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文1

　　寻访地下垃圾厂

　　游离于监管和规范之外的，是一条若隐若现的垃圾处理的地下链条

　　文／《财经国家周刊》调研小组

　　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缺口每天1000吨，餐桌垃圾处理缺口达1900吨，难以消纳处理的垃圾究竟流向何方？

　　泔水喂猪，回收塑料造粒后生产一次性餐盒，未经处理的垃圾和可回收资源流入地下垃圾处理……

　　游离于监管和规范之外的，是一条若隐若现的垃圾处理的地下链条。

　　寻访垃圾堆

　　在北京丰台、通州、朝阳、海淀、大兴等城乡接合部，存在很多无管理的大垃圾堆。在丰台区长辛店镇辛庄村南营西队，村中一处洼地垃圾堆了约十米深，大量的生活、建筑垃圾堆积在这里。满载垃圾的大卡车昼夜倾倒，空气中弥漫着恶臭。

　　迫于无奈，辛庄村五六十位村民自发组成护卫队，阻拦进村垃圾车。护卫队成员李大爷说，他们将车辆拦下，有京字牌照的，也有河北和内蒙古牌照的。

　　一位当地知情者说，来这里倾倒的垃圾车，要向承包者付费，小型垃圾车每年15元，大型垃圾车每车30~60元，如果将垃圾卸到正规垃圾填埋场，每车要收上百元。

　　在通州区永顺镇疃里村，一片数千平方米的垃圾场上，五颜六色的生活垃圾覆盖了黄土。垃圾场旁，是一个数百平方米的深坑。“现在看到的坑，只是原来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被垃圾填平了。”多次赴当地拍摄的一位摄影记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上述告诉记者，在查找资料和寻访垃圾堆的过程中，他不断发现垃圾上的灰色利益。大型社区、CBD的垃圾回收含金量很高，一些物业公司收取住户的垃圾清运费用后，又转手把垃圾卖给个体经营户，获取双重利益。一些经营户将垃圾进行简单的人工分解，把有用的资源回收，剩下的就偷偷倒掉，不愿意支付正规垃圾场的处理费。

　　此外，一些修路、采砂、烧砖厂取土形成的大坑，村中的低洼地、水塘、沟渠等，都成了垃圾场。甚至有人专门承包村中的土地，将沙土挖掘出来卖后再收埋垃圾。

　　泔水利益链

　　在通州区马驹桥镇房辛店村的一个野垃圾场，本刊记者遇到了10多名拾荒者，在散发着异味的垃堆中，翻拣塑料、铁钉、纸张、橡胶，甚至餐桌厨余垃圾等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四川籍拾荒者老彭告诉记者，这个垃圾场由四川“老板”承包，拾荒者进来捡垃圾每天要交给“老板”10元钱，塑料、铁钉、纸张等常规回收物，会有专人来收购。老彭身边放着一只铁皮桶，里面装满了从垃圾袋中翻出来的瓜皮剩菜，“这个可以卖给养泔水猪的，一分钱一斤”。

　　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介绍，北京每天产生1900吨餐桌厨余垃圾，大约1000多吨混在生活垃圾里，进入垃圾场，剩余的流入泔水经营。

　　记者在昌平、通州区多个违规垃圾场旁边，都发现了泔水养猪户。距离通州区永顺镇垃圾转运站100米处，聚集了约二三十户泔水养猪户。方圆数百米的养殖场，横七竖八地搭建着一排排猪圈。养殖场里污水横流，养殖场背靠一座大垃圾山，前面是一片洼地，充斥着生活垃圾、人和猪的粪便，恶臭令人窒息。各家都养着狂吠的狗，警惕陌生人进入。

　　在一家养殖场内，养殖场里一口人工打的水井成了养猪的水源，养猪人将从餐馆拉回的泔水倒在一口大锅中，掺上瓜皮菜叶子熬煮，同时捞除泔水里的餐巾纸、辣椒，甚至卫生筷。

　　来自湖北襄阳的邱姓养猪户告诉记者：“中国几千年都是泔水养猪，泔水当天来当天消化，经过高温消毒，没问题的，吃粮食的猪比吃饲料的猪肉要香。现在养猪利润薄，到饭店拉泔水得给饭店钱，不像前几年，饭店还倒贴‘清理费’。”

　　记者粗略计算，按20户，每户100头猪，每年出一圈猪算来，2000多头泔水猪要从这个“养殖场”里流入市场。

　　记者采访中，多名专家指出，违规垃圾场和拾荒者大量存在，泔水猪、地沟油屡禁不绝，是因为正规渠道无法消纳这些垃圾。

　　“泔水来源复杂，又没有经过严格消毒，很可能造成二次污染，极易传染给猪或从事‘泔水猪’养殖的人，导致如口蹄疫、结核、链球菌病等人畜共患病或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农业部门一位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泔水猪”是指用未经消毒处理的餐厨垃圾喂养的猪，所用泔水都不是按严格的消毒标准进行收集、运输、加工的，不仅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而且整个泔水流通过程中随时污染着环境。

　　黑塑料忧思

　　中国塑料再生委员会副会长董金狮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在天津静海、河北沧县、文安等地，一些不法企业大量使用废塑料及添加工业用碳酸钙、滑石粉、石蜡，生产一次性餐盒，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北京盈创公司是亚洲最大的废弃塑料瓶回收再生企业，但其生产线投产两年多来一直“吃不饱”。在欧洲，废弃塑料瓶的回收价大概是200欧元一吨，在中国则约为600欧元一吨，盈创公司在塑料瓶回收的竞争中斗不过小商贩，北京很多食品级的PET(俗称“涤纶树脂”)都被拿到郊区破碎，然后被运往河北小工厂拉丝做编织袋。

　　记者在河北沧县兴济镇暗访时看到，路边的小作坊将成捆的废旧回收塑料袋简单漂洗后，投入碳火熔炉，熔化后再打碎，作为再生塑料颗粒卖给一些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小作坊里黑烟滚滚，有刺鼻的塑料臭味，污水横流。当地村民曾多次举报这样的塑料回收作坊污染环境。

　　董金狮指出，用废旧塑料、工业级填充料生产一次性餐盒，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将引发消化不良、局部疼痛以及肝系统病变等多种疾病，严重者会导致胆结石、重金属中毒甚至发生细胞癌变。

　　“这些应当引起政府管理部门反思。”王维平说，一方面政府垃圾处理场超限运行不堪重负，大量无法处理的垃圾必然流向城郊接合部的违规垃圾场；另一方面我们的垃圾分类回收利用水平太低，正规企业因为成本问题斗不过黑作坊，只能依靠大量拾荒者进行垃圾分类，然后在利益驱动下卖给黑作坊。

　　专家建议，垃圾问题已成为社会公害，应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公共财政应进一步增加投资，满足城市日益增长的垃圾处理需求，并号召企业和个人做好源头减量工作。在地下垃圾链条中，回收垃圾的个人和企业、非法加工养殖企业、非法制品厂，都从中获得了利益，政府部门对任何一方的治理都不能放松。

　　“中国治理垃圾，政府投入95%用于末端，而前端废弃、分类、回收、储运、管理、再利用工作远远没有到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岳经纶教授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应积极推进垃圾分类收集，鼓励废物回收和综合利用，应该通盘考虑、设计城市垃圾处理的产业链，包括垃圾收集、分类、运输、加工、交易、废品回收市场建设、检查与监控等各环节的良性发展。

　　辅文2

　　城市化敏感点

　　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镇人口剧增，使得海量垃圾及其处置成为政府无法回避的难题

　　文／《财经国家周刊》调研小组

　　因垃圾处理问题引起的社会争议正在加剧。

　　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停建风波近3个月后，反垃圾焚烧抗议却时有发生。出于对环境污染和健康担忧，广东、北京、江苏、上海等地先后发生了多起群体性事件。在上访、静坐、游行、示威、堵路等传统抗议方式收效不大时，一部分居民甚至发起对政府主管官员的人肉搜索、开设网络论坛。他们希望反对兴建垃圾焚烧设施、抗议垃圾处理场污染、投诉随意倾倒垃圾等。

　　“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镇人口剧增，使得海量垃圾及其处置成为政府无法回避的难题。”一位环境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垃圾的处理问题，已经影响到政府公信力、执政能力，以及社会稳定，不能作为单纯的环境问题来考虑，应警惕垃圾处理问题形成社会“敏感点”，引发社会群体冲突。

　　垃圾维权

　　2009年以来，广东多个地区居民以环境污染和健康侵害为由，发起群体性抗议活动。因垃圾场选址和处理方式等问题，群众与政府之间的争议不断升级蔓延。

　　2009年9月，广州白云区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启动，引起周边群众不满，有的村民甚至进厂推倒机器，阻挠施工。2010年1月以来，李坑发电厂附近居民已多次集体上访静坐抗议。1月19日开始，上千村民连续两天在发电厂附近静坐抗议，要求停建该项目，广州警方出动数百名警察维持秩序。6天后，村民又集体前往广东省政府上访。

　　不仅在广东，北京等城市也发生过源于垃圾的群体性事件。如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填埋场附近上千居民在小区门口马路上聚集抗议事件；海淀区六里屯居民抗议建设垃圾焚烧场事件；海淀区奥北地区居民抗议昌平区建设阿苏卫垃圾焚烧场事件。

　　在南京，2006年以来，江北市民多次聚集反对天井洼垃圾填埋场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先后采取打电话、写举报信、上网发帖等方式向地方和中央相关部门投诉。在环保部评审这个项目时，居民甚至冲砸了评审会场。

　　据北京市政府信访办统计，2009年，北京市信访部门接到群众反映垃圾污染、臭味、市容环卫、垃圾场规划设计等问题的电子邮件1158件，同比上升57%；信件来访26件，其中6件是联名信，涉及2万余人次。

　　“关于垃圾问题的投诉，近年来就一直没间断过。”一位环境治理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随着垃圾处理设施的增加，投诉量也逐渐增大，主要集中在臭味上，这是因为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了，如果不处理好，今后这类冲突会呈上升趋势。

　　“敏感点”

　　“在新建垃圾焚烧场、规划垃圾处理场新址等领域和环节，群体性事件出现‘一点就着’的苗头。”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指出，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垃圾处理问题正在演变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敏点”或“压点”，一碰这个“敏点”，公众马上反应强烈。

　　值得注意的是，在时下由垃圾处理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中，“现代文明”元素正被大量加入，例如发起对政府主管官员的“人肉搜索”，甚至同时组织“志愿者小组”，引进NGO组织及权威专家。

　　北京市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因为主张建设垃圾焚烧场而被反对焚烧的居民发动“人肉搜索”。王维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垃圾场的建设尽管通过了环评，但有些因为管理不到位，造成群众抵触。政府如果强行上马就容易引发冲突，这个矛盾已经多次表现出来，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专家建议，垃圾问题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和影响社会稳定的“敏感点”，垃圾场的建设，应当从合法性、合理性，对自然环境、社会稳定的影响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估，防止政府的公共服务变成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辅文3

　　北京垃圾“减量”

　　为实现城市垃圾的“减量”，北京市陆续采取了垃圾前端分类、处理结构调整等技术手段

　　文／《财经国家周刊》调研小组

　　2009年，北京市城八区垃圾产生总量首次实现负增长，郊区县的垃圾产生总量增长率比2008年明显下降。

　　“着意味着北京垃圾产生量的增幅得到了控制。”一位接近北京市政府的环境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垃圾“减量”，与北京市多年来加强垃圾处理工作制度建设，着力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改革有关。

　　2006年以来，北京市陆续出台了《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固体废弃物处理规划》《北京市“十一五”时期环卫专业规划》等制度和规划，力推生活垃圾的“减量”。

　　前端分类探索

　　“如果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走综合处理路线，前端就要多给些资源。”长期关注北京垃圾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任何末端处理设施都要考虑进入成分，堆肥要有机物，焚烧要高热值，对前端分类有所要求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宣武区建功南里是北京市最早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工作人员宋师傅透露，他每天上午和下午对混合垃圾进行两次人工分拣，分出厨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由于混装，塑料包装等可回收垃圾很难有效分拣，很大一部分生活垃圾仍然混合进入垃圾楼，然后被送往马家楼转运站。

　　为调整垃圾处理结构，改变过于依赖垃圾填埋的处理方式，北京从2004年开始陆续投资建设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引入新兴技术产业提高垃圾专业化处理能力。

　　在北京马家楼转运站，混合生活垃圾由一组机械设备进行自动分选。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委托北京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北京城八区的垃圾成分中，厨余垃圾占63.39%，这个比例是欧美国家和日本的2倍以上。

　　马家楼分拣出的塑料以每吨200元的价格卖给企业，用于制作集装箱的托盘等低附加值产品。“高质量的塑料可以卖到700到800元。”转运站站长石贵祥介绍说，风选的塑料里常常混杂了同样轻薄的纸、树叶等其他成分。“这个价格是亏本的，至少卖到400元才能平衡这部分设备运行成本，但政府要求回收利用达到一定比例。”

　　处理结构调整

　　事实上，根据垃圾体积和重量进行的物理分类效率有限，这些分拣出的塑料只占垃圾中塑料总量的很小一部分。

　　在北京南宫堆肥厂，不少一次性筷子、纸杯、电池、化妆品瓶子等，经过马家楼的机器筛分之后仍然和有机物混在一起。反复分选和堆放降解成为堆肥厂的重要工作。好氧堆肥可降解掉约一半的有机物，产生近20%的有机肥，用于园林绿地，改良土壤。剩下一部分不适合堆肥的垃圾再送到安定填埋场进行填埋。

　　由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运行管理的小武基垃圾分选转运站，是北京市东南地区垃圾处理系统的核心，其分选处理线每天可以消纳近2000吨垃圾。一清分公司总经理陈永生告诉记者，2008年公司在小武基上马了世界最先进的“光谱分选”处理线，不仅可以区分不同颜色的塑料袋，还可以把瓶子分出瓶盖、瓶身和商标来，垃圾处理效率和质量都大大提高。

　　中国环境科学院专家赵章元指出，我国的生活垃圾中最难处理的是餐厨垃圾，不仅占比高，而且不适合填埋和焚烧。如果能做好餐厨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工作，再把塑料和纸张等可回收利用的成份分离出来，剩下的就是少量的玻璃、渣土等，后端的处理压力就可以大大减轻了。

　　目前，北京已经初步建立了垃圾处理调控核算平台，通过核定区县垃圾产生量和基准价格，确定市级财政对垃圾焚烧和综合处理设施的运行费用补助，提高现行的跨区域垃圾处理经济补偿费用。该平台帮助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统一核算，实行垃圾“超量加价，减量减费”，调控全市垃圾流向和流量，鼓励区县源头减量，促进垃圾处理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