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二次转轨”的浙江样本

　　浙江从速度导向到质量导向的转轨实践，正在创新全新的区域发展样本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郭献文胡作华

　　六年前，当浙江以仅占全国1%的耕地面积跻身第四个GDP过万亿元的省份后，全省上下启动忧患探讨：“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的粗放经营模式，如何才能转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谁也想不到，一场不期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浙江提供了凝聚调整共识、借势推动转型的广阔平台和强劲动力。现在，当外部经济回升复苏的势头明朗开来，浙江已悄然转向地方财政、企业效益、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新轨道。

　　危机之年鼓了老百姓“钱袋”

　　过去的2009年，以藏富于民著称的浙江省，连续第二十五年刷新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各省区市纪录。据统计部门对浙江47个市、县级行政区域的4700户农村居民家庭抽样调查，2009年这个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10007元，率先突破万元大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达到了24611元，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分别达9.7%和9.5%。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老百姓口袋有了钱，政府的日子又会难过到哪里去？2009年浙江省实现生产总值22832亿元，同比增长8.9%。“浙江GDP增幅跟其他省份相比不算高，但是发展质量高啊。”浙江省财政厅厅长钱巨炎说，2009年浙江财政总收入412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142.4亿元，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达92.6%，仅低于北京、上海，这一“含金量”比沿海几个经济大省平均高出8至10个百分点，万元GDP产生的税收收入在全国省区中也是名列前茅。

　　新型工业化开辟新空间

　　“关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浙江觉悟比较早，谋划也比较早。”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说，2007年12月浙江根据中央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结合浙江实际较早地作出了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部署，现在看来，浙江的决策部署方向是正确的，措施是有力的。

　　比如，耕地锐减，曾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连续二十多年高增长的一项较突出的负效应。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浙江经济增长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正在下降，已出现少消耗、多产出、高效率的趋势。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楼小东指出，2009年浙江省万元GDP新增建设用地消耗量为9.10平方米，同比降低4.83%；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从2002年的0.43亿元增加至0.93亿元，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同期从0.87亿元增加至2.11亿元，两项指标均居沿海省市前列。

　　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姚作汀说，“今后，产业需要集聚集约发展，每个市可能只设立一个工业集聚区，老百姓也要从分散居住向集中居住转型。”显然，浙江过去30年所走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迈向高端的“浙江制造”

　　尽管经济复苏之路仍有一定不确定性，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吕志新却表示，今年公司产值实现成倍增长没有问题。他的自信来自于公司去年成功研发的一款剑杆织机产品，新产品工艺水平可与国外进口织机媲美，成本却不到进口织机的2/3。

　　产品低端、低效益曾经是不少“浙江制造”的代名词，诸暨市的淡水珍珠产量占全球70%，产值不到10%；嵊州领带占全球40%，却没有自主品牌出口……如今，醒悟过来的浙江民营企业纷纷通过调整产品结构、推进转型升级甩掉这顶“帽子”。

　　“生产规模大不等于产品有竞争力，有产能不等于有定价权，”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建平说，很多浙江企业开始向研发环节和销售网络要效益。2009年，浙江省限额以上工业技改投资增长8.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从一季度下降20%回升到全年增长34.4%。

　　改善民生创多赢局面

　　尽管浙江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指标已连续多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但是如何让困难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仍是个紧迫课题。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表示，2010年浙江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等三项待遇或标准，切实提高企业职工、退休人员和低保户的收入。

　　目前浙江省正在实施的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就是以提高低收入群众致富能力和收入水平为中心，把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政府扶持、区域协作、结对帮扶和社会援助，力争基本消除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乡镇，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改善民生既是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又可以反过来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钱巨炎说，2010年1月起，浙江正式为所有符合条件、年满60周岁的全体城乡居民提供每月不低于60元的基础养老金，全省直接受益老人达59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受益面超过2000万人，这对于巩固执政基础、稳定居民保障预期、拉动内需都有很现实的意义。

　　“实践公共财政直接推动了地方政府政绩观的转变。”钱巨炎说，以前地方政府过分注重经济总量和GDP增幅排名，今后，民生投入、人与自然的和谐度、城乡公共服务水平高低，有望成为浙江各级地方政府互相“攀比”的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