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虽然提倡多元和自由的思想，但并非没有派别、圈子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王缉思说：“与智库的人交往多年，你会发现，能够真正影响政府决策的人有一个圈子，这个圈子不很大。如果你在芝加哥或旧金山，可能就很难进到这个圈子，而如果在纽约和华盛顿，最多加上兰德公司，则会比较容易进到圈子里来。名牌大学在这个圈子里就已经差一筹了，非名牌大学就更难进来了。这种社会网络的形成，许多是多少年的交往，往往是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建立，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出来的校友关系或师生关系，就建立了这种长期的交往。”“就中国研究而言，最早的圈子是费正清、白鲁恂等人建立的，他们培养了很多学生，布德鲁金斯学会的一些人就是他们的学生，或者与他们建立有关系”。

　　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心负责人肖耿去年在华盛顿的时候，碰上布鲁金斯协会总裁的太太去世了。他去参加了追悼会，看到了克林顿和希拉里都在那里。肖耿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布鲁金斯的总裁和主席与克林顿在学生时代是很好的朋友，甚至住在一个宿舍，因为年轻时在一起，所以相互非常了解，相同的背景，相互间有信任的关系。”

　　王缉思说：“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不太喜欢偏激的观点，或者与政府观点太背离的观点。传统基金会是一个保守派的智库，有一位研究员持很保守的反华立场。我曾向美国智库的人问起他，这些人皱皱眉头，意思是说，‘你提他干吗？’这位研究员曾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他的观点，我没有反驳，反问他，‘你的观点能够代表政策主流吗？’他只好说，‘不能，很遗憾不能’。”

　　肖耿是拿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的中国人，他可能是布鲁金斯学会唯一不是美国公民的研究员。他对这种“主流”压力的感受是很切身的。他说：“布鲁金斯的原则是学者研究的独立性，但原则和现实总是有一定冲突的。比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我觉得人民币汇率不一定需要升值，中国可以通过涨工资涨价来减少出口，但我的上司不同意，他说你不应该发表。这个对我来说，就很难处理。有些人在政府里工作，回到智库，就会把政府里的行为方式带过来，有时候就会感到无形的压力。美国智库其实也有教条和意识形态化的地方，许多精英信仰新古典经济学，在大学里就被洗脑了，如果现实发生变化，宁愿不相信现实。”

　　韦登鲍姆就曾在他的《思想之争：华盛顿的智库世界》里指出，由于智库关注的恰好是当下的热点和政策问题，它的思维方式并非没有局限，它很难长远思考。肖耿说：“美国是选举政治，选民对政治家的影响太大了，不当选，一钱不值，所以必须要当选，就要服从选民。但选民是活着的选民，实际上是一个小的利益团体，就不会去想到社会的长远利益，这个政治格局使得美国的政策短期化，不可能是长期的，所以智库也是有局限的。相比之下，中国的思想库其实有很多好的传统，只是国际上知道得不多。”

　　“智库力”

　　布鲁金斯学会目前所关注的热点话题包括医疗改革，因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刚刚在国会山的新闻发布会上阐述了对美国医疗改革立法的意见。相应地，在学会的活动日程里，学会的“国家重大预算”项目3月1日会邀请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特尼·霍耶(Steny Hoyer)来参加关于财政预算的讨论，布鲁金斯学会经济问题高级研究员哈斯金斯主持讨论，而哈斯金斯本人曾经在白宫和国会担任福利问题顾问，参与了1996年美国福利政策改革的制定。另一布鲁金斯学会关注的热点是中国的美国国债，布鲁金斯的经济专家加里·贝特里斯(Gary Burtless)在网站上撰写了一篇《如果中国不再买我们的国债，灾难会不会发生》的短文，他本人曾经是美国劳工部的经济学家。

　　兰德公司也在引导对当前热点问题的讨论。它的医保问题团队承担了一个政府的“改革综合评价”(COMPARE)项目，在兰德的活动日程安排里，负责评估参众两院议员医改方案的项目负责人刚刚向媒体和公众讨论过奥巴马提出的医改方案，预测立法者可能会辩论的政策选择。此外，兰德也在引导对海地灾后重建、稳定阿富汗政局等问题的讨论。

　　这是智库活动的一个缩影。唐安竹说：“要理解智库的角色，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美国从内政、经济、社会到外交政策的制定，都会经历一个公开讨论的过程，活跃的市民社会参与到讨论中来，包括智库、利益集团、各式各样的社团组织等等。”

　　智库以专业知识和系统的分析工具参与到讨论中来。前不久，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发表了一个模拟游戏的报告，预测伊朗核计划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撰写这份报告的人是中东军事和安全问题的防务专家杰弗里·维泰斯(Jeffrey Weitais)和一位从事数学建模和数据分析的科学家。这场“严肃的战争游戏”是2009年12月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共同完成的，分别演绎伊朗核问题的冲突将如何发展、美伊谈判和以色列的反应，以及如果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将如何反应。参与游戏的人，都是对这些问题非常熟悉的专家，他们中一些人过去就在政府部门中担任过同等的职位，能够贴切地进入角色。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需要改变目前的政策，加强军事准备，而以色列如果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不仅会多线受敌，而且会在本土有战争。模拟游戏是美国智库常用的制定战略的高级工具，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兰德公司就用这种方法预测过具有大量不确定因素的危机。“美国政府常常会在政策出台之前，让智库做一些操作性很强、实证的模拟分析，它为政府决策提供了许多前瞻性的预测。”王缉思说，“在很多情况下，智库只是去完成这些政府的课题，而不直接给出建议，它们是独立的。”

　　智库如此热衷于公共政策，与政府在政策上默契配合，却又坚决维护其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兰德公司是个例外)，这后面是什么样的力量？

　　唐安竹说：“严格意义上的智库，90%以上的资金来源是基金会，这些私人的基金会是美国权势集团的重要部分，但又独立于政府之外。大企业、个人，比如继承了大笔遗产的个人，都可以给智库资助，避税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公益精神。”以排列第一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它最初由来自圣路易斯的实业家罗伯特·布鲁金斯资助创立。到2004年底，它的资产达到2.58亿美元，2009年它的预算达到8000万美元，资金主要来自皮尤公益信托基金、麦克阿瑟基金会、卡耐基集团，美国、日本和英联邦政府也有捐赠。

　　唐安竹说，他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工作时，他的日程安排中有重要的一项：写基金申请。2005年，他负责了一项James Town基金会赞助、为期5年的艾滋病项目，帮助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减少艾滋病的危害，在北京的项目资金有3000万美元。

　　李成说，他进入布鲁金斯学会，缘于2005年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中国项目。“这个项目是约翰·桑顿(John L.Thornton)成立的，他也是我们布鲁金斯学会的董事会主席。在这之前，他是美国高盛的主席，50多岁的时候离开商界，进入到学界。他相信，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崛起，所以他成立了这个中国项目。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召进了布鲁金斯，一开始只是做客座研究员，一年以后成为正式的研究员。”过去，中国研究还是美国学界和智库较为边缘的领域，如今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成员名单上，中国研究的成员已经占到了相当比例，桑顿的捐赠和理念很重要。

　　桑顿毕业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为美国高盛公司开创了在欧洲的收购和并购业务，为福特公司、英特尔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等做过顾问。1996年，他作为高盛亚洲区的主席来到亚洲，与中国有了更多的接触，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肖耿回忆：“2003年，桑顿在清华开了一门课，讲领导力。当时听过他的课，内容都是重大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他开课没有报酬，大概只是象征性的1块钱。”“桑顿给布鲁金斯学会捐了一大笔钱，具体数额未公开，在华盛顿成立中国中心，在清华成立了布鲁金斯研究中心。”肖耿说。肖耿在2006年接到了布鲁金斯学会的邀请，请他到清华大学负责布鲁金斯学会在北京的项目。当时他已经是香港大学的终身教授，工作稳定，但他选择了来清华，“因为我认同对中美关系的重视”。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曾对美国基金会有过专门的研究和介绍，写在《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一书中。她说，美国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与基金会的关系最为密切，是该组织除大企业直接资助外的主要资金来源。“冷战”时期，委员会的全部收入中基金会捐助占25%，其理事中卡内基董事会成员占10名、福特10名，洛克菲勒10名。该组织的前会长约翰·麦克洛埃也是福特基金会董事长和洛克菲勒的董事，前主席里斯顿则是卡耐基的董事，大卫·洛克菲勒做过委员会副主席，智库成员与基金会重叠甚多。资中筠写道，这些基金会“建立于政府之外，而且特别注意保持自己的非官方和独立性。它与政府的关系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有距离，有时有矛盾。基金会在工作中决不接受政府的指示，政府也无权干预”。

　　就像智库成员与政府官员经常对换角色一样，基金负责人与政府高官经常在相互的大门中进进出出，比如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杜斯克之前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杜勒斯之前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肯尼迪-约翰逊白宫安全委员会助理邦迪后任福特基金会会长。他们为“官”为“民”行事的角度有所不同，在政府里维护本届政府的利益，回到基金会后又代表着美国精英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理想那部分。■

　　(实习记者张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