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集赴港产子的内地父母还催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生意。据港媒报道，在油麻地的人口出生登记处，由于前来登记的内地父母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些帮派组织忙不迭地为“客人”们代排队。“内地父母们宁愿付数百元，用一天时间把手续办完就走，总比连续排队几天花费更多旅宿费用要好。”又有报道形容，即使是专为内地孕妇在香港入境处排队，办理婴儿出世纸、护照、回港证的“排队族”，月收入都以十万计。

　　Paggy谢说她的客人并不算多，有意识地控制在每个月30人左右，因为要避免客人过多，没法保证服务质量。“我们同行之间的区别，大多是提供住宿和交通的标准不一样，或者对孕产和相关手续等专业领域的熟悉程度不同。”不过她也承认，如果是纯业务的中介，为了赚取足够的转介利润，顾客到香港后的食住行，都未必能达到原先承诺的水平。

　　保险业也有意外收获。因为无法确定儿子以后是否到香港定居，陈秋萍早早地托人在香港为阿达买好了私人保险。她的保险经纪人顺藤摸瓜，连带着把她亲戚的港生宝宝，都办上了保险。根据报道，一些香港本土的商业保险公司，更开始主动到深圳设点招徕生意。

　　另外，一个边境保姆车公司的冯姓负责人向记者电话介绍说，随着居住在深圳但要到香港上学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他们正在考虑增加车次，以应付未来的需求。

　　矛盾的产房

　　尽管未来的生意前景一片大好，但Paggy谢没有想过公司要扩张规模。“我觉得自己的生意并不那么光彩。内地方面有计生的压力，在一部分香港人看来，我们帮内地孕妇来港生孩子也是不受欢迎的。”

　　在香港的各种母婴论坛上，从2005年左右以来，一直有关于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的讨论，并零星地发生了一些网络骂战。在上个月，有一篇从凤凰网转帖来到本地论坛的帖子，介绍了详细的到香港产子的“攻略”，结果遭到了本地网民几乎一边倒的拍砖。

　　在有“港生一代”以来，香港本地对内地赴港产子的抨击高潮出现在2006年下半年。因为抱怨香港的妇科资源被内地产妇“占领”，一些本地孕妇在年末还上街示威，引发了媒体们多轮对赴港产子这一群体的关注，并以故事个案的形式描述了内地产妇赴港产子存在的冲院、走数、卫生、生活习惯等各种现象。直到今年初，香港重新开放内地产妇赴港产子登记，也依旧引来很多舆论的抨击。

　　为了安抚港人的焦虑，香港医管局近两年反复公开地承诺，强调医疗资源“一定会优先照顾本地孕妇”。一方面，从2007年2月开始，继2005年9月实施对非港人产妇收取2万元的产科服务套餐收费后，当局把费用再度提高到39000元(有预约者，无预约者48000元)。在去年10月，医管局还宣布所有公立医院“在2009年剩余时间不再接受内地孕妇前来分娩”。

　　不过在公立医院系统之外，内地孕妇已经成为私家医院们的财源。在各家内地人比较熟悉的私家医院，产科入住率都在8成至满员之间，养和、浸信会等私立医院产科出名，更开始动工扩建产科，据估计可以使私家产科的“生产能力”比过去提升20%。

　　产科医生和助产士的行情也是水涨船高。根据曾接受《南都周刊》匿名采访的助产士ADA以及Paggy谢的介绍，私家医院向公营医院挖人等因素，使助产士们的收入提高了20-50%。“以前香港人不爱生孩子，还没有打开门的时候，助产士也就刚刚够香港人自己用。这些年内地产妇越来越多，很多同行都没有了假期。”ADA说。

　　在香港大学社工与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看来，内地父母来港产子更像一种短期的“消费模式”：一方面买来“合法居留权”，另一方面享用香港较好的医疗设备，一举两得。“这些‘另类消费’刺激了经济，有很多私立医院都因内地妇女来港产子而生意兴隆，但这只是短暂的收益，因为这些婴儿的父母并没有居港权，有谁会照顾他们呢？”叶兆辉担忧地说。

　　艰苦的起跑线

　　很多中介广告都这样写：“让(去香港生的)宝宝赢在起跑线上。”一些香港本地人则这样描绘他们对“港生一代”的担忧：“他们出生的时候，占领了医院的床；他们读书的时候，可能会抢了学位；他们长大以后，可能会靠社会福利过活；他们来香港的话，会占去廉租房的名额……”

　　在纳税与问责意识浓重的香港，公立医院被认为是政府为普罗大众安排的医疗保障与福利体系，收费低廉但求医者众多，哪怕看个感冒发烧也要排上半天的队；因为资源有限的产科受到内地产妇的冲击，计划或试图在公立医院分娩的香港人对产科的资源分配就更加敏感。

　　不过新界校长会主席朱景玄对此不以为然。“这些小孩绝大部分都住在深圳乃至全国各地，为什么没有人计算他们从幼年起就给香港纳税人省钱呢？”他对记者说，“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他们越早来香港读书，尽快跟上香港的教育，是对香港越好的事情，但我恐怕对能早来香港读书的情况不乐观。”

　　与陈秋萍一样，家住在深圳的林嘉，一个注册会计师，刚把港生女儿送到了南山区一所私人幼儿园，之前还经历了曲折的考虑过程。“很多家长都在等小孩大了一些，能自己过关了，就去香港读书。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到时候再说吧。”她对记者坦承。

　　对于香港人，有9年强迫教育和12年义务教育，香港公民从幼稚园开始就可以享受读书券、津贴等一系列优惠，一些家庭收入偏低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费用全免，另外还有儿童单身综援等等。不过据朱景玄介绍，对于家长是内地父母的孩子来说，由于港方无法查核他的家庭情况，这样的申请比一般香港人要困难得多。

　　在朱景玄看来，如果一个内地学生在五年级或更晚的时候才到香港读书，除非他先前一直在接受相对昂贵的国际学校课程，否则很容易导致香港新移民经常遇上的问题，譬如英语跟不上，成为社会竞争中的落伍者。

　　每天早上6点多，有将近万名学龄儿童在深港的关口过关上学，这些孩子被叫做“跨境学童”，廖子良跟他们接触了很多年，近来也开始特别留心“港生一代”：“跨境学童每天的生活本身就比较艰苦。如果父母都是内地人，更没有人对孩子来往学校进行照顾，或者参加与校方配合的教学活动，遇到的问题只会更多。”

　　不过更多内地父母在赴港产子时并没有想到这么多技术问题。“我经过计算，觉得700万人里考个港大科大等一流名校的机会，比起13亿人里抢北大清华的机会要大得多。”林嘉回忆自己赴港生子的决定时反问记者，“即使这个不能实现，有香港的护照在手，孩子出国也会比在内地方便吧？”

　　不曾确定的“香港梦”

　　在经过围绕产科医疗资源的争论以后，近两年，香港政府部门对“港生一代”的关注，已经开始向教育、福利乃至住房方面考虑。“不过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谁都不知道这些香港公民什么时候要来，或者来干什么？”香港大学社科院研究人口问题的助理教授张筱兰对记者说。

　　香港《紫荆》杂志曾发文公开提出这个问题。“这些孩子大多数刚刚出生就被父母带回内地了，但他们是香港身份啊！他们会不会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在外地教育情况如何？香港要不要为这几十万人计划房屋、教育？人才计划怎么制定？这些都成了香港政府面对的不确定因素。”

　　在采访过程中，很多曾赴港生子的内地夫妇——尤其是收入和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士，都拒绝了记者的访问要求。对于香港的专业调查者们来说，他们能做的，目前还只能在出生登记处，对内地父母们进行孩子的未来诉求调研。

　　从内地到香港，不过已经有零星的研究，对“港生一代”轨迹的决定者——家长们进行过调查。香港统计署曾经在2007和2009年分别做过初步的调查，其中一个调查显示，大概86%的内地父母在香港产子后会立刻把孩子带回内地，并打算“子女在21岁前一定或可能返港居住”；另一个报告则认为，父母均为内地居民的婴儿中，约9%的父母表示其子女会留居在港，91%的父母打算把子女带返内地，而当中约29%打算在孩子3岁或以前回港，约49%打算在6岁或以前回港。

　　无法确定的港生动机，使港府在相关群体的政策方面，一直处于观望和调研的状态。不过香港本地媒体们大多倾向于悲观的考虑：譬如，在两年前，媒体就引用社会福利署提供的数字——“到2007年3月，共有102名在港出生、父母均为内地人士的儿童申领综援，他们的年龄介于两个月至17岁……社署强调会定期覆检个案，核实受助人是否符合资格，也有诈骗案调查队深入调查诈骗个案，防止滥用。”

　　香港房屋署也在审度长远对公营房屋需求的影响。房屋署相关人士在对记者的采访回应中表示：由于内地孕妇所生的子女，要到18岁才有资格申请公屋，“预料短期内不会对公屋需求构成很大压力，但当局仍会审视长远人口增长，以便进行公屋发展规划。”

　　虽然有香港本地孕妇抗议内地孕妇来港产子，但香港特区政府对于内地孕妇却不敢大意。一方面，这涉及人道理由；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香港人普遍面临巨大工作与生活压力，不愿生子，直接导致香港的出生率曾出现连续下滑趋势。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叶兆辉提出，内地人来港生孩子，或许可以为香港带来新的劳动人口。“政府可以设定一种另类的移民配额，设立评分机制，甄选一些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非港人父母，使他们能够与儿子移居香港，提供适当的配套，使他们很快参与经济活动，有助纾缓本港人口老化问题。”

　　对内地“港生一代”的争论和审察，仍然会在内地父母和香港人之间，在下一个十年里，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