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行政化的去与求

　　在官本位根基未动的情况下，以“去行政化”为诉求的大学改革努力，因为单兵突进，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困境

　　文/《财经国家周刊》特约撰稿 王红俊

　　自断行政级别的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朱清时，在配备公车问题上尝到了失去行政身份的尴尬滋味。

　　此时，距深圳市委市政府动议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已经历时三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对于这所大学的思路是：以校长招聘为核心，先确定校长，再会同校长商定其他人才的招聘。2008年5月，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成立，在全球范围内选聘校长。2009年的教师节，历时长达一年的全球校长遴选活动尘埃落定，朱清时当选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此后，他将在南方科技大学这张“白纸”上，构画自己的教育蓝图。

　　出任南方科大校长职位后，朱清时一直没有配车。原因在于他没有行政级别，没法定编制，公款买车就师出无名。2月25日，深圳编办破例给他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编制，但买什么价位的车仍然是个问题。

　　开会时的座位排序也成了问题。“在市里开会时，工作人员不知道该把我的位置放在哪里。”第一次开会，他被安排在深圳市一家职业技术学院的后面，第二次开会，他被安排在各个局的后面、其他学校的前面。

　　在这样的尴尬中，朱清时正在努力找回一所大学应有的位置。他在当选南方科大校长后，面对媒体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

　　高校改革新起点

　　朱清时的诉求正在获得政府层面的回应。早在2003年9月，国务院就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其首批批准的3所学校在经过几年运行后，正在为公立大学的改革提供一些样本。而在今年1月11日至2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连续5次召开教育座谈会，其中两次专门涉及大学去行政化问题；2月28日，此前搁置一年左右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再次启动征求意见工作。《纲要》第三十八条规定：“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北京师范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兴办的联合国际学院常务副校长郭少棠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纲要》有关大学去行政化以及中外合作办学的部分内容，吸收了该校的部分成功经验。据郭少棠介绍，《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之后，教育部开始与香港教育统筹局商谈合作办学事宜，选择香港浸会大学作为试点。

　　行政化附体

　　郭少棠说，他2005年8月初到内地时，没做任何与政府打交道的心理准备，他只是打算把在香港行之有效的一套管理制度移植到联合国际学院，这一套制度的核心，在于教授治校。

　　彼时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还在为应付教育部的评估而大伤脑筋。他对这种运动式的教学评估颇不以为然，认为在劳力伤财的同时，还抹杀了中国所有大学的个性。

　　而在大学内部，一股学术权威向行政权力靠拢的趋势也让朱清时颇为忧虑。朱清时做校长期间，曾从国外引进了一些优秀的人才，都是在各自领域内的拔尖人物。但他发现，其中的一些人，不惜余力地竞聘处长、副处长的职位。这让他非常不解：“我觉得他们做行政工作太可惜了。”

　　但在河南工业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副教授看来，这种对行政职位的追逐实属无奈。“因为领导在获取资源方面的优势实在太大了。”

　　他以自己所在的学院为例，“学院的实验设备、发表论文以及各种评优的机会基本上都掌握在领导的手里，他们很容易出成果。而成果一多，在职称评定、项目争取和奖项的评选方面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曾听一位大学副校长谈起，说在没当副校长之前，在学校根本拿不到项目，而当了副校长之后，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这造成的一个后果是，那些本来中意于研究、对做官不感兴趣的老师，或为了为自己争取资源，或不甘于这种不公平待遇，纷纷转向追逐权力。”上文提到的副教授说。

　　行政化根源

　　而在联合国际学院，郭少棠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行政人员与教授的排序正好相反：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教授拥有最终的发言权，行政人员所做的，只是为这些教授做好服务。“而不管是教授还是行政人员，最终都是为学生服务的。”

　　上文提到的副教授说，领导岗位上的老师虽然不排除有学术水平较高者，但有很大一部分是只懂做官、不懂学术的人。

　　中国大学内部的行政化，有两个来自校外的背景：一个是大学校长多由行政部门委派，其以前的身份多为官员，按照其已有的行政思维方式管理学校，成为一个便利的选择。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在高校行政化的背后，隐藏着政府对高校的工具性定位。他说，无论是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是1985年提出的“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都还是把教育置于一个服务性和从属性的地位。

　　高校行政化的另一个背景，是教育部在高校中间通过级别任命确立的等级制度。其中分三次完成的对31所副部级高校的任命，被公认为进一步强化了高校原有的行政化趋势。

　　抵抗

　　在这一体制下挣扎的中国高校，被朱清时断言“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更别提大师了”。

　　钱学森多年前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钱老生前无解，在他逝世后至今还没有答案。

　　一些教授对大学行政化看起来有些忍无可忍。

　　2007年4月25日，著名魔芋专家、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何家庆向学院提交了一份提前退休的申请。此前，他为设立植物学学位点全力争取了6年，但最终无果。他把原因归结为大学的行政化和自己“不会做人”。

　　何家庆看到，学校的很多中层干部多为博士、教授，而且，还有很多人绞尽脑汁往里钻。他认为，国家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如今都进入管理层，实在是浪费资源。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一流的学者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大学校长应当从二流的学者中挑选。因为“一个人的专业到达顶尖状态，就会有一个盲点。这种人当校长，很容易刚愎自用，也很难对其他学科做出支持。”他举蔡元培为例：“他在政治、文学等多个专业都是二流甚至以下的，但他对每个学科都有涉猎，当校长是很合适的。”

　　何家庆说，一些博士、教授当上领导后，还占用了两份资源，即教学资源和行政资源。而其他的一些老师，却经常处于无资源可用的境地。

　　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期间，对于自己极力反对的行政色彩甚浓的教学评估，朱清时独创了一套“原生态迎评”机制：不手捧鲜花迎接评估组，也不安排其住进豪华的宾馆，原有的教学秩序一切如常，“素面朝天”地迎接评估。同时，他还顶住了扩招的诱惑，拒绝了当地政府劝其进入大学园区的邀请。

　　由于80%的生源来自于国家统招，联合国际学院也要接受教育部的评估。郭少棠说，现在还看不出太大的问题，但将来肯定要争取，因为评估的各项标准都是教育部定的，而联合国际学院的优势就在于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除了管理上实行教授治校、以学生为中心外，还在教学上将学生、家长、学校和社会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称之为“四维教育”，其核心就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朱清时拒斥外部干预的做法，在学术成果上收效明显。“国家每年评出的‘十大科技进展’都有中科大的成果，上榜率远高于其他学校。”朱清时告诉本刊。

　　深圳“试验田”

　　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后，朱清时获得了一块更大的试验田。

　　本来，从中国科大校长位置退下来不久的他对出任南方科大的校长一职颇为犹豫，但前来拜望的遴选委员会一位委员所说的话让他怦然心动“这(出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可能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这一事业的核心，就是去行政化。

　　此前，朱清时虽然在中国科大任上为此竭尽心血，但由于体制的制约，成效寥寥。

　　而南方科大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突破的姿态：不仅校长非由任命产生，其办学的目标也面向香港，香港科技大学是其学习的主要对象。

　　在对媒体描述的前景中，朱清时着力强调了教授治学理念，行政人员是为教授服务的。“教授要讨论什么问题，管理人员坐在一边，教授有什么问题，他们帮着找解决办法。”

　　在联合国际学院过去5年的办学实践中，学术委员会在决策中起主导作用，而在学术委员会中，教授起主导作用，行政人员负责执行，充当秘书角色。朱清时在描述行政人员的定位时，也曾用过“秘书”的称谓。

　　朱清时说，这些“秘书”，都应是社会的精英，要用高薪消除他们对教授干预的冲动。“高到什么程度，要看社会的心理承受能力，但一定会比深圳的公务员高一些。”

　　目前，南方科大教授的遴选工作已经启动。这件事委托给一个由知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去做。南方科大将会为这些教授开出几与香港科技大学比肩的待遇。

　　这些想法的实现，朱清时说，都有赖于深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作为自己的出资方，南方科大如何处理与深圳市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为对这所筹建中的高校寄予厚望的人们瞩目。朱清时说，这件事是他与深圳市政府探讨最多的，对方提出一个方案，让南方科大制定学校的章程，然后拿到市人大审议，审议以后，成为深圳的法律，学校就可以据法排斥各方的干扰。

　　去行政化难题

　　但很多人基于法律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弱势地位，对南方科大能否完全排除来自行政的干扰表示担心。对此，朱清时说，他现在的心情，就是到深圳做一个中国高校改革的“实验”。深圳给南方科技大学提供了很多条件，当然试验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变化，他会把它们看成是实验中发生的现象，“我会观察，这就足够了。看清楚这一点，情感上就不会太波动。”他说，自己没有多么伟大的使命感。“这个实验的结果无论成败，都有价值。所以，我现在很平静。”

　　这一教育体制改革的试验地深圳，正像这所襁褓中的大学一样，也面临新一轮的突破：在改革开放30年后，这所城市之前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积累的政策和观念优势逐渐丧失。它要重夺在中国改革中的桥头堡地位，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先走一步。

　　就在很多人随着朱清时的描述陶醉在对于“去行政化”的美好想像中时，亦有人清醒地指出，在官本位根基未动的情况下，大学在“去行政化”方面单兵突进，将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些困境。

　　王旭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给大学办学自主权，“你得真给它这个‘权’。大学原来靠的是副部级，现在靠什么？比如在地方，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都在对大学的某一个方面行使着管理权，人家有行政权，你一点行政权没有，很难办事。”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甚至认为，行政级别对于今天的大学来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命根子。因为“地方上要征地、拆迁、修路、置换土地、在校园边上建高楼、上项目，如果没有一个级别，一个科级单位都可以对你发号施令。”

　　“中国的大学和国外的大学不一样，在国外，除了政府部门以外都没有行政级别。大学不必依靠行政级别安身立命。但在中国不一样。” 葛剑雄说。

　　王旭明认为，要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先要找好一个替代的方案，立法保障是一个途径。还有一个路径，就是要求所有“被行政化”的单位，一起“去行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