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教育去行政化的社会瓶颈

　　在一个官本位社会里，一个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大学校长的处境是，“有一次开会，因为我没有级别，把我排在最后面一排的最后一个”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冰

　　“我们现在行政部门的权力太强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太少了。”3月4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分组讨论会上说。

　　朱清时的话引起了与会委员的讨论。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大家都说大学的级别，在全国都是级别的情况下，级别就是核心矛盾吗？这个难道是中国教育改革最突出的问题吗？”

　　陈勉委员打了个比方：“由一个部门控制着资源，相当于拿着骨头，三千所学校就像饿狗，我们的思维能不是单向的吗？教育的根子需要反思。”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27日下午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让教育家办学。

　　温家宝说，“我这里所说的教育家他们可能不是某些专业的专门家，但是他们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

　　2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布，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去行政化”成为“两会”热议话题之一，《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代表、委员认为，“去行政化”势在必行，而“取消行政级别”则需要相应的社会改革配合。

　　行政级别附加了很多利益

　　“行政级别的存在和高校‘行政化’紧密关联。”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对本刊记者说，“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人来操作的，取消行政级别是对人的认识、思维模式的改进，是通过制度改革解决人的问题。没有这个制度，就不会用行政思维思考问题，就不是对上负责，而是对下负责、对全体教师学生负责。”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对本刊记者介绍说，高校行政级别的存在与现有的干部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很早以来，我国把四年制本科院校定为正厅级。在985工程中，985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为副部级，这个问题就突出了。在学校办学过程中，不少教授又纷纷竞争副处、正处，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当初确定985高校为副部级，主要考虑这些学校的规模、地位、作用上与其他高校有所区别，是为使这些学校在地方上得到较好的发展，让地方政府进一步重视，在协调工作方面提供方便，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这些学校打交道的对象主要是管教育的省委常委、副省长，级别提高出于工作便利的客观需要。”

　　在周洪宇看来，行政不能等同于行政化，行政管理是一种现代科层管理的体现，去行政化，并不是要因噎废食，把必需的行政权力也取消。

　　葛剑雄对本刊记者说：“比如，学校要不要教务处？当然要！教务处对课程设置有权力，但我怎么上课，你不能干涉，这是非常明确的。行政部门权力都取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不是无政府了吗？”

　　周洪宇认为，高校“行政化”与目前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有密切联系。“高校的级别，和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相对接，没到正处级就不可能升到副厅级，没到副厅级就不能升正厅级。这和国外不一样，基辛格就是一个教授，没有行政级别，可以一下子做国务卿。”

　　“在中国，行政级别附加了很多利益，都是实实在在的，对很多人有吸引力。最近这些年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伴随而来的，行政权力也变相扩大，人们对行政权力的渴望更强。由于行政官员掌握着大量资源，而在资源分配上，教授又缺乏渠道参与，导致部分人对此趋之若鹜。”

　　在3月4日的分组讨论会上，朱清时讲了一个故事：“西南联大为什么7年办成最接近世界一流的大学？那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训令西南联大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据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回忆，联大教授会讨论，回复教育部说，选什么课程是学校自己的事情，否则西南联大就变成了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结果是不照办。”

　　顾也力委员说：“现在大学的办学特色、选定的学科建设、专业，受制于行政管理，校长没多少自主权。行政管理是按照条条框框办事的，这时大学就要找到行政管理人员去谈、去磨，甚至采取一些公关行为。有时去教育部，对科长都要点头哈腰。”

　　朱清时“吃螃蟹”之后

　　分组讨论会上，葛剑雄有些无奈地打趣说：“朱校长的学校是没有级别的，图章应该刻多大呢？”

　　作为“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南方科技大学的创校校长，朱清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人，在一个行政级别的社会中，变成了一个没有人管的人！”

　　他说：“去外地参加会议，领导们住的都是很豪华的套间。我去住，就要自己出钱，一晚上八百多元，心疼啊。有一次开会，因为我没有级别，把我排在最后面一排的最后一个，在职业学校的后面。后来(主办方)也觉得过意不去，把我又往前调到了职业学校的前面，排在深圳大学的后面。我有时也很抱歉，给他们添了这么多难题！”

　　周洪宇担心，在现有干部管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单单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有问题的。

　　“没有行政级别，在整个社会交往方面，特别是在与重要部门交往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很不适应的地方，至少心理上会有巨大落差。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校长，我尊重你，是因为你是校长、学者、教育家，是对个人的尊重。我同你打交道、商量工作，不是级别对级别，而是级别对个人。这时就看校长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今后大学如果没有行政级别了，大学校长必须德高望重，如果校长不是很强的校长，对学校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顾也力认为，目前学校获取资源和大学有没有级别“完全不挂钩”，“从资源上来讲，大学的收入中，学费由物价局根据当地情况确定，公办学校有国家拨款，也是按照生源、人数拨款，与行政级别无关，专项经费则由学校根据需要向有关部门打报告。”

　　周洪宇说：“我觉得从目前来看，人们考虑的都是该不该取消级别的问题，至于取消之后有哪些相应的措施，还没有考虑清楚。中国的教育改革，一定要把改革的策略、方式、途径、可承受力和可能带来的各种后遗症考虑清楚，要对这些问题提出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

　　周洪宇认为，不在乎行政级别的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达不到圣贤的境界，会有一种从副部级成为普通教授的心理落差，说没有是假话，做不到心如止水。我相信，今天的圣贤太少，快绝迹了，是恐龙啦。恐怕真到取消行政级别那一步，心里不一定好受。我理解，很多人现在说支持取消行政级别，是要理解支持这项改革，是对外表态，心里怎么想，只有天知地知。”

　　“单边独进，必定失败”

　　“很大程度上，阻碍高等教育发展的是行政化问题。要去除行政化的根源，按照大学办学的规律进行管理。”顾也力说。

　　他建议，高校“去行政化”可以“三步走”：

　　“第一步，行政管理要逐步脱离行政化。很简单，就是要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减少职能部门的检查、评估，在此基础上才有去行政化的可能。从教育部，到各省教育厅，控制大学的管理措施要减少。教育部只制定指导方针，而不是管理具体的事项。这是教育部门‘管’还是‘放’的问题，所有的职能部门都只想管，不想放。减少审批权，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学校真正需要的是职能部门的帮助。”

　　“第二步，可不可以搞一些试点，先从遴选校长的层面开始做起？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校长职权上。校长取消了行政级别，就是一个教授，从教授当中遴选，大家欢迎的、有能力胜任的来担任。校长的责任，就是按照教育规律办学。现在的问题在于，校长的‘乌纱’比职责重要，而且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配合行政管理模式，不可能有自主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到了，要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校长没有行政级别，就不会想到保乌纱。学校可以给校长岗位津贴，只要做得好，没有问题。”

　　“第三步，可以探索通过党政联席会议的方式对校长进行监督，保证校长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现在的状况是，校长、学院院长一方面是教授，一方面又有行政级别，双肩挑。如果没有行政级别，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要考虑如何保持公平公正，良好的监督机制也可以督促校长注意这些问题。”

　　周洪宇认为，目前学校的行政管理与整个国家的干部管理制度存在必然对接，学校难免要千方百计向既有干部管理制度“靠拢”。“去行政化”关键要找到相应的干部管理体制防止现有学校追求官本位。“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必须与调整现有干部管理体制同时进行，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同时也必须有一些新的机构建立，为新的学术权力或行政权力的实施提供基础，哪个方面缺失都不行。”

　　“校长遴选要谨慎、再慎重，这是个大事情。一旦实行，而后续措施没跟上来，曾经积极推进的人可能会感觉，是不是推得早了一点？”

　　周洪宇建议，今后可以尝试“教育职员制”，通过试点和推广，逐步去除行政化。“很难预测会出现什么样的模式，规划纲要中提出来，方向明确了，给我们留下了探索的空间。”

　　“中国的教育不改不行，乱改也不行，过快也不行，要循序渐进，把相应措施逐步建立起来。去行政化不仅仅是教育改革问题，而要和社会改革配套进行，同步实施，单边独进，必定失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