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救场

　　“有急事，速回电！”

　　2009年8月7日晚，王蕴采查看忘在车里多时的手机，这条短信跃入眼帘。它来自王蕴采多年的老朋友—全国赫赫有名的“打黑英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除了这条短信，还有王立军打来的7个未接电话。

　　王蕴采立即拨通王立军的手机，王立军开口便说：“大姐，我正在重庆打黑，事情特别重大，你得介入，先把手里的案子放一放，带几个人马上过来吧。”

　　翌日，王蕴采带领自己所里的3名律师乘坐飞机赶到重庆，接受重庆市公安局委托，出任法律顾问，为重庆警方打黑工作提供法律咨询。

　　王蕴采回忆当时王立军的状况：“他显得特别疲惫，眼里布满了血丝。”

　　其时，重庆打黑除恶正在进入深水期，调查情况越来越复杂，牵涉面不断扩大，这对从辽宁锦州空降而至的公安局长、打黑领军人物王立军来说，压力非常大。就在给王蕴采发短信的同日上午9时，王立军才刚刚到机场“迎接”了自己曾经的同事—重庆市司法局长、原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文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8月6日在京出席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时被“双规”押解回渝。

　　王蕴采一行抵渝的当天，就进驻重庆市公安局专案组，介入文强案。

　　王蕴采能远赴重庆介入打黑，她坦言这得益于和王立军的相识。

　　他们的交往始于1999年。其时，王蕴采已是辽宁知名律师；而年龄小她一岁的王立军，身份是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但因打黑已全国闻名，是一级英模。

　　1999年3月，王立军被一桩官司纠缠： 1998年10月14日，王立军同市刑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刘勇一起坐车外出执行任务。当车冒雨行至一个十字路口时，与一辆人力三轮车相撞，三轮车上坐着的中年妇女及一名女孩倒在地上。王立军连忙把小女孩抱上自己的车，刘勇也把中年妇女扶上了车，王立军随后打手机报警。

　　后经医院检查，女人和人力车夫都无事。岂料，5个月后这名车夫却突然起诉王立军说被王打伤。此事轰动一时，全国各地的记者都跑到铁岭连篇累牍地报道“公安局长打三轮车夫”。

　　“媒体一边倒都向着三轮车夫，对王立军很不利，他和他的家庭承受着巨大压力。”王蕴采称，王立军通过法院的朋友找到她，要请她帮忙进行代理，“但我那时正在北京学习，没空，他说可以等。事后我才知道，此前他已找了很多个律师，我是第八个。”

　　北京学习期满归来，王蕴采刚下火车便被王立军接到了铁岭。她查阅案卷后发现了诸多疑点，“许多所谓的目击证人都没有亲眼目睹事情的经过，全都是‘听说’。”

　　在王蕴采的代理下，王立军打赢了这场官司。4个月后，王立军又被告上法庭，罪状是刑讯逼供致死人命，控告信甚至都寄到了中纪委副书记手中，王蕴采再次担任王立军的代理律师，同样胜诉。

　　正是这两起案子，让王立军对王蕴采的业务能力特别赏识，此后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及信任。

　　神秘专案组

　　从进驻专案组第一天起，王蕴采和她的同事就吃住在专案组。

　　王蕴采对时代周报记者称，这次重庆扫黑共成立了245个专案组，分布在重庆主城区和下辖区县，各专案组由武警、公安局警察、检察官和驻专案组律师组成，并由一位区县公安局局长带队。

　　据王蕴采介绍，每个专案组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低调办案；所有涉黑案件在侦破阶段，出于保密需要均以代号命名，所有涉黑被抓人员也被编号关押。

　　专案组的警力大多是从各区县抽调而来，“实行异地调警是这次重庆打黑的习惯性动作，这主要是防止警方内部泄密。”

　　王蕴采称，他们一进驻专案组，就被要求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协议条款不太多，也就一页纸，主要内容有两条，一是不准向外泄露专案组办案情况，二是不准代理涉案人员的案件。”

　　和律师顾问一样，专案组的办案人员也都签有一纸保密协议。保密协议要求这些人员首先保证“没参与黑恶势力，不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其次，无论是谁问及打黑除恶相关情况，只要对方未参与打黑除恶工作，即便是他们的家属和原单位的领导，都必须拒绝回答。一旦违反纪律泄密，轻则撤职，重则追究刑事责任。

　　“专案组给外界的印象很神秘，其实一点也不神秘。主要是因为专案组封锁消息，导致外界不太了解，所以传得挺诡秘。”王蕴采说，专案组办案时，一般会选择招待所或公安机关作为专案场所。

　　专案组所在地均有武警24小时值守，每层楼都有武警把守，武警只认证不认人，只要你手头没有出入证件，你就别想接近专案组。每个专案组都有各自的出入证件，持这个专案组的证件是进不到另一个专案组区域的。

　　对王蕴采来说，这次赴渝进驻打黑专案组，并不是她的第一次。

　　早在2003年王立军盘锦打黑时，她就被邀请进驻专案组，开创了律师进入专案组为打黑“把关”的先河。

　　“这是王立军的首创。”王蕴采说，自己当律师这么多年，王立军是唯一一个邀请律师在公安侦破阶段就介入的公安局长，“他的法律意识非常强，思维超前，很有智慧。”

　　王蕴采回忆，当时，王立军到沈阳找到她说：“我想把案件办成铁案，你看能不能抽调几个律师进驻专案组，帮我们把把关。”

　　进驻专案组后，王蕴采发现专案组存在着诸多问题，“警察办案都是粗线条，在取证时经常会取一些与案件无关的证据，重复笔录特别多，起诉材料达不到标准，退卷特别多。”

　　“我们六七个律师曾在专案组住了一个月。哪些证据不足，哪些环节必须核实，我们都会从法律角度把关。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能为侦查机关提供明确的侦查方向，避免浪费司法资源，二是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王蕴采说。

　　据王蕴采介绍，这次不仅邀请了她及她的律所5位律师，还邀请了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40多名律师，“重点专案组都有律师介入，受邀律师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来自重庆域外，就我们所知有广州、深圳等地的。”

　　律师如何打黑

　　律师作为打黑专案组的法律顾问，主要是通过看卷的形式，从事实和法律适用两个角度出发，提出独立意见。王蕴采说，“事实方面主要是按照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看现有证据能否确定案件的事实；法律适用方面是看案件定性是否准确，主要是有罪和无罪、此罪和彼罪的界定问题。”  

　　在专案组中提供法律服务的不仅有律师，还有公安机关抽调出的2名科长级以上法制人员，组成一个“研判组”。这些人员都是法律科班出身，业务水平较高。

　　案子线索来了后，“研判组”和律师顾问组都阅读卷宗，各自拿出法律意见书，进行讨论并形成最终意见，提交打黑专案组参考。如果某一问题比较重要，也可能召开会议进行深入探讨和争论。

　　“我们律师的介入，所站的角度不同，我们因为不存在职务升迁、不存在利害关系，所以我们更客观、全面地看待问题。”王蕴采说。

　　专案组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所有参与人员几乎每天都在后半夜才能睡觉。“我们天天都得工作到午夜，每天都查看案卷。”王蕴采说，每桩涉黑案件在形成案卷报批捕时，律师顾问会在第一时间介入，为办案质量把关。

　　“主要就是看证据体系是否完善，办案程序是否合法，证据是否充分，涉案人员是不是构成犯罪。如果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该从哪方面进行补充等。”

　　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案卷材料特别多，律师们的工作时间同专案组民警一样，每天都在16个小时以上，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这几乎成为了我们一段时间的生活常态”。

　　“这些证据材料全都得一页一页查看，如果有一点纰漏，可能就会导致以前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王蕴采表示，仅文强、黎强和彭长健3个案件，她和她的律师团队就出具了100多份法律意见书。

　　而作为重庆打黑操盘手，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更是轻松不起来。 “重庆打黑千头万绪，且充满不同声音；而打黑的具体操作都是手下侦查人员执行，由于能力问题，失误在所难免，但矛头最终直指王立军。他坦言压力实在太大，如履薄冰。”

　　但王蕴采认为，王立军是一位有能力有魅力有魄力的人。“在辽宁打黑时，就有黑社会头目扬言几十万买他的命，在重庆打黑风暴开始后，悬赏的数额翻倍到几百万，可他始终没有退却。”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无疑给予了王立军极大的支持。王蕴采称，薄熙来曾前往专案组看望专案组成员和律师，强调依法办案，把案子办成铁案，接受历史的考验。

　　在王蕴采看来，事实证明律师的参与加快了重庆打黑步伐，“这场行动声势浩大、规模空前，但从侦破到审理在半年时间里就走向尾声，这跟律师提前介入有直接关系。”

　　回应种种质疑

　　对王蕴采等重庆打黑“参谋”而言，工作压力之外，还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律师一进入专案组，社会上立即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有人认为，这些为政府打黑参谋的律师们，违背了自己的基本职业定位，“他们提前介入，是越俎代庖，做了本应是公检法的工作，成了不穿警服的‘警察’。”

　　面对非议，王蕴采坦言心情曾一度沮丧，但并不回避：“我想他们误解了我们。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律师往往都是替被告人辩护。在老百姓的眼中，被告人往往是弱势群体，而如今律师突然站在了强势一面，有些难以接受。另外，他们误解了我们的作用，他们认为我们是站在公安方面给警察出谋划策。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只是站在法律角度来看待问题，一个是监督，一个是提示，监督办案程序是否合法，提示证据是否充分、完善。我们并没有取代谁，只是扮演了一个法律顾问的角色。”

　　在王蕴采看来，律师有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法律服务的职责，“进入专案组给警察提供法律咨询，这也是我们工作范围内的事。公安机关侦查出来的是客观事实，我们不过是在这基础上，从法律的角度对已经存在的事实进行认定。”

　　王蕴采说，律师的介入，主要是从辩方的角度出发对公安机关侦办案件提供意见。就像我们对文章进行校对，自己写的文章，校对时很难发现问题，但如果他人来校对，可能很容易发现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心理定势问题。律师提前介入，正是要克服这个定势。这是从一个完全相反的角度，从刑事辩护的立场出发，针对卷宗，提出不同意见，也是避免出现冤假错案发生的措施之一。

　　而另一方面，随着重庆打黑的深入， “打黑”运动化、扩大化的质疑声亦四起。质疑者中不乏北大教授贺卫方等法学名人。

　　但王蕴采认为这些观点有失偏颇。“打黑除恶本本是公安机关一项长久的工作，但嫌疑人犯罪与否，不是由公安来判定的，而是由法院判定。”王蕴采说，任何一个案件，都需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检察院的审查起诉、法院的审判三个阶段才能确认。事实证明，在已审结的案件中，许多侦查时被认为涉黑的人员在法院审判过程中并未被认定。

　　“作为一个见证者，我认为重庆打黑过程较透明，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法院的审判三个阶段都基本保障了嫌疑人的权利。”王蕴采分析认为，外界质疑主要围绕会见当事人难而引发。

　　王蕴采坦承重庆打黑客观上并非没有瑕疵，“但这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特别是特大要案或专案几乎全国都如此，这需要国家从立法上解决，而不能在重庆打黑中将其抽离出来，孤立看待。”

　　“在重庆打黑中律师会见当事人难，主要是因为涉黑案件复杂，涉案人员众多，侦查取证难度大，时间跨度长，侦查机关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防止疑犯做伪证、假证，另一方面也是从证据固定的角度考虑。”王蕴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