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户农家的消费现实

　　一边是年轻人结婚时的竞相奢华，一边是老人们节衣缩食的独自落寞，扭曲的消费结构，使得农村生态变得两极化——小洋楼里家具簇新、家电齐全，大都是新婚不久的年轻人住的；几间低矮的破屋里陈列简陋，则往往住着一对五六十岁、还不算老的老人。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河南商丘报道

　　我的家乡在豫东古城商丘，确切地说，是下面的一个郊县——睢县。我那五十多岁的父母和八十多岁的奶奶，生活在距离县城两公里远的一个小村子里，主要的几家亲戚，也都分布在周围的十里八村。

　　花钱的地方多了

　　以前回老家，总是免不了许多周折。长途汽车只开到县城，从县城到家，需要打一辆摩的。这两年，父亲买了一辆农用三轮，打个电话，就能到县城接我，很是方便。

　　这辆三轮花费了父亲4000多元，在农村，算是不小的开销了。母亲说，买它时，她跟父亲曾在商店门口转了好久，得知店主还能附赠一小桶机油后，才最终决定买下。

　　当时，摩托车下乡的春风还没有吹到我们那儿，父亲开着这辆摩托三轮买肥料、运粮、载着母亲串亲戚，一度是较为风光的事。现在，各式各样的摩托车、电动三轮已很常见，过年期间走亲访友都开这个，以至于谁骑辆自行车去，还会迎来一大片讶异的目光。

　　“以旧换新”风潮大约在两年前兴起，父亲添了几百元，把看了十几年的黑白电视机换成了彩色的，还是平面直角的那种，用它看春节联欢晚会，要清楚得多。

　　去年，家里又添了两件新电器——150块钱的豆浆机和50块钱的饮水机，都不是什么大品牌的产品，质量看上去也粗糙。但母亲却很高兴，说是想感受一下我在城市里的那种生活。

　　姐姐家今年买了一台洗衣机和一个席梦思的床垫，还有一台同样牌子的豆浆机，总共花了1000多元，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两个小外甥不但有了热豆浆喝，有了好床垫睡，连弄脏衣服也不用怕了。

　　这些都不算是什么大花销。真正实现“巨变”的，是那些刚刚迈入婚姻殿堂的年轻人。24岁的表弟洋子春节前新婚，新房的布置已经完全现代化了。一座拔地而起的两层小楼，用坚固的混凝土包裹着，廊檐上贴了一层好看的瓷砖。屋里的家用电器差不多全齐了，洗衣机、冰箱、背投式的大彩电，还有一台崭新的电脑，连上网，就能跟远在深圳工作的两个姊妹视频聊天。

　　买这些家电的钱，有些是洋子自己打工挣的，大部分来自舅舅多年的积蓄。在我们那儿，结婚时男方必须提供房子和必要的电器，女方带一些家具嫁妆，共同凑成一场隆重热闹的婚礼。舅舅说，这场婚礼下来，连带之前盖这栋小楼，花了他十多万元，不但花光了十几年的积蓄，也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

　　不管怎么说，花钱还是让生活更便利了。洋子家甚至装上了太阳能和自来水，以前大冬天洗菜洗衣服，凉水把手冰得能生冻疮，现在拧开水管，温热的水淌出来，浇在手上，心里也暖烘烘的。

　　各自的营生

　　几年前的农村春节，也挺热闹，但远远不像现在这般红火。十几年前，我去姑姑家，带的还是白面馒头和一些糖果糕点，用一个人造革的书兜兜起来，挂在自行车车把上晃晃悠悠地带去，现在想想，觉得很是寒酸；七八年前，我们把白馒头换成了大苹果，其他基本保持不变，姑姑收到这些东西后，通常还会让我带回几个苹果，推来让去挺麻烦；最近三五年换成了箱装食品，双方都轻省了很多，你来我往都是差不多的礼物，送来送去只图一个亲情。

　　我算是80后成长起来的农村一代，后来通过考大学进入城市，对家乡的这些变化，好像只有表象上的一些认识，再加上这些年来一直在外面学习、工作，有些记忆似乎也已经不那么深刻了。母亲说，那些年之所以都不怎么敢花钱，实在是因为没有钱，她跟父亲一年到头土里刨食，打下的粮食也只是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姐姐还没有出嫁的时候，远去浙江打工，一年能挣几千元，都被母亲存起来，后来做了我的学费。

　　对于母亲来说，发现手头宽裕，是近几年才有的事情。填鼓她钱袋子的，有我工作后给她寄的一点，另外就是她和父亲种地所得了。我们那儿玉米的亩产量已经由原来的几百斤提升到了上千斤，小麦价格也由原来的每斤5毛涨到了9毛5。更重要的是，政府自2006年起取消了农业税，最近三年对种粮农户实施了综合补贴，再加上灌溉、农药、化肥、农机具等生产资料投入的适度增加，农民们辛苦耕种一年，总算才有了一点收获。

　　我家约有耕地四亩，除了辟出一小块种点蔬菜自己吃外，差不多全部种了粮食，一季玉米，一季小麦，亩产大约都是1000斤。父母通常会留出四分之一自己吃，另外四分之三分批卖掉。卖粮的钱一部分反哺土地，用作次年的生产投入，一部分用作家里的日常花销，电费、手机费、柴米油盐等等。此外，农闲的时候，父亲还会去附近的建筑工地上打几天短工，母亲到邻村的一家小型塑料加工厂去帮点忙，老两口合计能挣个三四千。到年终时，母亲清点了一下账目，一年下来两人的净收入大约是4500元。“在咱村，这样的收入，算中等吧。”母亲说。

　　这并不奇怪。近几年来，我们那儿成了劳动力输出的重要发源地，如果考不上高中，少男少女从十五六岁就开始跟着大人外出打工，直到结婚生子，把小孩扔在家让老人带，夫妻俩再出去干上个三五年。成年的男子，更是八九成整年不在家，或者是去三乡五里的建筑工地上做苦力，或者是到南方劳动密集型的工厂里当工人，总要找份事做，才不会被骂做“懒汉”。相应地，农田也就只有留给像父母这样年纪的老人来耕种。

　　姐姐原本是和姐夫一起在外打工的，去年因为担心两个念小学的外甥学业退步，她开始回家专门带孩子，有时也到镇上的一家灯泡厂干一点零活。剩下姐夫一个人在外奔波，干体力活，辛苦一年，带回家的净收入也不过一万多元。

　　我的另一个表弟，姑妈家的儿子小松，是少数没有外出打工的成年男子之一。他一边在田里种一些蔬菜到集市上卖，一边在家里养了三头母猪，每隔三四个月，母猪会下一窝猪仔，继续养着，直到长成膘后贩卖。一年下来，连家里带地里，收入大约有两三万，刨去一些必要的生产投入和日常花销，最终剩下的也是一万多。

　　村子里也有数量极少的几个能人，他们在村口做一点小生意，比如修理家电和农机具，这几年因为农业日益兴隆起来，有的还带一两个学徒，一年能多挣个两三万。

　　我的堂叔永力，是个颇有些生意头脑的年轻人。他一直在东莞打工，早前几年一直跟着别人干，在玩具厂、服装厂当最底层的雇工。后来他跟人学着自立门户，做起了无本的包工生意，先从一些订单多得做不完的厂子里承包一批活出来，然后招募工人做小型代工，从中抽取一定的利润。2008年生意最火的时候，他一年净赚了七八万元。2009年经济危机致使东南沿海的很多企业订单减少，永力堂叔也跟着没了生意，大部分时间只能是再去充当底层雇工，今年回家，他带回家大约两万块钱。

　　存钱还是花钱

　　过完春节，又是新的一年。虎年里，如何使用挣来的这些钱，各家各户差不多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盘算。

　　姐姐直接把一万多元钱存银行了。在目睹了舅舅给表弟洋子盖房子、办喜事付出的高额花费后，她开始变得惶恐不安。虽然两个外甥现在年纪还小，一个十岁，一个五岁，距离娶妻生子还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如果按现在一家人每年结余一万多元来算的话，凑够两个孩子结婚盖房的钱，可不也得十几年的时间？

　　即便是将来他俩像我这样通过考学跳出了农门，读高中和大学，也得花上个十几万元。

　　她开始后悔买那台洗衣机了，“艰苦一点，用手洗洗也能过，直接省下700多块不说，以后还能再省点电。”

　　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息，姐姐甚至还误信了保险推销员的宣传，她一次性投入3000多元，给其中一个小外甥买了份商业保险。姐姐说，当时推销员告诉她，买这种保险利息比存定期还高，而且有一定分红。她以为，将来等孩子长大了急用钱，可以连本带利及分红一次提取出来。

　　事实上，这款险种带有一定的养老性质，保费本金需要等到孩子年满60岁以后，才能足额取出。得知此情后，姐姐大呼上当。

　　母亲没有把4500元钱都存起来，但她也不准备立马花掉。原因是，奶奶年纪大了，有个大病小情已经是在所难免，虽然现在“新农合”能给报销一部分，但真正大额的医疗费，农民需要自付的仍然是大头，特别是检查费和一些高价药不在报销之列，对于一年只能挣四五千的他们来说，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至于我平时寄给她的那些钱，母亲总是一直存着，从来没有动过。据说要留着给我买房用，“北京房价那么贵，靠你一个人，啥时能攒够首付啊？”和姐姐担心她的小孩一样，母亲对我的房子问题也总是忧心忡忡。

　　表弟小松只有一个才一岁大的儿子，还用不着考虑给他盖房娶妻的事；家中的两位老人，我的姑姑和姑父，也才五十几岁，无需特别赡养。按理说，既无近虑、也无远忧的他，是最有条件消费一下的。但这两年生猪传染病较多，将来养殖可能会面临不小的风险，考虑再三，他还是把一万多元存了起来。

　　收入明显高于他们的永力堂叔，也在拼命存钱，现在兴起的家电下乡，无法让他这样的外出务工者感兴趣，“大半年时间都不在家，买它做什么！”

　　他的计划是，把这两年挣到的十万元带回东莞去，“在那儿开个包子铺，把我爸也接过去，我干包工，他卖包子。”

　　事实上，这几年我们那儿的消费越来越呈现集中化的趋势，日常消费品消费集中于年节，大件消费品则集中在即将结婚的年轻人身上。镇上几家电器商铺和摩托车行的小老板告诉我，这两年他们七八成的生意都集中在元旦至春节这段时间，那时恰好是打工仔打工妹们回家相亲、结婚的高峰期。此外，洗衣机、豆浆机、普通彩电等单价在千元以内的家用电器，还有一定比例的普通购买者，像摩托车、冰箱、背投式彩电、太阳能、空调等单价在千元以上的商品，九成以上都是结婚用的。

　　一家人克勤克俭很多年，只为经营盖房娶妻时那一场华丽的盛宴。在这种情况下，家里有一两个女儿的农户就过得相对轻松，倘若是两个即将成年的儿子，父母们就整天愁眉不展。为了尽可能地“把钢用在刀刃上”，他们通常节衣缩食，只吃地里种的和家里养的，除非家里来客人，平时他们甚至从不去集市上买菜。

　　难改观的生态

　　一边是年轻人结婚时的竞相奢华，一边是老人们节衣缩食的独自落寞，扭曲的消费结构，使得农村生态变得两极化——小洋楼里家具簇新、家电齐全，大都是新婚不久的年轻人住的；几间低矮的破屋里陈列简陋，则往往住着一对五六十岁、还不算老的老人。

　　表弟洋子结婚后，舅舅和舅妈另盖了两间小矮房搬了出去。而与此同时，洋子家小楼上的二层房间，却是空着的。没有人指责儿女们不孝顺，母亲说，这已经成为我们那儿农村生活的常态。

　　更何况，过完春节，洋子和他的新婚妻子很可能又要外出打工，小楼和那些崭新的电器，又会重回舅舅舅妈手里。

　　家电商铺和摩托车行的小老板们似乎已经察觉到了这种生态带给他们的经营隐忧。尽管看起来生意依然火爆，但对比2008年家电下乡风潮刚起时，2009年他们的销售量还是有了明显的下降。“排除掉竞争对手增加的因素，很可能是这些东西快饱和了。”其中一个小老板说，也许用不了两年，他就得转行去卖别的。

　　至于别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只能慢慢再看”。

　　一直仰仗输出劳动力的生产模式，也给乡村消费的增长蒙上了一层阴影。2008年的经济危机，已经让很多打工者在2009年有了切肤之痛。像永力堂叔这样的包工头，影响还只限于收入减少，大量从事底层工作的打工仔、打工妹，曾经一度整天找不到活干，一些人不得不提前返回了老家。

　　如果没有可以嫁接到乡村的致富技术，打工者回家后照样面临生存尴尬。2009年一整年没有外出打工的姐姐，曾一度想学习表弟小松，养养猪，种种菜，但后来想到猪传染病、起早贪黑卖菜等一大堆难题，最终还是放弃了。

　　我们那儿村办企业少得可怜，姐姐只好四处托关系，进入镇里一家小型灯泡厂，干点串灯泡的活计。姐姐说，这个活也并不轻松，每天加班加点不说，一个月下来，能领到的钱，只有几百元。

　　姐姐一直想把骑了很多年的自行车扔掉，买辆轻便一点的电动摩托。即将离家重返北京的时候，我看见县城汽车站附近的电动车商店很多，各种促销的广告牌也一个挨着一个。就发短信给她，劝她别太辛苦了，看到合适的就买一个。姐姐回信息，说不着急，等挣的钱多一点时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