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专家建言成都改革

　　十专家建言成都改革

　　本刊整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成都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此前的工作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现在摆在成都面前的问题是怎么把握机遇，不失时机地把统筹城乡的工作推向前进。需要注意的是，成都的不同地区也有各自的情况，在具体实施“三个集中”时也应该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

　　成都市这些年来在统筹城乡方面进行了很多很好的探索。比如对失地农民的保护，“失地不失利，失地不失权，失地不失业”，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进行统筹调配，划片进入公办中小学，一律取消借读费。我想，下一步成都可以考虑让进城农民工达到一定工作年限后就转为正式居民，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靠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少数致富的人帮助农民都是不切实际的。核心问题是减少农民，让更多的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享受与市民一样的权利和待遇。

　　成都是四川的省会，今后不仅成都的农民会进城，四川其他地区的农民也会到成都来打工。让更多的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才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最终目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我们在成都的调查研究中学到了很多新鲜经验，也接触到实践提出的大量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愿意继续研究成都和其他地方的改革经验，以获得更完备的关于中国转型的科学认识。

　　第一是，凡是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小的，效果明显的，希望成都能做出一个量来。比如全面的农村确权，还有大面积的国土整治，做几个点、几条线虽然也不容易，但还是不够，要按“全域成都”的理念，成片地普遍做开来。经验表明，在点和线上管用的，还不等于最后被证明管用；非要大面上行得通，譬如当年的包产到户，才算真正行得通。

　　第二是，改革现行土地制度不可避免有很多敏感的环节，应该利用试验区的框架，封闭起来运行，为全国探路。哪些事情比较敏感呢？一个就是能不能通过土地空间位置的变化，实现土地级差收益的增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基本完成，所以那里对资源的空间位置，可以用法令法规加以固定。中国的实际是城市化严重滞后，因此空间资源面临大规模的重新配置。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证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又不阻碍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难题。出路只能是授权改革实验区试验区大胆试验、经实践和各方的评估验收后，再得出全国适用的结论。

　　第三是，总还有一些更复杂的问题，目前连局部试验的条件也不成熟。譬如与土地制度关联度极高的财税制度、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税体制，究竟如何平稳完成从“卖地财政”向财产税、资源税或土地税的体制转型？这类问题应该认真研究、提出可试验的方案再交付改革试验。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牛文元：

　　成都与重庆本来在历史上在文化上就有渊源，又一起列为改革试验区。那么成渝之间应不应该建立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走廊？一边一个拳头，成都和重庆就是一个双子星座。这样就提升了成渝共同的发展动力。不能封闭起来，各搞各的。通过经济走廊，物质上可以交流，能源上可以交流，信息、人才、经验都可以交流。打通了，共同创造一个大区域。搞试验区，浦东带动了长三角，滨海新区带动了环渤海，那么成都、重庆也不是只带动各自1万多和8万多平方公里的发展，打通以后，就有带动西南，引领西部的作用了。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

　　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我认为国家更多地是把它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区域，注重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协调，注重城乡发展协调。这是一个国家的发展之本。

　　既然需要协调，我们就要在一些不协调的领域进行探索。对成都来说，应该试图在一些前沿的制度方面再进行探索。比如土地制度层面，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将来也会坚持下去。但这种严格的土地制度客观上给城市的空间扩展、发展带来一些限制性因素。我国也在探索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那成都是不是可以更提前一步，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比较快地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它一方面能推动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推动农村农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能为进入城市的农民提供一笔基金，或者给进入城市的农民比较稳定的基础保障。

　　在中国城市化高速成长过程中，政府财力很难对所有进入城市又没有就业的人给予保障，有一个路径可以缓和这个矛盾，就是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后，这个市场可以包括土地使用权的购销市场和租赁市场。很多农民会选择租赁，他们进入城市可以不一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因为他们有土地收入的保障。

　　二是探索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成都的户籍制度改革走在了全国前列，鼓励带眷迁移。带眷迁移是在市区范围内，全国的主要大城市很难完全放开户籍管理，成都也很难完全放开。我觉得成都可以探索建立“就业＋社会保障＋合法住宅”的带眷迁移户籍制度。如果一个外地人在成都有稳定的就业，加入了社会保障，有医疗、失业等方面的保障体系，有合法住宅，具备这三个条件就应该给常住户口。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李晓西：

　　实验要量力而行、顺势而行，不要超越现实情况来拔高。什么是超越现实？比如说统筹社保资金，按理说统筹到全国层面上是最好的。比如你在上海打工，一直在交社保，等你回到成都，拿个证明成都就认。这样劳动力就彻底流动了。但现在还只能一步步走。比如留在当地的人的保障就是要稳定，要保证他们到时能拿到养老金。而对流动性大的，统筹层次越高越好。但是不要急于提升层次，即使提升也要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逐步提高，而且政府的责任要承担到底。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

　　我是搞金融的，我的建议是成都在城乡统筹的过程中，积极采取措施发挥金融工具的作用。最近几年，我国已经推出或者正在推出大量的金融工具，如果能在这个方面早走一步先走一步，成都的城乡统筹就应该能发展得更好。农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农村资金只有不到50%能留在农村，其他50%全部流出去了，没有应用到地方的发展上。乡镇银行是四川首先推出的，全国第一个乡镇银行就在仪陇。乡镇银行把它筹集的资金限制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使用，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微小企业贷款模式是真正针对微小企业的贷款，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以抵押为主的贷款方式，通过研究企业未来现金流来为企业贷款。

　　天津滨海新区项目组组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肖金成肖金成：

　　我不太赞成把18亿亩红线和占补平衡混为一谈，不要一谈到土地利用就是占补平衡。我们今天之所以土地资源紧张，根子在于土地的粗放利用。现有的土地利用机制不合理，无法从合理使用、高效使用的角度来利用土地。现在的现实是，只要占有土地就能获得利益，那如何实现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这种情况和我们国家土地的二元结构是分不开的。国有土地用起来很严格，但是集体土地使用起来就不那么严格，于是大家都想去土地转性里面去搞点投机。现在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需要进行土地的管理体制改革，需要这样的大胆突破。而不是如何在占补平衡上花心思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成都是以城乡统筹为重点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这样一个政策环境，可以选择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尝试着去搞一搞。

　　但是这种尝试必须小心，范围一定不能太大，因为有些改变是不可逆的。

　　上海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权衡：

　　在西部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非常重要。这比东部经验复制到西部更容易操作。此前试验区都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但西部和东部还不太一样，东部主要是讲率先实现现代化，西部更多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对西部而言主要应该是城乡关系的和谐。

　　“新特区”对地方政府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挑战主要是政府面临自身职能的转变。浦东已有的经验证明，综合配套改革的深入推进首先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的阻力主要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西部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除，同样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

　　中科院成都山地研究所研究员、博导陈国阶：

　　城乡统筹对农村的大量投入是必要和必需的。不过，我认为政府在投入资源或引导资源流向的时候，应预见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情况，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比如说，城乡统筹过程中，必然有一个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5年或10年后，仍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一定会大幅减少。那么在修建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修建多少基础设施，配备多少学校和医院等问题，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浪费。据我所知，韩国的新村运动就已经出现了由于人口转移出现的农村房屋空置、基础设施利用率不高的现象，我认为成都应该在发展中注意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