦想，也成为他的伤心地，“从此对山西的事情不再过问，钱能赔到多少算多少。”

　　“花500亿元买到的教训应该引起浙江投资者的反思，作为商人，应该赚受人尊重的钱。”蔡骅认为。

　　在他的理解中，受人尊重意味着这个钱除了合法之外，还没有道德成本。他觉得，煤老板的赚钱方式是在挑战中国商业文化的底线。

　　2010年1月9日，投促会再度高调亮相，宣读一封致会员及全球浙商的公开信，同时发布“2010浙商投资(中国)最佳城市”候选名单及“2010浙商投资预警区域”候选名单。

　　对于最佳投资城市，媒体并未太多关注，而山西和迪拜并列年度投资预警城市则引发各界关注。按投资环境给地方城市排名，并预警浙商小心投资，这份榜单也被称为“红黑榜”。

　　蔡骅此举除了叫好声外，很多浙江商界人士认为欠缺理性。曾为浙江煤老板鼓与呼的律师吴族春对媒体表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是一个协会，投促会的2000多个会员都会收到我们的这份报告。”蔡骅对外界的各种争议并不在意。他表示，排行榜一年一发，但“黑榜”是首次出现，预警区并不意味着不能投资，只是告诉浙江商人存在比较高的风险，“政策性的投资风险应该避免”。

　　培养浙江的资本家

　　在第一次发榜后，外界有人怀疑这次放黑榜是投促会的噱头。事实上，之前的蔡骅已经研究了十多年民间投资，他还兼任清华大学职业经理人训练中心华东教学中心主任。他说，自己要在浙江“培养资本家”。

　　对于山西煤改，蔡骅也试图用资本运作的方式来解决。在与煤老板接触后，他曾提议，把各人持有的煤矿分别评估，按照价值折成股份，再找一家浙江国企做兼并主体，实行内部整合，这样煤老板就变成了股东，既保住了煤矿，也能利益共享。据他回忆，这一方案也得到山西方面的认可，并要求这家新成立的企业必须挂靠在一家山西大型的国有煤炭企业名下。

　　但是这一方案遭到了煤老板们的否定。

　　蔡骅说，自己2010年的主要工作还是做工业投资项目对接的平台搭建。他的同事于微微告诉本刊记者，蔡骅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关注各地的招商引资项目，把好项目发给投促会会员，有时甚至实地暗访，考察投资环境。

　　蔡骅认为，这只是投促会的基本工作。“招商引资其实是两个概念，招商是引进项目，引资是引进资金。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都混淆了。”

　　他说，每个城市都各有特点，浙江各地的企业家各有性格。“温州的企业家喜欢做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生意，杭嘉湖一带的企业家喜欢做纺织实业，宁波一带的企业家偏爱大融资项目。招商一定要找准他们的胃口。”

　　蔡骅介绍，投促会已经尝试着把全国主要城市的各类经济指数纳入到一个测评体系内，通过数据量化的方式来体现各大城市的投资价值点，此为“城市投资测评体系”。这一课题主要由浙江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团队任研究员，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类经济数据，同时参考网络投票和专家意见。“数据、投票和意见各占1/3，我们在2009年已经开始做了，到2010年基本完善。我们每年都会做排行榜出来。”

　　对于这一项目的前景，蔡骅充满期待。他认为，浙江作为民间资本最为充足的省份，需要适合企业家的各类项目，他把这一排行榜视为浙商的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