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贪官“潜伏法则”

　　■文/水风

　　“贪官脑门上又没有写着一个‘贪’字。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会想法设法来掩盖自己的腐败行径，用种种马甲来保护和伪装自己。”采访中，四川省纪委一名资深办案人员说。

　　演技派   天生的表演大师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邵道生说，贪官是典型的“两面人”，其基本特点是：谈起理论头头是道，行动完全不对号；台上道貌岸然，台下贪赃枉法；大庭广众下是冠冕堂皇的正人君子，私下却吃喝嫖赌“五毒俱全”。

　　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中，官场历来是精英聚集的“洼地”。“现在能当官并走上高位的，多数也还都是有知识有能力有实绩之人，工作一般都有‘两下子’。”该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工作上的光彩往往遮盖了其私下的龌龊和肮脏，而他们的工作能力、业绩政绩也被转化成了贪污胆量和危害能量。”

　　譬如，海南原文昌市委书记谢明中能说会道，“敢闯敢干”，一度以“百年一遇好书记”闻名；去年落马的原深圳市长许宗衡，其“不飘浮、不做秀、不忽悠”的言论作派，也给人以精明强干、敢作敢为的印象。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原重庆司法局长文强等人，更是曾经的打黑英雄。

　　这样的“能人贪官”，工作有一套，腐败也有一套，极具迷惑性。况且很多贪官还善于作秀，让人眼花缭乱，堪称表演大师。

　　1996年至2004年间，河南省交通厅3任厅长前腐后继接连落马。有意思的是，这3人一任比一任口号叫得响，却一任比一任更腐败。先是曾锦城“血书”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接着是张昆桐响亮地喊出：“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继二人被判刑之后上任的石发亮，更是信誓旦旦，而他的腐败数额又远超过前两任。

　　台上表演廉政秀，热血沸腾；背后干尽腐败事，让人齿冷。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近期因涉腐被逮捕的前足协掌门人南勇就是个中典型。2009年的12月12日，他在接受央视中国足球反赌专题节目采访中说：“现在打赌反假的行动，实际上是治标，我们还要治本，从根上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仅要解决表面上的问题，还要解决深层次上的问题。”今年1月5日，他还高调宣称：“远离假赌黑，只要参与早晚被发现，首恶必除。”言犹在耳，他却旋即深陷腐败窝案。对此，中国足协一官员评价说：“一个成天喊着打假抓赌的官员自己身上出现了他最忌恨的问题……悲哀，真的很悲哀！”

　　此外，还有装清贫的、扮寒酸的、做慈善的，诸如此类的种种秀，就像《镜花缘》里两面国的人用来遮饰另一张脸的“浩然巾”，掩人耳目，蒙骗世人。

　　邵道生说：“这种‘两面人’特点极具技巧和欺骗性，是贪官长期混迹于官场而不暴露的保护色和障眼法。”

　　技术流   腐败手段的“升级”

　　由于近年来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腐败的风险越来越高，腐败分子的警惕性和防范意识也越来越强，腐败手段也日趋“升级换代”。一名反贪局的办案干警告诉记者，如今一些腐败分子犯罪手段非常狡诈、隐蔽，就如反谍剧中的手段，而且日趋智能化、国际化、高科技化。

　　现在的行贿受贿，往往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某贪官的收钱方式堪称“经典”。和老板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到了后人不下车，老板直接把一摞一摞的现金放进他的车后备箱，然后双方各自离开，整个过程一言不发，就像特务“接头”。

　　牌桌上收钱，也已成为腐败分子的通用手法。官场牌局，十之八九与腐败有关。某省近年查处的多件腐败案件中，很多都涉及这一情节。牌桌上，贪官们往往都是无往不胜，只赢不输，输赢金额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当年被判处死缓的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打牌就“赢”了80多万元。这种将正常休闲娱乐异化为腐败的手段，挂羊皮卖狗肉，事后认定受贿也比较困难。

　　此外还有雅贿、色贿、腐败期权等等，腐败新花样不断出现，而制度法规一时跟不上，腐败与反腐败赛跑，腐败跑在了前头，在客观上延长了贪官的潜伏期。如特定关系人受贿问题、超低价买房收干股等问题，前几年都不太注意，问题严重后才被纳入反腐视野。

　　“不仅是新型腐败对办案工作提出挑战，现在腐败分子对付‘反腐败’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一名纪委干部说。他曾经办过的一个案子，对方是一个市的检察长，长期从事政法工作，“保护工作做得极好”。查了几次，都因未查获确切的证据，无功而返。直到一次抓了他行贿的现行，才最终突破此案。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办案期间，此人每交代出一个问题，就会给办案人员下“指示”：“你们赶紧去外调啊。”

　　一名办案多年的反贪干警说，一些政法系统腐败分子的反侦查能力极强，而一些专业领域的犯罪手法异常复杂。一次他们查一个驻境外公司(国企)的案件，结果对方抱出来的账本全是英文，其中涉及非常专业的商业用语和专业术语。他们专门请了两个专业会计人员，边查账边翻英文词典，费了一个半月才把账弄清楚。

　　“腐败水平的提高逼着办案人员能力的提升。一个好的办案人员，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还要是心理学家，阅历丰富，懂人性，否则案子就难以突破。”该办案人员深有感慨地说。

　　集团化   形成“腐败生态网”

　　邵道生研究员认为，大贪的背后，大都有一张深不可测的腐败网络，寻找靠山和“保护伞”，是他们的基本生存法则，甚至形成了以腐败利益为主要纽带的“腐败利益集团”。

　　上述那位反贪干警也说，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以个体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一个上下勾结、犬牙交错的网络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腐败分子以此来“高效”地腐败和顽抗反腐败。

　　一些位居一把手的腐败分子，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网罗一帮“小兄弟”，建立自己的“小圈子”，在关键部门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甚至“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在其势力范围进行“逆淘汰”，千方百计地去扼制反腐败力量。

　　如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知炳，就采用“挤走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手段，大力培植亲信，组成自己的“铁杆部队”，建立从上到下的人身依附关系，构筑一个“党内有党、墙内有墙、沟内有沟、圈中有圈”的“腐败生态网”(邵道生语)。

　　一名资深纪委办案人员说，腐败圈子化、集团化以后，相较以往单个腐败的一击即中，现在的腐败团体会在更多环节阻击干扰调查工作，增大办案的阻力和难度。这也无疑是巨贪们潜伏期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腐败分子往往还擅长投机钻营，寻求庇护。原河北巨鹿县县委书记刘欣年创造了一个“三个一点点”的腐败理论——即“你送我一点点，我就收你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极具代表性。原四川省石油公司党委书记赵甫安对此也深有“体会”：“搞大量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便可以继续搞到大钱；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了。”

　　如此“上下一勾连，相互一影响，彼此一包庇”，逢事有人关照，升官有人提携、出事有人摆平，一般的小风小浪，很难掀翻腐败分子的大船。一些腐败分子之所以多年屹立不倒，甚至在群众的举报下边腐边升，就是因为关系网没破、保护伞未倒。去年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杨志达被中央纪委“两规”了。此人的问题其实早在2000年因牵涉另一腐败案就已暴露，但他不但不倒，还带“病”升官。如今谜底揭晓：原来他得到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以及更高层的扶持，而此前王因受贿已被判无期。

　　当然，腐败集团化现象的另一个效应就是一损俱损。这就像《三国演义》里曹操摆的连环船阵，一旦火真的烧起来了，就会全军覆没。如吉林长春原市委副书记田忠腐败案发后，为求立功自保，检举了其老上司、原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米凤君的问题。而米凤君也是一个长期潜伏的贪官。知情者称，近十年来米虽多次被发现经济问题，但均“有惊无险”。民间称其为“米老鼠”，意指贪欲十足。有消息称，米凤君为了保住官职不丢和违法不被查处，还不停地向有关领导行贿。

　　可以说，能够长期潜伏、甚至带病提拔的贪官，十之七八是上面有“保护伞”；至于“保护”的原因，倒不是说一定都是出于腐败。有的是轻信失察而被人蒙蔽；有的是出于“山头”的考虑，认为他是“我的人”，查处了我脸上无光，政绩有损；有的则是唯政绩论，重“才”轻德，将发展硬道理异化为“发展就是一切道理”，经济上“一俊遮百丑”，所以要保要重用。

　　前不久，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就公开驳斥，所谓查办案件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看法是片面、错误的。这从一个侧面上表明，在少数地方和领导的思维中，的确存在这样的疑虑，因此而养痈遗患，贻害无穷。(感谢邵道生先生对本文的贡献)

　　如何发现贪官

　　■文/本刊记者 周丽萍

　　贪官之“潜伏定律”：

　　之一、“潜”得越久的贪官越难查。一是贪官有“经验”了，手段更狡诈；二是事隔多年，很多线索也不好查。倒是一些“新手”贪官更容易“栽”，或是新近发生的腐败更容易暴露。因此案件突破，往往从“新”开始。

　　之二、贪官官职越高“潜伏期”越长，“小官”的“潜伏期”则相应较短。官位越高，腐败手法越“高明”，背景越“强大”，查处难度也越大。

　　马君(化名)，某省纪委资深办案专家，从事办案工作20年，主持查办过多起腐败大要案件。近日，记者专门就 “贪官潜伏期”问题采访了他。

　　根据他的观察，现在贪官的潜伏期一般在3～8年，“的确比以前延长了”。究其原因，他既赞同前篇文章所列的观点，也就自身的办案体验，从另一个视角进行了深入剖析。

　　不缺线索缺人

　　如何有效地发现腐败进而查处腐败，考验着反腐人员的“眼力”，也考验着反腐机制的“功力”。

　　“我上世纪90年代初刚进纪委参加办案的时候，领导讲的是‘多渠道拓展线索’。现在则根本不愁线索。现在的线索主要来自两大块，群众举报和案中案，年年几百封举报信，一查就是窝案、串案。”马君说。

　　“现在愁的是分身乏术啊。”以他们室为例，监督对象包括该省6个市州和30多个厅局的几百名厅级干部，一碰就是大要案件。一般来说，彻查一个大要案件往往要四五个月，多则一两年。“一方面是案件要尽可能深挖细查，一查到底；另一方面是搜集的证据要严丝密合、丝丝入扣，必须要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他举了个例子。在办一次案件中，受贿方和行贿方都交代了一笔金额，是一张5万元的银行卡，双方口供吻合，但卡找不到了。而法律要求要有书证，所以必须找到当年这笔款项的银行记录。结果，他们找了那个地点的四五家银行，查阅了几千册银行单据，大海捞针般耗时一两个月，才最后固定了证据。

　　“办案是个细致活。证人要一个一个找，证据要一件一件‘抠’，到了移交司法机关的时候，案卷都有一人多高。”他告诉记者，一旦上一个案子，办案人员就没有了正常时间。案子不结束，就没有休息日。就是今年春节期间，也还有同志坚守在岗位。

　　但是，“我们室7个同志，加上从外单位抽调协助办案的也就十多个人。要一件一件彻查，就是三头六臂昼夜不休也忙不过来。”因此，查办案件既要坚决惩治腐败分子，挽回国家损失，取信于民；也要以反腐的高压震慑潜在的腐败分子，发挥重大典型案件的警示教育作用，达到惩前毖后的功效。

　　反腐多年来，国家的反腐部署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每个时期都有一个阶段性重点，比如说早前的吏治腐败，后来的商业贿赂，近来的工程领域腐败，办案工作的“准星”也随之进行“转移”。

　　“对腐败分子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但在具体操作上，重大典型案件、影响恶劣的案件必须马上查，不太起眼、证据又不充分的案子就只能先缓一缓。”当然，这个缓并非“不管”。“我们一直在盯着呢！”马君说，“一旦有了好的办案时机，马上行动。”

　　案件突破时机最重要

　　“时机，办案最重要的是选准时机。”马君反复强调，办案最忌办成“夹生案”。时机选准了，势如破竹；时机不对，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

　　他说，现在有的民众以为举报信一交，马上就会有结果；如果没有马上得到结果，就是反腐机构不作为。这种想法过于简单片面。因为民众大都是根据自己的观感来举报，感性的成分居多；但办案最重要的是证据，而证据的搜集、案件的突破都是需要时间与时机的。“腐败分子落马之前，不少是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没有一定的把握，又怎么能轻易动他？”

　　马君告诉记者，知情人举报，是突破案件的最佳时机。他说，在查办一个案件的时候，一些涉案当事人出于自保或立功，往往会主动揭发或牵出其他案子的线索，纪检机关顺着这根藤去查，基本上一查一个准。

　　此外，知情人举报还集中在两个时候。一是换届之际，举报特别多。这其中有诽谤栽赃的，也有不少是真货，这类知情人多数出于官场内部。平时大家都做“好人”，知道情况也不愿说出来得罪人，现在为了争位子，就都“拱”出来了。一些案件就是在换届之时突破的，比如原犍为县委书记田玉飞案。再有就是圈子内讧。比如说一个地方招投标给的点子(回扣)是10%，一个老板为了抢生意，一下提到20%，这就破坏了“规则”，打破了利益平衡，别的老板就会举报。一些工程建筑领域腐败案的“盖子”就是这样被揭开的。

　　但是，马君认为，腐败分子的确更加狡诈，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两败俱伤，甚至通过谈判妥协达到利益平衡。“现在知情人往往是利益关联者，相互包庇互相掩护，轻易不会举证。我们调查中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听到真话。包括有的举报人，匿名举报可以，但调查的时候出于种种顾虑，也不见得会说实话。”

　　如今，“换一种身份落马”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反腐惯例。比如文强从公安局副局长位置调任司法局长后落马，黄瑶也是到省里后，他在黔西南自治州任职期间的腐败行为才得以暴露。

　　马君分析，这是因为腐败分子在一个地方或领域经营多年，一手遮天，树大根深。只有“挪走”这棵大树，铁板一块的关系网才会出现缺口，腐败问题才容易暴露出来。

　　谈到如今的反腐形势，马君觉得如今中央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一年比一年大，案子也越查越彻底。“只要有证据，我还没有遇到过不能查下去的案子”。因此，“腐而必败，贪而必倒。不是不倒，时候未到”。

　　但他也承认，有时候因为种种原因的“拖”，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有可能把小腐败拖成大腐败，客观上延长了一些贪官的潜伏期，给民众带来一些不良观感等等。

　　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更糟糕

　　马君认为，前文所言办案人员的不足，反映出在当前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下，反腐力量仍然有所欠缺。但这一问题显然不能只靠简单增加人手来解决。十个人不够，百个人又够不够？如何将体制内的反腐资源和民间的反腐热情整合，充分发挥出“人民的力量”，才是现实可行之道。他说，目前网络反腐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贪官潜伏期延长，暴露出我们的监督机制的薄弱和发现腐败机制滞后。马君说，为什么香港和新加坡的清廉指数排名那么高，他们的腐败在“进行时”就能被查获，甚至刚有腐败苗头就能被“揪”出来，是因为他们的监督机制比我们广泛、深入、细致。对一把手的监督，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我们谈了多少年，但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机制。

　　总结先进地区的反腐经验，马君认为，有两条最为突出。一是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手握公共权力，掌握公共资源的官员，更需要公开透明，更需要“狗仔队”。再有就是官员财产申报，一旦这一终极反腐制度真正建立起来，就会一目了然，腐败分子想“潜”都“潜”不住。

　　“但是，有制度不执行，可能比没有制度更糟糕。”马君认为，就目前而言，最缺的还是制度的执行力。如今红头文件三令五申、不正之风却屡禁不止的情况，在现实中屡屡可见。比如说了几十年的公款大吃大喝、清理了许多次的红包礼金等。如果领导干部的行为都能严格按现有制度进行规范的话，一些腐败就根本无机可乘；如果上级监督管理机构能够严格按制度来进行检查督促的话，一些腐败分子也根本不可能潜伏这么久。一个检察官在谈到一起腐败案件的教训的时候，说：“其实我们的制度很多很完善了，就是领导带头不执行。”

　　虽然查了20年案子，但马君最后的结论是，反腐只靠查案是查不完的。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方能真正反“潜伏”。只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惩防体系，以全社会清廉文化氛围让人不想腐败，以政治和经济上的高成本让人不敢腐败，以严密完善的制度让人不能腐败，才是真正的反腐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