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洲山体滑坡事件

　　即使滑坡已经过去两天，本刊记者站在大理河的石桥上仰望山体，不时还会看到黄沙滚滚从山顶向下流，然后在半山腰被黄土高原上的大风吹成黄色薄雾，扑面而来。3月12日清晨，经过54小时的搜救，曹氏兄妹被挖了出来，哥哥奇迹生还，妹妹抢救无效，陕西榆林子洲山体滑坡的搜救工作全部结束。下午，挖掘机将剩下的半栋没被黄土淹埋的三层小楼推倒，从石桥上望去，除了黄沙就是白色小楼的废墟和居民们来不及抢出来的日常用品造成的花花绿绿。滑坡事件尘埃落定，灾难一共造成了27人死亡。

　　记者◎杨璐

　　逃生

　　3月9日的夜晚很平凡，景文梅读高中的大儿子在同学家里玩得兴致勃勃，他通过QQ告诉弟弟，晚上在同学家过夜了。景文梅的丈夫在县城打工晚上也不回来，只有她和小儿子守在家里。“就像有预感一样，儿子睡觉后我还是睡不着，就在电脑上玩纸牌，一玩就到了凌晨。”景文梅向本刊记者回忆。1点6分，景文梅听到一声巨响。“比打雷的声音严重多了，我也形容不出像什么，屋里没电了，我当时想，肯定是楼塌了。”景文梅家的3间卧室并排而立，中间用玻璃隔开，每间卧室的门都朝向客厅。景文梅说她本能地从卧室往客厅跑，刚出卧室门，天花板就掉下一小块砸在了左肩上，她再一看，房顶塌了，逃生的门出不去。“我赶紧叫醒儿子，然后给他爸打电话，结果他爸以为晚上谁能找他？看都没看就给按掉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景文梅说，她读初中的小儿子倒是比她镇静，一边拨110报警，一边喊把隔开卧室的玻璃砸碎。“我砸碎了玻璃，娘俩才在一起，儿子半个卧室都是土。”景文梅回忆，当时塑钢窗通向外面有一个一尺多长的口子，她和儿子就从那里翻出来。“我们住的是三楼，爬出窗子后，不用往下跳，外面已经全是土了，能到大腿深，我们就趟着土跑出来。”

　　郭永霞告诉本刊记者，她被这声巨响震醒的时候，正睡在窑洞的土炕上，“土呼地一下就把窑洞的出口都封死了”。郭永霞赶紧把上三年级的儿子叫醒，“我给老公打电话，告诉他房子塌了，土把口子压住出不去。”老公安慰她说马上回来，路坪村距离镇上有5公里路。“我老公骑摩托车到镇上的时候，骨头都软了再也骑不动了，只能包了镇上朋友的车，带着亲戚们继续赶路。”窑洞的出口被封死，里面也塌了，郭永霞和张民富两家的墙裂开了口子，墙那边张民富也带着两个孙子茫然无措。“我让他们爬过来，这边安全一些。”两个大人就带着3个孩子坐在炕上，一起等郭永霞老公的救援。大约过了一小时，郭永霞老公赶到垮塌现场，旁边一家的窑洞没有完全埋住，只能进到半塌的窑洞里把墙挖开。“当时外面的滑坡不断，窑洞又在山坡靠上的位置，随时都有可能全部被埋住，比挖掘下面的两栋楼危险多了。如果不是亲人冒死救，我们也就死在里面了。”郭永霞说，最后救出的曹氏兄妹就住在窑洞上方。她不停地强调，“坚持到最后我已经头晕脑涨，再晚一会儿就窒息了。今天一起挖出来的就还有我们5个。窑洞一塌，烧土炕的煤都扑在了我们身上，出来的时候浑身都是黑的，就露了两只眼睛。我老公还在浑身发抖，看着他我也哭了。”

　　张海艳告诉本刊记者，当天晚上他头冲着土山的方向与妻子颠倒着睡，听到震动醒来，正好看见床上头的柜子在往下砸，他也随着一直往下掉。“我掉到了隔壁楼一家的窗口外，下面是碎砖，上面一块天花板搭在空中还没掉下来。”窗户里有小孩的哭声，张海艳问了一句这是几楼，得知掉到了一楼，意识到严重性。“我就喊我儿子和老婆，可是一直都没有回应。抱小孩的人让我别喊了，孩子害怕。我们就都安静地等待救援。”张海艳是3月10日凌晨4点多被赶到的救援人员挖出来的，在他被救出不久，他的妻子和6岁儿子的尸体也被挖了出来。张海艳所住的三层小楼是这次垮塌中受灾最惨重的，在睡梦中被坍塌的黄土瞬间掩埋，12户人家里只生还他一个人。

　　灾难这样来临

　　重回灾难现场，对于外人来说最恐怖的地方在于，事实上垮塌现场与日常生活中的繁华仅只隔了一条高速公路。从县城的商铺径直往南走，穿过高速公路下的桥洞，再走过平行高速公路的大理河上的石桥，就进入了当地称为石沟的地方。正对着石沟的小路尽头是2003年修起的戏台，小路西侧是村里的双云观，每年农历三月和七月都要在这里办庙会、唱大戏。戏台上方和双云观的西侧山上，窑洞和楼房错落排列，而小路东侧就是此次塌方的土山，这些被掩埋的房屋是石沟东部最边缘的建筑群。幸存的张海艳2002年参与了房屋建造，他告诉本刊记者，这组房子都建在土山朝向大理河的一面，呈三角形。顶部是郭永霞、张民富所住的一排窑洞和窑洞上方曹氏兄妹所住的二层楼，底部两端各是一栋三层小楼。东边就是张海艳居住并在此次灾难中被全部掩埋的那栋，西边是景文梅家那栋，这栋楼的东半部也被埋在了黄土里，只剩下西半部孤零零立在半山腰。

　　建造这些房子的开发商是村里乃至子洲县的名女人曹英。今年66岁的曹英早在1980年就走上了经商致富的道路，她带领10个人，凭借一把剪刀、一台缝纫机起家创办了皮毛加工组，人均收入能达到2000元，5年后就成了当地颇有名气的万元户，1989年建成了让她真正发家的子洲地毯厂。“曹英的地毯厂是和包头地毯厂联营的，她这边生产完了，拿到包头厂去，再卖给外国，生意很好。”原任双湖峪村村支书的王前海告诉本刊记者。荣誉也随之而来，曹英在1990年被评为陕西省的“先进女能手”，1995年被评为陕西省“三八红旗手”和劳动模范，1996年又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女乡镇企业家，1990年和1995年分别当选了陕西省第八次、第九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曹英的前半生用村民的话来评价是有点“皇顶子”的，可是探访曹英目前的住处却出乎意料的寒酸，在县城东边的农贸市场里，曹英搭了一个塑料大棚卖花盆，她经常住在这里。村民们最后一次见到曹英是3月10日凌晨的垮塌现场，她作为业主向救援人员介绍被埋楼内的人口和结构，之后就没有了踪影。本刊记者拨通曹英的电话，她说起这些房子就大哭，说“我是因为债务所逼才建的房子”。成就曹英的地毯厂让晚年的曹英陷入了窘境，合伙人拿走了54万元的财产，虽然曹英打赢了官司可是最后钱还是没有要回来。“我当时没有钱，就贷款建了这些房子。”曹英说。

　　自己建的房出了人命，曹英的心理压力很大，情绪激动血压很高，目前住在医院的急救室里，她反复告诉本刊记者，自己也许活不过这次了，然后就哭得说不出话来。村民告诉本刊记者，曹英的生活不幸福，与丈夫分居多年，有两个儿子，如今守护在她身边的只有护士和一个小孩子。也许专家对于灾难原因的分析能让曹英得到一丝救赎——山体滑坡后，国土资源部、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应急调查组从土壤、气候环境和建筑地理位置三方面公布了事故原因，初步认定本次事故性质属地质灾害：一是本次灾害体所处的坡体地形高陡，岩性为砂质黄土，孔隙较大；坡体结构疏松。在降水、重力等综合影响下岩土体易失稳，引发灾害。二是去冬今春以来，子洲县出现连续多次降雪。最近天气急剧变化，积雪融化，大量渗入土体，使坡体自重增大，降低土体强度，加之昼夜温差大，在冻融作用的影响下，引发黄土崩塌。三是受地形条件限制，建筑物前紧邻大理河，背靠百余米的高陡斜坡，没有足够的有效缓冲区，崩塌直接压覆冲击房屋。

　　长安大学地质工程系的李同录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在西北地区类似的滑塌事件每年都有发生，2006年开始国土资源部的地调局还在延安一带进行了勘察，有危险的地方就要做防灾规划，回避危险。不过因为财力和人力的限制，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大工程会有专业人员进行勘探，可是民居、窑洞就容易被忽视。“判断滑坡的要素有坡度、高度和土质，但是也要针对具体的工程进行勘察。”李同录告诉记者，非专业人员、村民们很难掌握这些复杂的专业知识。

　　但是，曹英对这块地的改建确实增加了发生滑塌事件的概率。张海艳告诉本刊记者，这面山坡上最开始是那7座窑洞，曹英在窑洞的院里往下深挖出一块平地来，在平地上建起了底部的两栋三层楼，又在窑洞的上方建了一栋二层楼。张海艳一直向本刊记者强调，楼的质量没问题，塌楼是土山的原因。可是他和曹英都不知道向下深挖的举动让坡度变陡，在下方盖起的小楼又增加了建筑和土山的相对高度。“坡度更陡、高度更高，滑塌就很危险了。”李同录教授说。

　　土质这个要素在这里从来就不具有优势。村民告诉本刊记者，村里人都叫这土山为“塌土湾”，经常在陕北勘察的李同录教授告诉记者“塌土”在陕北土话里就是“垮塌”的意思。也有村民告诉记者，去年农历三月，他们来双云观庙会看戏的时候，土坡上就有拳头大的土块往下掉。李同录告诉本刊记者，与地震一样，滑塌也是有前兆的。要是专业人员在现场勘察就能判断是普通的表层剥落还是深度位移，“如果是深度位移，就是垮塌的前兆了”。

　　县城房产的买与卖

　　本刊记者在滑塌事故发生第二天晚上21点多赶到事故现场，虽然已经到了3月，可是陕北的夜晚依旧料峭春寒，令人意外的是，有上百村民站在县城一边的路灯下还在往正在挖掘的事故现场眺望。在之后的几天，即使现场挖掘已经结束，依旧从早到晚有众多村民聚在附近久久不散。27人的死亡人数让淳朴的村民心头笼罩着阴霾，而更令他们悲痛和惋惜的是，所有死难家庭的背景惊人地相似——“都是为了娃娃上学，大人在这里买房或者租房住。”

　　郭永霞的儿子就躺在她旁边的病床上，因为垮塌当晚受惊吓和风寒，一直在发烧打点滴。郭永霞除了担心儿子的身体，更担心儿子的功课。“老师让他休息几天，可我想让他去上课，耽误这几天课都拉下了，跟不上怎么办？”郭永霞的儿子从前在家乡路平村的小学里念书，可是学生们陆续都走光了，整个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和3个学生，郭永霞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夫妻两人只有这一个独生子，孩子的前途比什么都重要，为了让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跟丈夫一起在榆林打工的郭永霞就回到县城，以每月100元的价格租了曹英的一间窑洞，把儿子送进县城的实验小学，每天什么都不做专心照顾孩子。“一个老师教3个学生，其实就是一个看孩子的，什么都学不到。所以我儿子刚到县里上学因为跟不上课程还降了一级。”郭永霞现在倒是心满意足，儿子的学习成绩在年级可以排进前10名，也不枉费她的苦心。

　　比郭永霞出来早的是景文梅，她的两个儿子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在县城读书，最开始夫妻租房子住，最近几年手里攒了一些钱才买下了这套房，因为买得晚，房价已经从最开始的4万多元一套直涨到了13万元。景文梅和郭永霞抱持同一个观点，一定要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因为许多家长都跟景文梅、郭永霞想的一样，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学校也逐渐撤并，然后其他孩子也无学可上。“娃娃上学太远家里人不放心，所以就都来城里了。”张民富告诉本刊记者。

　　在农村家长们纷纷搬进县城的时间里，县城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子洲县城南北都是高高的土塬，一条大理河在境内穿过，县城就是顺着大理河的方向向东西狭长发展的。子洲县城全部在双湖峪村境内，在双湖峪村担任了几十年村支书的王前海告诉本刊记者，村里只有800亩耕地、2400多个农民。为了保证耕地的数量，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的房子只能建在山坡上。先是集中建在北面的山坡，上世纪80年代末县基建局在此次发生垮塌事故的石沟兴建了家属住宅，南面的山坡才发展起来。村支书马建红告诉本刊记者，这次垮塌的窑洞虽然建于1999年，可是这块地是1987年就批出去的。但是，窑洞之前到底用于什么又批给了谁，因为年头太长，当时老会计已经记不得具体情形，账本也烂了，现在还没找到证据。

　　2002到2003年村上平坦的腹地才真正发展起来。当时的村支书王前海告诉本刊记者，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他把村民手里的耕地以每亩地16万元的价格收了回来。然后在上面盖楼房。当时的计划是每栋楼盖4层，解决全村413户年龄超过22岁的村民的住房。村里当然没有这么多钱，王前海的思路是先把房子盖起来，然后用盖楼的成本减去应该付给村民的征地款，剩下的就是村民要买这套房子的钱。这样的方法，村里既不用出很多钱，房子又盖了起来。这个政策的两个原则是，每个村民都买得起房，而房子也不得转卖和出租。但是，王前海因为年过70而退休了，继任村长在执行过程中改变了原则：“楼房盖了6层，成本就加大了。有村民承担不起，村长就允许房屋买卖。这批房子成了村里最大规模的商品房。”曹英的楼房建于2002年，也刚好赶上村里大兴土木开发房地产的潮流，就连集资的手段也很相似，张海艳告诉本刊记者，用贷款启动项目，其他费用用房子充当工程款顶给工头，所以一部分人是从曹英手里买的房，还有一部分人是从工头手里买的。

　　“县城的房子很多卖给了脱产干部和做生意的人。”张建红告诉本刊记者，而曹英开发的这处简易住宅区属于县城的边缘，地点偏僻，背靠大山光照不好，所以很便宜，购买它的就是这些农村来的普通打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