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晚会，它最终要表达什么？它是否发乎情？是否真要老百姓高兴？它有没有为了宣传而放弃观众？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 实习记者郭靖发自北京 虎年之初，春晚的命运仍未逃开遭骂一劫。

　　有网友开帖历数春晚数宗罪：刘谦集结董卿组团儿忽悠全国人民；赵本山小品堪列史上最差；小虎队成了老虎队；如果没有王菲，5个小时就会变成漫长的煎熬。

　　怀旧的春晚，让我们想起了春晚的旧事。回头看看，27年的春晚之路，到底有多少精彩甚至惊险的故事发生，又有多少弥足珍贵的东西，已在不知不觉中被丢弃。

　　见到黄一鹤，北京正在下年前最后一场雪，过几天，他就要离开北京，到黑龙江老家导演春晚，主题也温馨，就叫《回家过年》。

　　1982年，黄一鹤是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导演，也是一个下雪天，他匆匆赶到台长办公室。一进门，王枫开口：“老黄，这一次的迎春晚会交给你搞怎么样？”

　　后来，他又连续执导84年、85年、86年和90年的春晚，有人称他“春晚开山鼻祖”。

　　如今，这个已年过七旬的老人坐在我们对面，再次忆起往昔，脑子里装着的，除了一箩筐关于春晚的往事，还有一个老导演对春晚命运的真诚体悟。

　　五盘纸条解禁《乡恋》

　　区区600平方米的演播室、60多位演职人员、200名现场观众——1983年的“春晚”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实现现场直播、第一次观众参与点播互动、第一次设立晚会主持人……

　　正是现场点播，催生了当年春晚最为经典的一幕：歌曲《乡恋》的解禁。

　　《乡恋》诞生于1979年，由张丕基作曲、李谷一演唱，随着电视片《三峡传说》的播出而红极一时。可是，由于当时文艺界仍然受“文革”时期歌曲“高、快、响、硬”的影响，《乡恋》一经播出就受到点名批评，被列为禁歌，尽管受到全国许多观众的喜欢，但在正式场合谁也不敢碰。

　　晚会刚开始，负责电话记录的女孩就端着满满一盘子点播条走进导演间。黄一鹤随拿起一个：李谷一，《乡恋》；再打开一个，还是：李谷一，《乡恋》。

　　这是个雷区，黄一鹤知道自己做不了主。他朝女孩使个眼色，意思是“找那位老同志去”。盘子到了坐镇现场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手里，他看了，摇摇头。

　　没过多久，又端来一满盘，还是《乡恋》。黄一鹤指了指，盘子又到了吴冷西桌上。吴冷西稍作犹豫，还是摇摇头。

　　第五盘装满点播《乡恋》的条后，吴冷西再也坐不住了，在后台又是踱步又是擦汗。终于，他走进导演间，猛跺一下脚：“黄一鹤，播！”

　　而当时已经唱了五六首歌的李谷一正坐在演员席上，她对于幕后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听到主持人姜昆拉长了音报出“乡——恋——”时，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只涌现出三个字：“解禁了”。

　　“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交给港台演员

　　1983年春节后，许多观众来信称这台晚会是“人民自己的”，在黄一鹤看来，无论是当时还是今日，这都是最高的评价。

　　但1984年春晚，却让他倍感头疼。

　　“那时刮起一阵风叫做‘清除精神污染’，禁止萎靡之音，常有小伙子被摁在地上剪裤腿、剃小胡子，不光警察要管，戴红袖标的老大娘也要管。这该怎么办呢，又要回到八个样板戏那块去了？那晚会就没法搞了。”

　　一则关于撒切尔夫人来北京洽谈中英联合公报的消息拯救了黄一鹤：“青年人那么喜欢香港的东西，干脆以攻代守，把港台演员请到北京来参加春节晚会。”

　　于是就找到台领导汇报，当时他们也觉得好，一拍大腿：“晚会的高度大不一样了，就这么办吧。”

　　但是，这一提议，受到了来自上层的压力。“那个时候，话筒不叫话筒，叫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工具要交给港台演员，谁敢？”

　　到了腊月二十七，还有三天，港台演员的提议还没通过。台领导王枫坐不住了，几乎每隔20分钟和吴冷西通一个电话，两个一把手僵持不下。后来改变战略，换成副台长和副部长沟通，然后向一把手通报。

　　这通电话，从晚上八点半打到十一点，在一次次拍着胸脯向党和组织做完保证后，只见副台长洪梅生放下电话，一蹦老高，说：“同意啦！同意啦！”

　　“为了让老百姓们高兴一下，怎么就这么困难呢？”回忆这段经历，黄一鹤难抑眼泪，称自己虽导过很多次晚会，但从未有过1984年春晚这样的感动。

　　台湾主持人因上春晚父母被抓

　　历届春晚舞台上，唯一出现台湾主持人，也是在1984年，这个人，就是台湾主持人黄阿原(本名黄益滕)。

　　1983年年底，还有一件事让黄一鹤头疼：缺一位港台主持人。就在他寻人无门时，台长找到黄一鹤，神秘地说：你别找了，有个现成的，刚从台湾回来一个，为了躲避敌对势力暗杀，现在还在保密阶段。他是你本家，叫黄益滕。

　　人选确定了，但在审查上又有了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话筒能否交到台湾人手里，而且还是个主持人手里，所有人，甚至包括黄一鹤都心里没底。“要是有一句话讲错，吴冷西都担不起。”

　　但是，黄阿原用事实证明了，十多年台湾主持人没有白当。

　　晚会结束回到家，这个首登春晚也是唯一站上中央电视台春晚舞台的台湾主持人哭了。“台湾也厉害，当天就知道‘优秀国民党党员’黄阿原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老爸抓走了，妈妈也被抓走了。”黄阿原得此噩耗，不由一阵痛哭。

　　《新闻联播》向全国人民道歉

　　1985年，黄一鹤再次出任春晚的导演。他想出了新的点子，把春晚舞台搬到工人体育馆。但是，这届春晚却成为一次梦魇。

　　回顾这次失败的经历，黄一鹤说，“那年大家看了国庆阅兵，美国洛杉矶的奥运会也举行了，我们就觉得十几亿人的国家，在演播室办春节晚会太寒酸了，就想展示出宏大的场面，所以就选择了工人体育馆。”

　　黄一鹤始料未及的是，当时的技术条件不足以支持这样一台大型电视直播节目，“连对讲机都没有，灯光也不灵。”在偌大的工人体育馆，调度完全失灵，现场指挥“成了瞎子和聋子”。没有暖气，灯光昏暗，由于衔接不灵，节目拖了6个小时才完成，虽然有正值鼎盛的老女排助阵，有汪明荃等大腕加盟，当年的春晚仍被斥为“质量低下”、“杂乱无章”。

　　一麻袋一麻袋的观众来信寄到央视，骂声一片。节目播出11天后，央视不得不在《新闻联播》中向全国观众道歉——这样的举措在央视历史上绝无仅有。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中央有关部门先后派出4个工作组，进入央视检查晚会质量等问题。广电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召开党组会议十余次，分析晚会失误的原因。而首当其冲的黄一鹤，则“思过达半年之久”。

　　1990年，黄一鹤在关键时刻再次受命，导演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届央视春晚。从他以后，再没有哪一个导演能将央视春晚舞出如此开天辟地的华彩，也再没有谁，能让春晚如此浸淫到自己的生命深处。

　　找回“人民自己的”春晚

　　采访中，说起近几年央视春晚愈发尴尬的处境，黄一鹤颇为感慨。他拿出一份2009年的《北京青年报》——建国60周年百姓最喜爱春晚投票中，1983年的春晚遥居榜首。

　　“这就怪了。你说那时候又没设备又没人，演员看上去也土，可百姓就是喜欢。”

　　黄一鹤不明白，1983年春晚尚懂得设四台电话，“听听老百姓想看什么”，现在看三个小时的晚会，有半个小时是在念电报，除了抬头，内容还都一样，“春晚成了复读机”。

　　规模越来越大，灯光越来越漂亮，演员越来越漂亮，衣装越来越华丽，可是，骂声也越来越多……不，一定不是观众的问题，而是表达本身出了错。于是，回到起点：一台晚会，它最终要表达什么？它是否发乎情？是否真要老百姓高兴？它有没有为了宣传而放弃观众？

　　“为什么要诞生山寨春晚？一台春晚多难啊，他闲着没事儿干啦？我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你搞那玩艺儿没有说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话，所以我不要你了，我们自个儿来行不行！怎么提意见你不改啊！’”

　　可这关键也在于，怎么改。

　　“一句话，贴近百姓。一年那么多节日，喊口号不缺这一个，你就把春晚完完全全交给百姓，行不行？为什么非得说一些他不爱听得话呢？这话不是说得不对，没有哪一个字是不对的，都对，但是你老重复，老重复，这就不好了。”黄一鹤再次以1983年春晚为例，百姓让演什么，演了，让李谷一唱《乡恋》，也唱了，晚会结束值班的工人说马季我想听你那个相声，马季真就说了……“百姓的语言不是一套一套的，大的政策和小的温情不对立，只是需要一个更巧更人性化的结合。”黄一鹤知道，这样的道理就如中国的很多事情，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但他相信，春节晚会可以做好。“我那时候不可企及的东西现在都有了，那我们把丢了的东西找回来，春晚就还是‘人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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