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刺激政策退出遭遇“软抵抗”

　　文_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鉴于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宏观政策执行尺度上的重大分歧，今年“两会”期间中央与地方的争议将会有集中表现。而“两会”之后敲定的宏观政策及计划安排，很可能是中央与地方协调之后的折中结果。“保八”之后，中央开始重点关注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平衡性，将“促转型”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而地方对“促转型”思路并不是很感冒，继续以地生财大搞城市建设的观念根本没有改变。

　　后危机时代更需要政府之手

　　在爆发之初被称为百年一遇的这场经济危机，因为各国纷纷祭出经济刺激政策而提前宣告结束，虽然美国等消费型国家的经济繁荣还有待时日，一些国家依然存在因政策不当而陷入二次衰退的可能，但不容置疑的是，世界经济已经走过了最糟糕和最危险的时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已经进入了后危机时代。后危机时代，如何有序地退出扩张性货币政策将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这也已经成为市场最关注的政府行为之一。

　　2010年，世界重回增长轨道。当时为力挽狂澜而不计后果的经济刺激政策也到了退出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国之间非常重视退出的时间表，因为率先退出的国家，很可能承担各国救市带来的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负面效果，而退出过晚的国家，同样会在下一轮经济政策调整中变得被动。

　　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和国家之间矛盾的一个释放，但是危机结束得如此之快，长期积累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如果美国经济能够恢复，那么中国还会回到危机前的老路上。各国经济恢复的过程，将是一个矛盾长期释放的过程。

　　现代历史就是一个失衡、平衡、再失衡的过程，每次把原来的平衡打破都会很艰难，失衡和恢复平衡是个相当长期的过程。今后5年、10年甚至20年间，对中国来说，可能很多小事都会变成大事，谷歌问题、气候问题等等，所有小问题都会成大问题。北大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如是说。

　　其实过去的20年中，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一直没有停止过，只是这种转移现在变得更明显，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未来的10到15年，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其中，中国的地位举足轻重。

　　尽管弗里德曼说“这是一个中国的新年”语气不无讽刺，但这改变不了2010年将是中国年的事实，中国处在了全球的聚光灯下，汇率、保护主义、全球复苏等等，所有的问题都和中国密切相关。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数据，2009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从三季度的8.9%大幅攀升至10.7%，推动2009年GDP增速至8.7%。至此，2009年“保八”这一2009年上半年还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意料之中地顺利完成。

　　2010年，经济刺激政策是退出还是继续？这将是今年最受关注的全球问题。作为本次全球经济危机中率先复苏的大国，中国不仅面临着是否第一个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选择，更面临着如何退出的难题。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太多的金融救助政策工具需要逐步撤出，中国能够动用的只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对于2009年过于积极的货币政策，2010年的货币政策会相对收紧，但2009年底坊间一传收紧的消息，股市立刻下跌，如何能安全退出，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各界众说纷纭。

　　长期的退出和短期的退出交织在一起，政策将如何选择？中国汽车行业发展如此快，未来会怎样还不知道。房地产行业已是积重难返，会不会崩溃尚属未知数。全球央行之间的协调、汇率、资本流动、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变得很复杂。

　　从实体经济退出只能

　　是种表态而已

　　现在说到刺激政策，学者批评得比较多，但2008年底去年初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用一些厉害的刺激政策可以理解。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经济刺激政策可以说居功至伟。现在之所以被批判，是因为由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增长从数量上说没问题，从质量上说却问题很多。数量扩张给中国经济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作为急救政策的经济刺激政策应该退出，这毫无疑问。有争议的是什么时间退出，如何退出。

　　因为官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退出时间表，是否退出态度并不鲜明，坊间便有了各种不同的解读。

　　一种观点认为，2010年第二季度末可能是退出的时间窗口，根据中国社科院的预测，2010年一、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可能超过10%，按以往经验，经济增速超过9.5%，便容易导致经济过热，最终形成通胀，此时就不宜再采取刺激政策了。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1月6日在北京出席研讨会时也表示，随着美国经济刺激政策逐步淡出，而国内CPI较去年12月继续上涨，中国政策“退出”可能会在第二季度开始加速。

　　一种观点认为，从全球范围看，刺激政策退出时机还未到，因为复苏仍不平衡，各经济体尚有赖于刺激政策支持，高失业率更是令人担忧。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虽然经济率先复苏，但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实体层面上，民间投资还没有被完全带动起来。因此，刺激政策还不宜很快退出。如何实现从政府带动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带动的需求，是决定中国能否平稳退出大规模刺激的一个关键。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认为，政策退出是必然的，不可能一直保持去年的水平，但有些政策可能退出，有些可能还会有反复，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短期内不会改变，相当一段时间，刺激政策退出不太可能。如果没有刺激政策，中国经济还能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才能退出。现在出口比较好，但前景是不是很乐观，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出口会有恢复，但不会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增长很强劲，但能不能持续，也是个问题。一是完全退出比较困难，二是要考虑财政政策，帮助财政转型，只有结构调整成功，才能真正退出。

　　被称为“中国宏观经济”第一人的著名经济学家宋国青则认为，从总量上讲，积极扩张政策其实从去年7月就已经停了。从结构上看，从2002年到2008年上半年，出口一直在非常快地增长，通胀率是很高的，一年有八九个月是在压缩内需，而消费是在鼓励，其实一直在压缩投资，只有2008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共7个月在鼓励投资。

　　在去年三季度末四季度初，中国开始实行信贷收紧，这被一些人解读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一个措施。从1月18日开始，中国提高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部分1月放贷较猛的银行还面临惩罚性的差别准备金率，另有银行收到了央行要求收回多放出贷款的通知，同样被看成是退出的一种明显信号。

　　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1月26日出席全国商务系统财务工作会议时表示，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难度加大，一些刺激政策面临调整压力。这被市场认为可能是中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官方暗示。

　　不管争论如何，确定无疑的一点是，如何从2009年超常规的大规模金融刺激中退出将成为2010年贯穿中国经济政策的主线。

　　结构调整进入时间之窗

　　对经济刺激政策尽快退出持否定意见者，其实是担心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结果，更多地认为在政府的负债、过量的货币供应退出的同时，结构性的改革要同步进入。即短期的调整应该和长期的调整结合起来。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由来已久，过去30年采取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和出口导向型策略，成功地推动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同时也留下了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贫富差异等诸多结构性问题。

　　调整经济结构已经提了很多年，但一直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为什么调不动？因为没有逼到非调不可的程度。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很多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结构造成的矛盾一直在累积，随着房价的继续上升及产能过剩问题的凸显，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实质上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在很多领域存在行政垄断，产业和要素的资源无法按照市场价格进行配置。行政命令过多，一些应该由市场定价的领域由政府定价，造成很多行业存在大量的产能过剩。政府的过度介入，使政府投资日盛，挤出了民间投资等等。这种半计划半市场的状况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扭曲。当年发展过快的外向型经济，也使许多做内需的企业转做出口，使中国很多年严重出超，内需不振。过去30年的奇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缺少福利，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也已经势在必行，有些领域已经开始推进。即使没有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已经是沉疴病体，亟待医治。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更是暴露出国内消费长期低迷的弊端。

　　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结构性矛盾已经非常严重，本来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调结构，但危机的爆发使原有的政策全部暂停。暂时性的经济刺激政策加剧了原本已经很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同时银行配以宽松的信贷政策，资金投向大多是国有企业和一些大工程、大项目，对民营的进一步挤出非常明显。同时，这种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令人忧虑的失衡增长。

　　美国经济前景暗淡，虽然中国出口恢复很快，但出口拉动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力量将来自于国内市场。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消费所占的比例还相当小，启动国内消费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当中国经济开始复苏，结构性问题便两次凸显出来，而且更加严重。这意味着，短期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必须和长期的调整结构相结合，否则这种退出将导致中国经济的再次衰退。

　　在全球经济进入复苏阶段、中国在今年增长幅度又将超过去年的情况下，调结构也恰逢其时。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确立了调整结构的基调。可以说，调结构已进入时间窗口，中国将有实质性的动作进行结构调整。“调结构”将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词，不再仅仅是表面化的口号。

　　动用汇率“最后的武器”？

　　考虑到本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向内需型转变，人民币将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美元的持续贬值也强化了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美国为了推动国内出口，缩小庞大的财政赤字，也会对中国施压。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奥巴马很可能会就汇率再次对中国施压。

　　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趋势决定主要大国对出口份额的争夺将有增无减，人民币升值压力逐级增大。尤其是近期中国出口虽然也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但毕竟复苏相对较好较快，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鹤立鸡群的中国出口更容易成为其它大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博弈的目标。汇率调整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从出口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步。

　　过去一年中，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仅调整了0.12%，近乎原地踏步。随着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在沉寂一年多以后，2010年人民币升值话题将毫无悬念地再度暴露于聚光灯下，而这次，因为危机的后果，人民币将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

　　在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后危机时代”流动性膨胀带来的国际热钱向中国市场的流动已呈现出加速趋势。年初央行等主管部门一再提示今年要防范热钱流入，其担忧可能来自于人民币走强预期。

　　央行对汇率政策的表态很微妙，提出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稳定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的提法明显弹性空间很大。这和2007~2008年对人民币的汇率表态是相同的，而当时人民币升值较为明显。

　　随着全球经济的恢复，澳大利亚等资源国已经率先加息，中国、印度等制造业国家将是加息的第二梯队，美国、英国等消费型国家会是最后加息者。目前中国坊间已经悄悄流传2月底或一季度末可能加息的消息。加息预期也同样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近期成立的国家能源委级别之高令人惊讶，这反映了中国对能源问题的重视和中国能源的稀缺。中国的原油很大程度上依靠进口，目前国内资源价格高企，而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则日益增加。调高汇率自然会降低进口能源的成本，能源短缺同样造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货币问题和汇率问题联在一起会非常复杂，中国因为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不配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危机也会再次发生，当然，就如周其仁所说，下次发生的不一定是金融危机，也可能是财政危机。

　　为了使中国经济能够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相结合，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在后危机时代率先复苏，汇率制度的调整也许应该成为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