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逼自己最后一回

　　她是好莱坞专业编剧，她的小说在海内外都有足够影响力，由她担纲编剧的《梅兰芳》等影视剧，几乎每部必火

　　文｜本刊记者 管方

　　有人曾说，想成为优秀作家的人，都会由衷地羡慕严歌苓。父亲是作家萧马，前夫是名作家李准的儿子，她有着耳濡目染的生活环境。然而除了天分与机遇，作为写作者，严歌苓还“幸运”地拥有传奇般的人生——12岁到西藏当兵，见过大川大河；20岁时作为战地记者，前线报道对越自卫反击战；30岁留学美国，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陷入热恋，这段恋情一度受到FBI的监控和审查。劳伦斯最终为了恋人毅然辞职。严歌苓嫁给了他。

　　丰富的人生经历，一度是严歌苓写作的宝藏。30岁之前她写部队、写女兵；去了美国之后写失眠者、写移民、写抢劫犯和穷光蛋留学生。对于心思敏感的人，嫁接生涯未尝不是好事，严歌苓也坦诚“自己运气不错”，“付出一分就能有一分收获。很多人付出许多，得到的寥寥无几。”

　　然而好作家不光是靠上天眷顾在自身经历中提取养分。一如严歌苓，最近几年，眼见身边的写作资源就要用光，她便写起了河南农民、日本遗孤、安徽革命女青年。每次，她都能把那些听来的“遥远事”，讲得格外动听。

　　新近完成的小说《赴宴者》仍旧是严歌苓“听来的故事”。只是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她选择用英文写作。2006年《赴宴者》在美国出版，2007年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发行。

　　而今《赴宴者》中文版推出，但并非由严歌苓亲自翻译。首发仪式上被问及原因，严歌苓说，“能料到结果的活儿总是乏味，我喜欢未知的创作，它令我high，让我觉得刺激。”

　　但用英文写作，绝不是严歌苓为求刺激的一时兴起。十多年前，完成小说《扶桑》后，她就展望：“今后我写小说就用双语，一个中文，一个英文。英语的许多字词很有想象力，跳得厉害。”

　　展望大胆，实践却异常辛苦。写作《赴宴者》时，严歌苓这个“写稿老手”甚至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拿中文写，基本在脑子里过一遍就落笔，但用英文，我常常反复修改三四次，还吃不准哪句最好。英文写作，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跟自己过不去。”

　　她也有美国式粗狂

　　严歌苓没说错。用英文写故事，的确是她和自己较了一回狠劲。因为，洗练漂亮的中文表达，几乎是她的写作标签。1988年赴美读书前，严歌苓就出版过三个长篇和几个中篇小说。在美国教授和作家班同学眼里，正式出版过三个长篇，已算是成熟作家。读严歌苓的书，常让人感觉，一堆汉字可任她筛选，最后挑出一个动词填进句里，极传神。就如她在《雌性的草地》里所写：女兵的童贞，被男人毫不犹豫地“勾销”了。

　　正是对中文的精准拿捏，严歌苓拿过多次国际国内文学奖项，多数是以中短篇获胜。她写这些篇幅不长但数量甚众的小说时，身份是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的研究生，课余时间需要干餐馆女侍、保姆、清洁工的活儿赚保命钱。她利用日常生活的边角料进行创作，这也正是当年那些作品篇幅都不长的原因——时间不富裕。

　　在美国最初的几年，严歌苓常常饭只吃半饱，她的理论是，“这样脑子比较清醒，吃太饱人容易困。”有时“半饱”境界也难达到，“有次我饿极了却找不出东西吃，就喝了两包板蓝根。” 严歌苓曾借笔下人物之口，说出了写作生活的清苦与寂寥：一个文学作家班，根本没几个当作家的料，就算有几个有当作家的料，也没有当作家的屁股，不能坐稳了、捱过一本漫长小说的寂寞。

　　1990年代初，小说《少女小渔》在台湾获奖，导演李安找上门向严歌苓购买电影改编权，从此后身在他乡的严歌苓才终于不用为生计苦恼。“李安是我的第一个福音，之后我才可以用一只铅笔在外国生存，写小说、当编剧、获奖、出售版权。”

　　严歌苓同陈冲是好朋友，两人也同是“好莱坞编剧协会”的成员。多年前，严歌苓的小说《天浴》被陈冲拍成电影，影片获台湾金马奖7项大奖。此后，二人又合作过多次著名和非著名电影，严歌苓也终于出口转内销般红回国内。

　　如今，严歌苓的名字总能和大导演们联系到一起——她为陈凯歌编写《梅兰芳》剧本，小说《金陵十三钗》被张艺谋相中。有时，她的新书还未上市，电影公司就把改编权买去捂在手里。于是有人发现，严歌苓的语言风格也有了轻微转变——多年前严歌苓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最高纪录是三十四个通宵不眠不休，她那些又冷又灼人的中短篇就是失眠时代的产物。而在近些年的长篇小说或是剧本创作中，很少能让人再嗅到刺骨的独孤味，如今的她弄起文字又熟又透。

　　正是进入了中文写作的“自在状态”，严歌苓才感觉自己需要一种写作时的“紧张感、不适感”，于是，也才“逼了自己最后一回”——用英文写作《赴宴者》。在她看来，“做略感吃力的事，才能焕发出精神和身体里的一种凝聚力，才能使生命力达到更高的强度，或说浓烈度。”

　　这一逼，严歌苓发现自己还是有潜能的。不仅是用英文写作的潜能，还有性格的潜能——幽默。虽然多年来，“有趣”一直是严歌苓写作的“高指标”——她写苦难，很少弄得苦大仇深；她写自由和孤独，绝不自怜自艾、一副全世界都亏欠的委屈样儿；写生命的坚韧与不屈不挠，也不搞得根正苗红咄咄逼人。任何题材，她总要以乐观的人生态度打底，同时混合着一股狡黠的聪明劲儿。

　　但严歌苓却向来对自己的“幽默感”缺乏自信，尤其是对西方式幽默更显迟钝——她经常搞不懂，丈夫劳伦斯念给她的英文幽默小品，有什么可乐；她也不明白，为何自己在做英文讲演时，自认很幽默的地方，台下听众却毫无反应，而他们大笑时，她却总认为，人家笑的不是地方。

　　然而《赴宴者》英文版推出后，不少国外读者告诉她，他们如何被她的冷面幽默逗得发笑。这让严歌苓惊叹，“我发现了一个带些美国式粗狂，调侃的严歌苓。”

　　把自己倾榨到再也写不出一个字

　　和很多从大视野、大环境入手的作家不同，严歌苓在写作时更注重人物塑造和细节描写。在她看来，不论地域几回流转，朝代多少变迁，“人都是殊途同归那点事儿，写来写去，无非都要正视和承受人间悲苦，挖掘和敬畏生命能量。”

　　由于对人性的着迷与偏爱，严歌苓坦言，自己天生抗拒与成功人士交往，“因为成功人士都掐着点儿生活”，她喜欢充满变数的小人物。正是这一偏好直接催生了她笔下的扶桑、王葡萄、田苏菲、多鹤、朱小环、犹太难民，以及《赴宴者》里的蹭饭达人董丹。这些人都故事辗转，际遇传奇，爱恨起来还往往不可思议，但共性也显而易见：贫贱、耐活、好生养、丰满多汁，活得微薄但又劲头十足，受齐了苦也不六神无主。

　　严歌苓笔下的人物，其实多少有点她自己的影子——有股子坚韧劲。严歌苓一直把坚韧看作一个人“最优越的素质”。“只有顽强坚韧将如数报偿你所付出的一切：时间、精力，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春。”严歌苓的坚韧体现在写作上时，几乎都有点自虐的意味，“我极怕坐到椅子上，极怕拾起笔。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笔，会把自己倾榨到再也写不出一个字。”

　　如今的严歌苓已摆脱失眠症困扰，生活极规律。一早起床，便兴头十足地写作。写累了，就在书桌对面的健身机器上运动，或出门跑步。严歌苓酷爱运动，不仅是为让自己保持秀美身材，按她说法，运动和写作一样，都让她“过足瘾”，是她“通往终极快乐的路径”：“科学家们发现人运动时，身体里分泌出的一种东西能刺激脑细胞，人会本能地觉得快乐。而写作时，可以让我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使感觉丰满到极致。于是乎一些意外的词汇、句子在纸上出来了，它们组成了人物细节、行为，再往前逼自己一步，再越过一点儿不适，就达到了那种极端的舒适，因为自由了，为所欲为了。”

　　写作是对精神纯度要求很高的活儿

　　2004年严歌苓的丈夫“复职”继续做起了外交官，严歌苓也随他在全世界辗转，两人目前住在德国。走过许多国家后，严歌苓说自己喜欢欧洲的人文环境，“在巴黎的地铁或公园里，常看到不同年龄的人，捧着名著或畅销小说认真阅读。”一个安静读书的剪影，无论何时都让严歌苓有种难以名状的感动。

　　正是骨子里对“纯文学”的敬畏，在《赴宴者》中文版首发仪式上，当有人向她提起诺贝尔奖、奥斯卡奖的话题时，她那股“我不想听到这些”的意思明确写在脸上。但严歌苓毕竟是大方的、有礼的，她会借《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告诉在座诸位：“有人认为，中国作家和足球运动员是最可悲的两群人，因为他们工作的目的性太强，显得那么功利。想获奖和获了奖常常是有悖论的，越用力就越得不到，何况写作是对精神纯度要求很高的活儿。”

　　严歌苓就是这样，有问必答，但不虚伪。正是如此性格，她才会在采访中大方承认，自己爱美爱漂亮，很怕报纸上的她是个不好看的老女人，面对摄影记者的镜头，她摆出的优雅姿势丝毫不逊影视明星；她不怕和人谈起年轻时在部队当文艺兵的“不成功”经历，“当时舞跳得乱七八糟，用了几年工夫证明我根本不适合这个职业”；她不避忌谈自己的父母，她说《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男女主角不对等的爱情地位，便是取材自父母的感情真相；她说看过韩寒的作品，感觉“挺酷的”；她还会提到自己生性中的不自信，“写完《小姨多鹤》，觉得拿不出手，用铅笔写完后，让打字员录好存在电脑里，7个月的时间没动，希望能改头换面。最终拿出来是因为出版社在催。就连做饭我也不自信，做出来总不停道歉。”

　　说这些“好的”、“坏的”时，严歌苓总是慢条斯理，一顿一顿的，带着一股子天真的喜感。你真该看到她的脸。

　　严歌苓

　　著名旅美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出生于上海。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严歌苓20岁就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创作了《少女小渔》《天浴》《扶桑》《人寰》《白蛇》《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