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二代”的婚恋难题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编辑引语： 当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20岁-30岁之间的“农二代”已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主体，数量达1亿人左右。如今，他们正处于婚恋的黄金年龄。从封闭的农村进入相对开放的城市，这一特定的人生经历将在诸多方面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轨迹，特别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标准、择偶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及其相关的行为都会具有明显的冲击和影响，婚姻问题正成为影响农民工存在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在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婚姻与爱情又遭遇着怎样的困境，这对他们的心态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正成为所在城市管理者面临的新课题。

　　情感缺失背后的制度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存在障碍的背后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政策后果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差异的结果，是各种权益的缺失，是他们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享受不到应有国民待遇的结果

　　■ 长子中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近年来，广大农民工的工资、就业、医疗、住房、子女就学等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并正在不断得到改善。然而，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另一面——情感生活迄今鲜为人知。

　　现代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的冲击

　　择偶观念城市化。著名的现代化问题专家英克尔斯曾指出，城市经历对于现代性量度有很强的间接影响， 也就是说，城市经历通过大众传媒、学校教育和工厂经历等对人的现代性产生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受城里的新思想、新观念的濡染，他们也开始学着城里人大胆追求理想对象，“舍得花钱培养感情”，会在重要的节日为心仪的姑娘送花，或者是约心仪的姑娘看电影、逛街，制造并享受浪漫的爱情感觉。他们更加渴望自由恋爱的婚姻模式。

　　择偶标准多元化。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多种角度、立体全面的考虑其择偶标准，不再局限于传统农村“能过日子”、“勤劳”、“老实”这样简单的线性思维。他们的择偶标准已经开始多元化了：“谈得来”、“感情好”、“体贴”、“有共同语言”、“相貌俊”等现代择偶因素越来越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视。他们重视对方的个人品质和能力等个人条件，轻视家庭背景、政治成份等传统择偶标准。

　　择偶方式市场化。随着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很多农村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加快，而日益发达的各种交通、通讯设施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由交往提供了方便。随着男女青年交往频率的增加和交往范围的扩大，自主选择的婚姻越来越多， 介绍婚姻的“媒人”范畴也大大拓宽了：亲戚、朋友、打工时的同事、婚介所、报纸、杂志、电视台、广播电台，甚至包括了因特网。需要指出的是，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网络、手机信息等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交友平台，在这个虚拟社区里能够自由地进行情感交流。

　　择偶对象自主化。传统婚姻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唯父母命是从，婚恋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双方父母态度的影响甚至是支配。新生代农民工则走出了农村相对封闭的生活生产状态，有了一定自由交往、接触的时机和条件，对自立自主婚姻的追求日渐强烈，希望自己主宰自己的婚姻生活，把择偶看成是个体私人领域的事，突出个人需求、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在婚姻中的重要地位，信奉“我的婚姻我作主”，在择偶中突出以个体的喜好为取向而不是以群体主要是大家庭的喜好为取向的现代化特征。

　　择偶区域扩大化。随着择偶方式市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区域大大延伸，婚姻圈突破了原来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狭隘限制，只要双方情投意合，“一切皆有可能”。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娶城里姑娘已不是天方夜谭，打工妹嫁“城里郎”也较常见。并且，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与“打工妹”之间的相互吸引与结合不少是跨地区、跨越语言障碍、跨越习俗差异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背景下的男女恋爱结婚的机率越来越高，相互学习，优势互补。这也反映了群体之间关系的融洽程度。

　　总之，从上述可见，如果说传统社会婚姻缔结的主要目的是男方寻找传宗接代、女方寻找一个终生的依靠， 那么现代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已经突破了窠臼， 逐渐转向精神因素， 更加突出人品的吸引和具有共同的话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困境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首选。在封闭的建筑工地和封闭的工厂里，他们“眼里只有尘土和沙石、钢筯、水泥、机器”，“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女孩子，工地上全是男的。”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因此很难受到年轻女子的青睐。

　　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组建一个家庭也面临着不同的压力和困扰，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经济基础好一些，可以减少不可预知的未来生活风险和生存压力，“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肯定不会长久”。这也影响到新一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而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也因为囊中羞涩，不得不暂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将“爱情和婚姻”搁置起来。

　　不少婚姻以分手告吹。择偶是婚姻生活的基础。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当他们无法在城市找到爱情和婚姻时，就只能将目光重新转回乡村。这样，受到父母的干扰较多，他们也很难通过自主地运用“婚姻自主权”来寻找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

　　新生代农民工男女错位。对农村人而言，升学和婚配是他们冲破户籍制度壁垒，告别农村生活，为城市人所真正接纳的两条最为重要的途径。新生代女农民工更易于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一般都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但是，对于男性青年农民工而言，这样的“好事”就不会有很多。见过了“市面”、“心气颇高”的女青年打工者已看不起这些同样来自农村的“曾经的战友”。

　　他们在城市被爱情遗忘

　　无房、无业、收入低、社会地位低，并且在生活空间和工作范围内所接触的异性很少，而在“择偶梯度”法则的效应下，一些打工妹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一致向“钱”看或一致向“城里”看，城里姑娘也大多对他们不屑一顾，致使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到了30岁还找不到另一半，父母发愁，他们自己也无奈。一方面， 他们渴望城市里面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的现状， 另一方面， 他们又害怕遇人不淑、一辈子“毁掉”，让他们对未来另一半从心里产生了恐惧感、畏惧感、危机感和压力感，让想在城市里找到归宿感的他们无法左右自己的明天。

　　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在的相亲大会多以白领青年为对象，普通外来民工难以融入，苦于没有相互交流认识的平台，使他们的黄金年龄只能用“熬”来度过。婚介机构也很少将青年民工群体纳入服务对象， 而以盈利为目的地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婚介所也让许多报名交钱的农民工“很受伤”，有苦难言。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年龄较轻，心理承受能力和心智发展不够成熟，而且远离家乡和亲人，扎根未稳，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较为薄弱，同时又多为单身，正处在恋爱的季节，爱情是他们最需要的情感类型，但却受到了过分的压抑，身边鲜有能够在一起说心里话的伴侣，很难形成有效的心理压力分担机制、心灵创伤的消弭机制和生理压抑的消解机制，致使他们在黄金般的年龄感受着黑色的情感煎熬。随着他们的适婚期临近，婚恋情感问题已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如何让他们在打工的时候有一份温馨的爱情和一个不太奢华但也足够温暖的婚姻，已成为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在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的前提下，在人性感情压抑长期得不到排解、宣泄之下，在一些农民工中间出现相关的犯罪倾向和苗头及非常规的满足路径是极有可能的。最近，广东三大监狱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报告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性机能发育逐渐成熟，在缺少良好教育的条件下，他们的性道德的形成往往落后于性机能发育；他们追求低级趣味和感官刺激，如强奸、猥亵、轮奸等侵害案件，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犯罪类型。

　　农民工需要岗位、需要信息，也需要解决婚姻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婚姻问题是个人问题，与社会无关，与政府无关，自己找不着对象，市长也没有理由帮助他们解决。其实，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存在障碍的背后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政策后果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差异的结果，是各种权益的缺失，是他们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享受不到应有国民待遇的结果。诸多现象表明，婚姻问题正成为影响农民工存在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正成为所在城市管理者面临的新课题！(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农二代”的希望之路

　　阻止农民工贫困的代际传递，让他们在第二代、第三代融入城市，这是农民工的希望，农民工二代的希望，也是全社会的希望

　　朱 力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我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超过1.4亿，第二代子女占其中的5%～7%，已是相当大数量的人群。农民工二代的种种不适应问题对社会发展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果我们对农民工二代存在的问题没有高度的重视与充分的认识，它将会成为城市隐痛。

　　如何让农民工第二代在成长过程中，能够顺利接受主流价值观并融入城市社会？ 

　　阶层间流动不畅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深层次的根源。如果农民工长期没有进入主流阶层的通道，而成为一个相对凝固的底层群体，会使他们产生失望、绝望的悲观主义心态，产生对社会的不满。面对农民工第二代已经生长在城市这一客观事实，我们的社会政策与制度改革的步伐还显滞后，比如，虽然淡化了户籍功能，但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保障、非义务教育、医疗、福利等制度改革的速度不够快。社会政策改革的总体方向是让农民工的第二代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社会心理，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让其具备在城市社会中向上流动的能力。同时，城市要向他们充分开放，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希望与发展的社会空间，鼓励他们通过正当途径去实现个人理想，在社会的阶梯上向上攀登。

　　一是必须重点关注他们的受教育权利。政府着力解决了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我国大部分城市对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已经开放。但这还远远不够，农民工渴望子女在城市继续接受初中后教育。因此，高中阶段的教育也要对农民工子女开放。对农民工新生代的教育不能单纯以解决有书读为目的，而要考虑以培育其竞争的技能为目的。城市要考虑将高中、职业技术学校向他们免费开放。农民工子女通过接受相对优质的教育而逐渐提升竞争力，能够在城市站住脚。

　　二是学校要教书，还要育人。要教育全体城市的孩子，尊重来自外地的同学。校长、教师、同学都应纠正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给农民工子女尊重和平等。应不断地向学生传输平等、团结、友爱观念，转变城里孩子对农民工“污名化”的偏见，培养他们的宽容心和博爱精神。帮助农民工子女改变自身固有的心理偏差，引导他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是社会工作机构要介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与心理疏导。在学校建立社会工作机构，专业辅导农民工子女，关注他们的心理承受和宣泄方式，提供相应的心理诉求渠道。教育农民工子女应自尊、自立、自强，树立正确的成才观，依靠人力资本的提升来发展自己，把自己同别人放在同一起跑线上，主动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学会自尊，把外界的环境压力当作奋斗的动力。学会取舍，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四是社区要发挥作用。进城农民工子女生活在社区，受社区的直接影响较大。因此，社区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积极营造各方参与、密切配合的良好社区环境。街道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领导小组等机构，要协调社区相关职能部门，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像关心城市孩子一样来关心农民工的子女并义务为他们提供法规、政策的指导和帮助。倡导社区居民善待农民工，减少社会距离，减少偏见与歧视行为。

　　五是媒体要加强正确社会舆论导向。媒体应该客观介绍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现状，提供服务机构的信息，宣传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以各种形式宣传进城农民工子女中的表现优异者，倡导他们的先进思想行为。要更加注重他们的需求，给他们话语权，将他们的利益诉求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表达出来。

　　在宏观的环境方面，政府要加快农民工权益保护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农民工并不追求特权，而只是要求具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权利与发展机会。他们需要的只是市民待遇，而不是特权保护。这在我们城市政策中应该予以充分地重视。因此，要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不平等现象，使外来员工在职业技能培训、城市文化生活参与、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得到更多机会，为外来人员第二代打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尽快融入到城市生活中。认同是双方的，城市宽容与大度，开放与友善，农民工才会认同与融入。

　　社会不能够让农民工的二代成为绝望的一代，而是有希望的一代。阻止农民工贫困的代际传递，让他们在第二代、第三代融入城市，这是农民工的希望，农民工二代的希望，也是全社会的希望。(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代农民工的婚姻困惑(编辑手记)

　　青年农民工是社会代际转换期第二代农民工，婚恋情感问题已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他们面对婚姻心理状态如何，记者也对其中一些农民工二代进行了采访。

　　“平时工作很辛苦，下班后感觉很累，哪有时间和心思去谈恋爱？我今年27岁了，也渴望拥有自己的小家庭，但身边都是姐妹们，又没时间接触外面的男性。在我们纺织厂，很多姐妹都有着和我一样的烦恼。”来自河南的邱春红如是说。而面对和他同来打工的小伙抛来的“橄榄枝”，这位姑娘表示，还是要找个城里人。“我现在降低标准了，只要是有稳定工作的城里人，哪怕年龄大些、身体略有残疾也行。”

　　江西务工小伙徐磊已经谈了3次失败的恋爱了，每次分手女方给出的理由：“你赚的钱太少了，我们是没有结果的。”如今他还转战在各类为民工组织的相亲会上，但基本上没有任何成果。今年他希望过年能多带点钱回家。“最好还能带上一个人回家过年！”

　　从婚恋困境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农民工群体已经“更新换代”了，但城市的环境并无太大变化：和第一代农民工一样，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生活最大的“坎”，仍然是体制障碍，他们遭遇的依然是没有足够的福利保障，依然有政策和情感歧视，依然是城乡差别。只有通过制度改革消除这样的歧视，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突围、就业突围等才有实现的可能。(王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