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亲历西部大开发决策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已十周年，作为重要亲历者与见证人，国务院原副总理、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曾培炎同志日前出版《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系统回顾了西部大开发决策与实施全过程，披露了许多此前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本刊摘录部分内容发表，标题为编者根据原文所加。——编者按

　　文/曾培炎

　　西部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196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一家研究所工作。1965年，为响应备战备荒、建设“大三线”的号召，我所在的部门整体搬迁到西安。从大上海到西部古城，我领略了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质朴厚重的民风社情、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同时也感受到西部民生多艰的一面。那时我常想，我们这代人能为西部做些什么？然而身处那个特殊的年代，虽有报效祖国之心，也只能是一种热切的期盼和美好的憧憬。

　　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初我离开了西部，之后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西部的情结总是挥之不去。

　　上世纪90年代初起，我先后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计委、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以及国务院任职。这使我有机会参加中央有关会议，陪同中央领导同志外出考察，有幸见证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全过程，并参与了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西部大开发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段辉煌历程。对于我个人而言，也实现了年轻时投身西部、建设西部的夙愿。

　　重大战略的形成都有个

　　充分酝酿和逐步完善的过程

　　综合各方面观点，国家计委形成了四点意见，我向江泽民同志作了扼要汇报

　　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强调，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地区协调发展的思想，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重大战略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充分酝酿和逐步完善的过程。

　　1995年6月下旬，江泽民同志到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考察，我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在吉林的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房间里，作了很多重要指示，其中谈到，近几年东部地区发展比较快，担心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慢，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还会继续扩大，要未雨绸缪，研究一些政策，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标。那晚谈了近两个小时。

　　9月28日，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讲话里，江泽民同志系统地谈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也就是著名的“论十二大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成为其中的一个方面。

　　这年陕西、甘肃两省遭受了严重的旱灾。12月下旬，我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陪同江泽民同志前往考察。1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甘肃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中央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大政方针，就是“到下世纪初要开始朝着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方向前进，到下世纪五十年代，西部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基本实现现代化”。

　　这篇讲话虽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使用“西部大开发”的提法，但是在他的脑海中，促进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已经成为重大的任务。

　　此后，江泽民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加快西部地区发展问题。经过几年的酝酿，1999年3月3日，他在这年全国两会的党员负责人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

　　我当时担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记得是在3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打来电话。他说：江泽民同志几天前有一个重要讲话，请你看一下，其中关于西部大开发一段论述你们要作些研究。

　　新世纪到来之前，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准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面临着重大机遇和挑战。联想到此前，江泽民同志几乎每年都要谈及西部开发，此次正式谈这个问题，并且强调是大开发，显然有他深入的考虑。这篇讲话向全党和全国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开发西部将成为我国新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

　　我意识到又将有一项重要任务落在国家计委肩上。我将这篇讲话批转国家计委党组成员传阅，要求大家认真学习领会，并立即在委内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先进行内部研究。

　　4月，国家计委相继召开了四个座谈会，分别听取部门、地方、专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意见。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一方面，大家认为，西部大开发十分必要，应尽快提到国家重要议事日程上来。特别是西部的同志情绪高昂，希望国家能增加对西部的投资，西部能享受到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也有些同志对搞西部大开发的时机和中央财政的支撑能力有疑虑，有的提出，对于开发西部，感觉还不是时候，在具体操作上无从下手。有的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还很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应该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政府资金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效益远低于投入东部地区，主张继续把有限的财力集中在东部地区。

　　在认真学习领会江泽民同志讲话的基础上，经过两个多月的研究，综合各方面观点，国家计委形成了四点意见，我向江泽民同志作了扼要汇报。一是我国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没有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只要有条件，就要尽早加快西部地区发展。

　　二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新形势下，抓住时机，实施西部大开发，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部发展潜力很大，只要策略对头，方法得当，开发西部不会成为国家的包袱。

　　三是如果东西部地区发展长期不平衡，就会影响全国发展。经济问题也可能扩展到政治和社会层面，容易引发各种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

　　四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加剧恶化，如果现在还不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使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并逐渐改善，可持续发展就会落空。从综合国力来讲，我国已经具备了开发西部的条件。

　　中央领导同志对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认识高度一致

　　西部地区开发会议前后只用了一周时间准备，为后来西部大开发的高效推进开了一个好头

　　1999年6月初，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再次谈到西部大开发问题。

　　紧接着，6月17日，在西安召开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他指出，要下决心通过几十年乃至整个下世纪的艰苦努力，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

　　9月19日-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召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提出后，国家计委紧锣密鼓地开始研究实施方案。形成初步设想之后，我想再听听西部地区同志的意见。1999年10月，国家计委在青海西宁召开了“十五”计划思路西部地区座谈会。会议期间江泽民同志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加强研究，尽快拿出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方案。

　　10月下旬，江泽民同志在结束访问英国、沙特阿拉伯等六国回程的飞机上，把我叫到前舱，问起西部大开发的情况。我将国家计委的初步设想向他作了一次详细汇报，并建议，把西部大开发这样一个大战略落到实处，需要举全国之力，目前是否可以考虑提出一个初步的实施方案，由中央召开会议进行专题讨论。如有可能，应成立专门机构，统筹推进这项工作。江泽民同志边听边点头，看来他早已有所筹划和考虑。

　　1999年最后两个月里，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召开三次会议，专题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初步设想的汇报。在这几次会上，中央领导同志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认识高度一致，就如何落实提出很多重要的指导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