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消解的“崇高”

　　撬棍、炸药、和有意无意的遗忘与冷漠一点点地水解掉40年前的怪诞“崇高”

　　2010年1月15日下午，记者跟随在公园工作了一辈子的王佑群进入墓园。满目尽是湿漉漉的枯败植物，高耸的墓碑上赤色的豪言壮语尚在，但当年捍卫这些话语的、墓裙上的姓氏，则能辨者无几。一只野猫在鬼针草和矢车菊间寻找着什么。

　　墓园西高东低，布局杂乱，一条通往小道落满枯叶，以此为中轴，两侧的坟丘杂乱而破落。

　　沙坪坝公园这里的武斗罹难者墓群，并不是重庆最大的，也不是惟一的。武斗结束后，几乎每个工厂学校都有自己的“烈士墓”。曾钟、陈晓华二人的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当时七区三县，与此相类似的红卫兵墓群一共是二十多个，建设厂清水池、重大松林坡、体育馆、牛角沱大桥南桥头、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处，当年都有掩埋红卫兵的墓地。

　　但这些墓地绝大多数在“文革”后便被铲除。“有些墓甚至是被直接用炸药炸掉的，因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觉得这些人作孽太多。”曾钟说。

　　到1970年代后期，沙坪坝公园里的武斗罹难者墓群，已经是重庆市惟一的一座较大规模的墓群了。1979年5月，顾城跟父亲顾工到重庆采风，他意外走进这片年代并不久远，却似早已被世人遗忘的荒坟。他留下了最早对红卫兵进行反思的诗作《红卫兵墓》：

　　泪，变成了冷漠的灰，荒草掩盖了坟碑。

　　死者带着可笑的自豪，依旧在地下长睡。

　　在狂想的铭文上，湮开一片暗蓝的苔影

　　但在顾城用笔解构武斗“可笑的自豪”之前，附近的农民，已经开始用他们的撬棍解构纪念碑上赤色的崇高话语了。从1972年开始，邻近村子的农民便越过墓园一堵失修颓圮的土墙，进来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或者盖猪圈。

　　原公园党支部书记李崇同告诉记者，1975年前后，政府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才用竹篱笆补上了垮塌的土墙，让墓园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但郑志胜提供的信息是，竹篱笆并没有挡住撬棍。1976年底，在看守所羁押的郑志胜趁着外勤的机会，特意请求看守到墓园看看。他刚进门口，便看见一群农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着墓碑石回家。郑将之斥回。

　　但历史已经在顾城的笔和农民的撬棍下展现出他的残酷。不管当年的这些年轻人是以何种热情、为一种崇高的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不到10年，这种崇高便已经支离破碎了。

　　40年的时间里，墓园也不止一次面临灭顶之灾。

　　据李崇同介绍，1985年，曾有一名退休老干部给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此处墓地。理由是“这是文革派系斗争的遗留，不利于团结”，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到墓园走了一圈，并未直接表态。随后，他批示了“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几个月后，重庆市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墓园的再一次拆除危机，则与商业开发有关。1993年、2005年，先后两次传出铲除墓地做商业开发的消息，但重庆众多人士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园。

　　另一方面，重庆市文物保护界的官方人士，早在1990年代，就注意到了此处的文物价值。吴涛，重庆市文物保护处副总工程师，他回忆道：“1990年代后期，我就向上级打报告，提出保护沙坪坝公园的武斗死难者墓地，但因为当时整个环境还很保守，这个报告没有下文。”

　　2007年4月4日，转机出现，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我们当时觉得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开始申报文物保护单位。”沙坪坝公园现任主任钱立全说。当时公园管理处从外面聘请了李中华，在加上公园的职工秦本志和公园的退休职工王佑群三人组成调查组，开始半公开地对墓园的史料及当年的经历者、死者亲朋等进行调查。

　　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单的讲话，彻底解放了公园的调查、申报工作。

　　无锡论坛四个月后，沙坪坝公园向沙坪坝区申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天就通过了。2009年初，沙坪坝区文物保护科开始重新整理资料，向重庆市文保处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召集了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吴涛回忆，“两次论证会，没有一专家有异议。大家只是讨论改用哪个名字。斟酌过武斗墓、文革墓等，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名为红卫兵墓园。”

　　2009年12月15日，重庆市公布了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共193处，红卫兵墓园名列其中。“这表明我们的政府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理性了。”吴涛说。

　　“必须直面父辈的历史”

　　“每一座墓碑后面都有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而对于这些墓碑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却难如人意。

　　对于那些亲历过武斗的人们，不管是“死硬派”还是“反思者”，都希望历史能以此为契机，给40年前那群热情洋溢的青年一个中肯的评价。

　　“红卫兵曾将自己的全部赤诚献给了当时的主流话语，后来却被历史作为黑暗、暴戾、愚昧的象征”，曾经的“8·15”一员，如今的史料搜集研究者之一李中华说。

　　伴随墓园的衰败破碎，当年那段历史也在时间流逝与人们的集体遗忘之中逐渐模糊。当年经历过武斗的当地知识分子，成了史料收集研究仅有的中坚力量。

　　重庆出版社的陈晓文是研究者之一，1991年，他意外发现墓碑风化严重，开始和刘凯娟、贺洪志等8人抄录墓地碑文。

　　1995年8月，陈晓文在中学同学刘小枫的怂恿下，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发表了《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一文。此文第一次将这处墓群定名为“红卫兵墓地”并流传至今。——但这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一大缺憾。调查结果显示墓群中安葬的人员身份大多不是学生(红卫兵)，而是工人或其他市民。

　　2005年，鉴于陈晓文他们抄录的墓碑因为风化有大面积残缺，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曾钟开始在墓地蹲守，进行穷尽式调查。“这是最笨的办法，但也最有效，就是在墓地等着，有人来上坟，就和他聊，然后这些死者家属就会一个传一个，帮我收集资料。”曾钟说。

　　“每一座墓碑后面都有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曾钟说。而对于这些墓碑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却难如人意。

　　研究者们希望至少将墓园中埋葬的所有死难者生平经历整理成集，但这个工作至今只完成了一半不到。

　　曾钟举例说，113座墓碑中有两座无字碑——建成就一直没刻字，他通过多次走访终于弄明白了其中一座“无字”的原因：一对建设厂的夫妻，丈夫是“8·15”的高级干部，妻子是总部话务员，后因怀疑妻子是“反到底”间谍，两人分别被秘密处死。入葬时因为“间谍”一说并无实质证据，又不能按“烈士”的名分立碑，碑文就空了下来。

　　“另一座无字碑的成因，我一直没有调查清楚，当事人在世的越来越少，以后调查清楚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曾钟说。

　　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糊。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除了时间，研究者们的障碍还包括几乎是群体性的冷漠和不理解。

　　四川美院摄影教师田太权被认为是用镜头解读这个墓群的第一人。他首次进入墓群是在2006年的一个中午。“围墙外面阳光灿烂，但墓园里面却一场阴森，我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破损的棺木就裸露在地表之外，甚至能看到森森的白骨。我一下子感到，那么青春那么美的生命，就这样掉入了死亡陷阱。”

　　那天中午的顿悟，构成了田太权后来“文革”系列作品的基调。在他沙坪坝红卫兵墓的摄影作品里，墓碑像庄稼一样从年轻的躯体上生长出来；鬼影幢幢的纤细身体，穿行在坚硬、冰冷的墓碑之间。

　　有一天下午，田太权正在墓群间创作，一位年轻的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意外地闯了进来。——老师以为这里是一个烈士陵园，他带孩子们来接受革命主义教育。但进来之后却发现是一处“文革”武斗罹难者墓群。便赶紧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田太权迅速捕捉了一群少年穿行于墓碑的瞬间，在后期处理时，他让这些2000年前后出生的孩子，行走于40年前死于非命的躯体之上。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这些孩子必须直面他们父辈的历史。”田太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