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气候变化的囚徒困境

　　文｜田方萌

　　《气候变化的政治》

　　安东尼·吉登斯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定价：35元

　　英国学者吉登斯称得上全球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在新著《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吉登斯谈天说地，试图为全球变暖找出政治层面的解决之道。

　　德国法学家施米特曾言，根本不存在什么“全人类的政治”。如果存在，那么全球变暖问题可能最接近这一概念。而全球变暖问题的最大吊诡在于，谁都知道这样生活下去会发生什么，可谁都还是这么生活下去。正如吉登斯所说：“⋯⋯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

　　如何走出这一有史以来最大的囚徒困境？吉登斯首先批评了极端自然主义者，认定退回前现代社会根本不可行。相反，穷国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才能抵抗气候变化的危害。其次，节能技术和新能源开发有望缓解温室气体排放，但前景尚不明朗，它们也有自身的代价和风险。风能供应不稳定，核能价格居高不下，氢燃料用途有限，生物燃料甚至弊大于利。吉登斯看好的对策，在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敛合。

　　吉登斯花费大量篇幅讨论发达国家的对应措施，却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着墨甚少。正如哥本哈根会议所展示的，这一问题的囚徒困境很大程度上在于南北国家不能达成合作协议。我的美国朋友约翰是个生活简朴的环保主义者，骑自行车上下班，可他一天也得洗一回热水澡。有一次我问他：“为了防止全球变暖，你能否像中国人那样一周洗两回澡？”约翰想了想，答道“可以！”他也许真能换种生活方式，大多数美国人就不干了。老布什总统曾在里约热内卢峰会上公然宣称：“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容商量。”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每天洗一次澡，这澡塘的蒸汽该往哪排呢？

　　美国政论家扎卡瑞亚(Freed Zakaria)洞悉这一南北矛盾。在华府的一次新书发布会上，他明确表示解决气候变化的唯一办法就是向中国和印度转移节能技术，“这两个国家不降低排放速度，你开发多少节能车都没用。”姑且不论技术限度，发达国家在政治上并不愿意无偿分享知识产权。尽管吉登斯承认穷国具有发展优先的权利，富国应该向穷国转移技术，但正如他对政治家们的建议——关键不是做什么，而是怎么做。

　　有鉴于此，中国的气候政策专家们应着力研究三大议题：第一，如何减少排放；第二，如何面对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第三，倘若减排不成，老天爷真变脸了，如何在更暖和的环境里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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