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兵：从《故宫》到《敦煌》
周兵， 从《故宫》到《敦煌》
连续两年，春节的晚上，热闹喜庆的央视都会挤出时间播放纪录片，去年的《台北故宫》在一套22时36分播出，今年的《敦煌》在新闻频道21时30分播出。
与春晚不同，这两部春节档节目都获得几无争议的称赞。这一切源于2005年国庆之月在黄金时间播出的纪录片《故宫》的成功。三部纪录片的总编导都是周兵。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敦煌》取得了0.364的收视佳绩，播出后，第一批制作出来的影碟已经卖断货，发行公司加紧赶货；网络上，看过片子的人纷纷热议。
拍摄《故宫》时，周兵的编导团队都是央视资深编导，《台北故宫》和《敦煌》则多起用了80后的年轻编导。
改变的还有周兵的身份，拍《故宫》时，他还是央视的“局内人”；现在他是一家股份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的总编辑，一个直接后果是，拍完《敦煌》，周兵团队亏损100多万。
不过，唯有如此，周兵“用影视技术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进行梳理和展示”的梦想才愈加坚实。
善巧方便“程佛儿”
琴韵茶香和水仙花，还有一炷袅袅燃着的檀香。这是雍和宫附近的一个茶室。穿着黑色宽大中式外套的周兵，手拿一长串佛珠，话语轻柔，不时微笑。
42岁的周兵出身央视，现在，他是东方良友影视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的总编辑，这家股份制的影视公司，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新影厂)和良友集团共同投资。周兵还是新影厂特别制作部主任。《故宫》之后，周兵领衔制作的《台北故宫》、《敦煌》等片子都由这个公司完成。
“别看他日常温良恭让，要激怒他很容易，做片子的时候，你只需要在细节上犯错一点点，就可以让他暴跳如雷。是一个典型的白羊座。”周兵的同事张海燕说。在制作片子的时候，周兵严厉而苛刻，不会妥协。
从拍摄《故宫》开始，张海燕就跟随周兵做纪录片，已经有7年。作为敦煌第八集《舞梦敦煌》的联合编导，张海燕感叹，不到一万字拍摄脚本就磨了差不多一年。不到最后成片，解说词就一直处于修改未定稿阶段。“只要有更好的点子，他随时都会叫编导修改。”
《敦煌》的后期制作开始选择在普通的机房，周兵对音效大为不满，后来找到一家为电影制作音效的工作室重新来过。
“追求国际最一流的品质，做出最极致化的画面效果，达到发烧级别的声音的效果。叙事上面借鉴电影、戏剧和文学等多种方法。”周兵很平静地说，如果要在出品的纪录片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这就是标准。
制作《敦煌》时，为了让片子更好看，故事吸引人，周兵鼓励，可以尝试虚构人物。
于是，张海燕和同事林虚构出 “程佛儿”——一个现实中完全不存在的敦煌籍唐朝教坊舞伎——因为安史之乱，她趁乱逃离皇宫，回到故乡，把皇宫教坊学到的舞蹈绝技带到了敦煌，形成了敦煌舞。
这个虚构非常合理，敦煌舞蹈中，有大量的宫廷舞蹈的造型。很多专家都认为，敦煌舞蹈中有一大部分是从唐朝教坊传来。
虚构有名有姓的人物是个大胆的创举，周兵解释：“人物都是按照史实合理推理，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
张海燕做《舞梦敦煌》，修改了不下二十稿，最后只有用“程佛儿”这个虚构的舞伎串起来叙事，才最顺畅也最吸引人。
“真实再现”是世界上文化历史类纪录片通常使用的手法，不过，中国的纪录片在这一环节往往比较简单。拍《故宫》的时候，甚至剧组工作人员都上阵表演。《敦煌》的真实再现中，是由专业的演员扮演一些历史人物。在拍第九集《敦煌的召唤》时，周兵请来了著名影视演员石凉来扮演人称“敦煌守护神”的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
现在周兵正在拍摄的纪录片《外滩》中，已经邀请中外的著名专业演员扮演历史中真实的人物。而且，这些人物会在纪录片里有台词。
“虚构人物的叙事，目的还是要让老百姓爱看这段历史。”周兵说，无论是运用真实再现还是运用3D动画等其他技术手法，目的是为了把片子拍好看。
在不违背真实性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去吸引观众，在周兵看来，好比佛教中所说的“善巧方便”——为了让人喜欢自己的道理，或者喜欢看到自己提供的信息，就用他喜欢的方式去呈现。
《东方时空》岁月
周兵因拍文化历史类题材的纪录片声名鹊起，而在最初，他是关注现实社会的新闻人。
上个时期90年代初，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分配到兰州电视台没多久，周兵看了一部名为《沙与海》的纪录片。片子记录了宁夏沙漠中一户人家和大连海边的一家渔民的生活。年轻的周兵从没看过这样质朴平实反映老百姓生活的片子，非常震撼。在兰州电视的时候，他也尝试着拍了一些反映普通人生活的片子。
1993年，听说新成立的《东方时空》正在全国招贤纳士，而且节目制作理念极符自己的梦想，于是他来到北京。
最初五年，周兵是临时工，“干得不好就失业”的压力一直都有。《东方时空》实行的优胜劣汰的机制，每个月都会评奖，做不好走人；得了金奖，个人的照片和作品就会挂在中央台新闻中心所在的二楼。
那是央视编导们的黄金时代，年轻的周兵和他的同事们，都很好胜，争相夺奖。谁做出一个获奖片子，大家就都去看，并都暗下决心要做得更好。
学习、模仿、超越，崭新的《东方时空》鼓励各种形式的创新和试验。那是周兵人生中最具创新精神的时期，“满脑袋想的就是怎么把片子做得更好。”
周兵当时所在的“东方之子”栏目，前后来过100多人，最后就只剩下20多人，现在都是央视的骨干。
做“东方之子”，让他眼界大开，光季羡林，他就采访了三次。采访这些大家，周兵有个特别深的感触：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大家，也不全是天赋高，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坚持。很多学界泰斗一辈子都在坚持干一件事情。
他做过两百多个“东方之子”，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文化界的人士。周兵从小就喜欢艺术历史。而且还很喜欢文物。在《东方时空》那几年，他几乎走遍全国所有的文物市场。
其实从1995年起，周兵就开始系统地观摩学习美国国家地理、日本NHK等拍的片子。挤在东单干面胡同一个大学同学那里，反复地看这些地方出品的片子。文化历史类的纪录片最让他心驰神往。
1996年，《东方时空》总制片人时间点名让周兵参与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当时参与拍摄这部片子的人很多都是电视界的资深人士，只有27岁的周兵算是初出茅庐。
第一次参与这样大型文献纪录片拍摄，周兵在那段时间恶补清末到建国之后的历史。研看了大量原始文献、文件、影像，周兵发现，“原来以前教科书上讲的，和历史本来的真实面貌是不一样的。”
周兵制作的一集专门讲周恩来和知识分子的故事，他采访了很多挨过整的知名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四五十年代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待遇，思想，还有地位的变化，整个脉络我都借此机会梳理了清楚。”
制作完《周恩来》后，周兵也倾向不再涉足时政类节目，“你发现要么很多东西不能做，或者按照你的理解做了以后有一定的危险。”
在《东方时空》工作的后期，周兵越来越倾向去做文化、艺术、历史类的东西。
“离开”央视
2000年，周兵不但已经拍过《周恩来》，还担任过30集大型历史人物纪录片《记忆》的总编导。那部纪录片对中国二十世纪一百年来杰出人物进行电视化的梳理和创作，《黄兴》、《蔡锷》、《鲁迅》、《梁思成》、《沈丛文》、《阿炳》、《晏阳初》、《宋庆龄》、《卢作孚》等共计30位历史文化名人，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这一年，他被提拔为《纪事》的制片人。这个栏目是 “生活空间”的延续，定位也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要求从普通老百姓的视角出发，记录当下的中国。
作为制片人的周兵，没有选择。在《纪事》三年，乡镇的民主选举、奥运村的拆迁、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变化、国企改革、干部经商……周兵关注国家政治变化中的小人物的命运，希望通过反映小人物透射出国家的重大转折。
央视的制片人权力很大，周兵负责调控几百万的经费，拍什么题材，由他决定。
因为题材的敏感，很多片子没有播出来。作为制片人的周兵，又不得不面对收视率的压力。
突然有一天，周兵决定去做自己的事情。
有一次出去开会，年纪轻轻的他代表央视上台发言，他意识到，其实人们看重的只是央视，并不是自己。做了那么久的电视，自己却没有响当当的代表作。
他提出离开《纪事》，开始寻找自己一直想拍的文化历史类的题材。2002年，周兵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故宫博物院的人，双方建立了联系。周兵萌生拍摄纪录片《故宫》的念头。双方最初并没有一拍即合，经过一年多的沟通，故宫博物院才决定与央视合作。播出时，也定在200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时。
题材是自己想到的，但拍摄《故宫》对周兵来说并不如同探囊取物。央视要投入1000万元，拍好《故宫》。为争取到机会，周兵在上交项目方案时，提出和《东方时空》的同事徐欢合作，还拉上当时社教中心的纪录片名导陈晓卿来增加方案的说服力。
《故宫》整合了《东方时空》的精兵强将，这些曾经报道热点新闻的电视人安静地做了三年，没人打扰。
三年后，《故宫》横空出世，好评如潮。光音像制品就销售了30多万套。国内外市场收入达到数千万元人民币。
国家地理频道的人也找上门来，要求购买《故宫》。改编后的《故宫》国际版是两个小时的精华，通过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以26种语言销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是国家地理频道第一次主动购买央视出品的纪录片。
一直以来，纪录片的最大消费市场都是在国外。
通过与国外同行的合作与交流，周兵知道，国外的人并不愿意直接和央视合作，打上央视烙印的片子，他们通常是不予考虑购买的。但如果是市场化媒体拍摄的好片子，他们非常愿意合作。
周兵意识到市场化带来的巨大商机，于是，他觉得成立公司，专门拍摄符合市场定位的好的纪录片。
就这样，拍摄完《故宫》之后，周兵离开了央视新闻中心。从此，“走上了一条市场化的不归路。”
苦恼和坚持
周兵的公司，还是和央视有着关联。东方良友的大股东是新影厂，周兵同时是新影厂特别节目部主任，而央视的副台长兼任新影厂厂长。
不过毕竟和在央视有所不同，有时候，周兵也怀念在央视的日子。当初拍《故宫》，投入1000万，制作盈亏多少，不需要他计算。“这也是央视的实力保证，它可以每年花几十万或者上百万养着这批人，你慢慢去做一个东西，他也不着急让你拿出来。”
而现在，他既要拍出好片子，又要控制成本。他正在头痛团队目前还处于亏损状态，光《敦煌》的制作就亏损了一百多万元。
周兵不敢细算，因为人力成本的因素是被忽略的。《故宫》对外声称的投资比国外少得多，一集50分钟，大概100万到120万元，而BBC的《美丽中国》50分钟是1000万元人民币。在英国，一个纪录片导演，月薪折合人民币是8万到9万元，这个在中国几乎不能想象。
说起自己手下四五十号人，周兵面露歉意，片子做得辛苦，要求也非常严苛，但大家收入并不高。很多时候，他是用理想主义的旗帜来提振他们的士气，“我只能不停地告诉他们，这些题材，别人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你们现在多好，可以直接和国际知名的导演合作、沟通……”
通过《故宫》的拍摄已经锻炼出来的队伍，周兵离开时不能带走那些骨干编导。因为这些人的关系都在央视，周兵的公司是体制外的。
能调动的的人关系都不在央视。比如国内外一些很牛的导演、摄影师，比如赤平勉(日)、赵小丁，周兵也还能请来合作。周兵接拍《台北故宫》、《敦煌》、《千年菩提路》、《外滩》等片子，编导基本上起用的都是当年《故宫》时期的年轻助理编导们。
这是个冒险的举动，要做顶级的文化历史类片子，却不能用最成熟的人，周兵有些无奈，“可能我会很辛苦。但事情就是这样，最后看的就是你磨过事情，还是事情磨过你。”
在周兵的“威逼利诱”下，这个以80后为主的团队，成长为他眼中“可能不是最好，但肯定是最不偷懒的”团队。
这个最不偷懒的团队，如果要拿到别人梦寐以求的拍摄题材，其实还要打着央视的旗号。从央视出来的周兵也无奈，虽然国外公司比较不太待见央视，但国内很多人和单位只认央视。
周兵安慰自己：“只要坚持核心理念，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实现，就像观音有三十二化身，她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化现不同的形象来帮助人。”
周兵的片子已经算是受到非常高的待遇了，都在央视播出。不过，只有《故宫》第一时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台北故宫》则是在晚上10点多以后，而《敦煌》干脆一年压一年，从最初的2008年底一直拖到2010年春节才播出。
周兵说：“我们的创作水准比电视剧高多了，凭什么不能上黄金时段呢？在整个传媒界，纪录片创作队伍还属于弱势群体啊。”
自从周兵走上拍摄历史文化类大片的道路之后，有人指责周兵，投入这样多来做纪录片，太奢侈了。周兵不理解，为什么纪录片就不能拍得更好看呢？不能成精品拍成大片呢？
在国外，探索频道、国家地理频道的纪录片既赚钱又叫座，甚至是一些中国题材，被西方拍摄后，还让中国人看得津津有味。
成立公司后，周兵更加清晰：“我做纪录片更多是一种服务的态度，服务于大众。不是为了仅仅是表达自己。我更愿意通过自己的创作改变中国老百姓对中国历史的认知的一些传统习惯。”他追求的是在好的人文类纪录片中讲故事，讲人命运的细节，并通过这些细节的串联，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周兵已经意识到，自己做的历史纪录片，其实已经和之前僵化的片子大为不同，能够播出，正说明这个社会对历史认知态度的进步。
有些纪录片导演喜欢用纪录片表达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和认知。或者愿意更多地表达自己个人的东西，周兵看来这也是件好事，“因为中国纪录片市场现在缺乏这种独立思考的人，这样的人多了，纪录片才能更多元化”。
未来，周兵打算继续沿袭现在的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拍摄机制，用一种渐进、温柔的方法去改变社会。“这是一种更和谐的方式，也是符合我们传统习惯的，比较容易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