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青科，回忆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这里的一切都与过去无关，电视机里播放着新近流行的歌曲，房间里布置着购买不久的沙发和书柜。许多人是带着好奇或怀旧的心情来到这里，穿着时髦的衣服四处询问，然后通常收获失望──他们关心过去的一切细节，但在知青科，过去的细节并不受欢迎。
对那些沉默着坐在蓝色木凳或黄色沙发上的老人来说，眼下的生活才是他们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情。他们年纪最小的也已超过50岁。过去的生活已经远去，30多年前响应号召来到这里的知识青年，似乎已经消失在如今这群目光安静、按时服用镇定药的精神病人身上。他们很少离开这座6层楼高的白色病房，有的人连牙齿都掉光了，却幻想着失去的东西仍然留在身边。
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心不到5公里的黑龙江农垦第二医院知青科里，很多事情被遗忘了。李大水使劲挠了挠头，记不起自己是哪一年到了北大荒，而李俊英手微微抖着，喃喃地回忆了很久，也没弄清楚自己在天津的家住在什么位置。
这里的另一个称呼是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50多名北大荒知青精神病患者住在这里，试图重建生活。对于过去，这里的人们态度复杂。一名护士说：“我们不希望他们记得过去的事情。”而郜阿利则站在长长的走廊尽头摆摆手，用浓浓的上海口音说：“过去的事情没必要再提。”
下乡
郜阿利生活在一段并不清晰的回忆里。3月19日下午，他蜷坐在阳光明媚的病房一角，试图用缓慢的发音还原这段回忆里某些场景，却丢失了很多细节。
46年前，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读到一半，就坐上火车来到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附近一个叫做“南横林子”的地方。这里是八五二农场的总部，他在这个农场断断续续度过了十几年，此后再也没有走出它的阴影。
郜阿利已经无法用语言解释他当年的选择。这个穿着整齐的灰色中山服的老人一脸严肃，镇静药物抑制了他的情绪，他说话时慢得好像在念一篇已经写好的文章。“我经历了很多折磨。”他如此总结了自己69年的人生，却说不出这些折磨是什么。
在八五二农场，他当过农工，当过老师，当过护林员；他恋爱、结婚、生子，然后在患上精神病后与家人疏远；但这些模糊的陈述并不能勾勒一幅清晰的图景，如果追问下去，他的思维就开始进入一个旁人无法理解的世界。
关于郜阿利那段艰难人生的记忆散落在许多地方，要寻找它们并不容易。他原先的队友大多回了城，一个叫刘进元的人还记得，读过大学的郜阿利有些清高，不怎么和人说话。在农场的宿舍里住在他相邻铺位的程忠汉，对这个不太讲卫生、喜欢留长发的舍友颇为容忍。他记得郜阿利床头的竹箫，尽管很少吹，他记得郜阿利偶尔和人谈论鲁迅时的骄傲和激烈，也记得郜阿利自己埋头吃饭时的孤僻。不过，和郜阿利做了很久邻居的程忠汉，盯着他的照片看了很久，也没法从记忆中搜寻出他的名字──那个年代过去太久了。
人们都能记起的事情，是郜阿利会唱戏。55岁的当地人张恩亭第一次到郜阿利所在的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五队时，观看了一场演出。他记得，一个男人低着头走上台，没有报幕也没有欢迎，走到半截，突然仰头一嗓子吼起来。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出演《沙家浜》的男主角郜阿利。
站在覆满积雪、被两旁杨树夹起的五队大街上，当年的拖拉机手张恩亭笑着讲起郜阿利的故事，就像一个普通人讲起另一个普通人当年鸡毛蒜皮的事情。他甚至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在意这些故事。他认识的知青很多，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故事，然后每个故事都逐渐模糊了，就好像自从知青返城以后突然寥落了的农场一样，缺少关心。
就连郜阿利自己也是如此。他坐在医院里的蓝色长凳上，晒着午后的太阳，不大愿意谈论这些。
身世
午后的太阳也照在不远处的知青科活动大厅。乍一来到这里的人如果会为一件事情惊讶，那就是笑容。
笑容在这里一点都不陌生，事实上，它就像透过白色窗户和银灰色窗棂照进来的阳光一样常见。李大水喜欢诗歌，偶尔也朗诵普希金，是他自己改编过的版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他露出一种婴儿般惊喜的笑，“我们对生活应该是什么态度，对工作，对人生，应该是什么态度？”
李大水是北京人，1968年来到北大荒时刚刚读完初二。但他的知青生涯刚开始就结束了，在一次事故中，他摔伤了脑袋，再也没有痊愈。生活欺骗了他，他说他后悔来到北大荒，但又笑着反问：“后悔有什么用？”
陈平原则在唱歌的时候才会笑，他口齿已经不清，人们要通过音调才能判断他唱的歌词，“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他只会唱这一句，然后停下来，默然地走回座位。他是个老北京，口音还带着浓重的北京腔，但他连自己住在哪里都不记得了。
在这个被歌声和笑声包围的地方，汇集了与北大荒有关的各种只言片语。有人在歌里唱到“毛主席”，一脸严肃；有人在方格本上写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字迹潦草但笔画很用力。“响应毛主席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的，但说起自己来，他们变得结结巴巴，神情疑惑，或是漠然。
关于他们身世的最详细记录，也许就是医院里病例中短短的两三行话。在那里面，一个人的一生被简要地浓缩。其中一份病例是这么写的：“8岁上学，初中文化，1963年下乡，性格外向，朋友多。”
这已经是包含最多细节的病例了。知青科主任吴斌亲自将大多数知青病人接到医院里，并整理他们的病例。他尽力寻找这些病人的过往经历，但很难如愿。
有的病人是从其他医院转到这里，也有的则是从家里接来。吴斌见到很多患病的知青，被关在家里，或者锁在窗棂上，其中一个因为被铁链拴了太久，手臂落下了残疾。
吴斌是知青的孩子。他的父亲从哈尔滨来到北大荒，从此再没有离开。在农场长大的吴斌，从小就窝在知青的宿舍里，看他们打球、说笑、唱歌。从小学到中学，吴斌的老师许多都是知青，他形容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年轻人“让他看到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并在心里有了梦想”。
吴斌的父亲去世第二年，2008年12月，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成立，吴斌又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这些当年为他带来梦想的人。
当年，这些人潮水般涌入北大荒时，意气风发，心怀憧憬。如今，他们连自己的梦想是什么都不大记得了。就连当年被认为最清高的郜阿利，如今也只关心自己的馒头是否够吃。如果说他也有梦想，那么他想“尽早回到南横林子”，他在那里住习惯了，他想回去劳动。
劳动
劳动是郜阿利最引以为傲的事情，尽管他又瘦又矮，眼睛还近视，但他有一整片白杨树林来见证自己的北大荒岁月。
这片树林如今安静地站在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五队西北方，旁边偶尔有车来来往往，一闪就过去了。因为太大，用目测很难形容它的面积。从上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开始，北京知青郜阿利凭借很少的帮助栽下了它。
郜阿利只是把剪下的杨树枝一条条插在土里，30年后就成就了一片树林。他讲起这片林子，就像一个老军人讲起一场辉煌的战斗，头略略抬起，说话的声音也大很多。当年，他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片林子，有人胆敢偷砍一棵，他一定要追到人家门前，发表一篇长篇大论的谴责，然后撕下纸来写成罚单。
五队的老队长王吉祥是将这份差事分派给郜阿利的人。这名最早开发北大荒的山东老兵说，那个让郜阿利感到骄傲的职业，最初只是为了照顾这个瘦弱的大学生。
郜阿利记得自己割过豆子，锄过地，“比较能奋斗”。王吉祥的记忆与此不同，在他看来，郜阿利并没有过多地遭受北大荒最艰苦的劳动。这些在酷热的夏天和严寒的冬天发生的劳动，深深印在许多知青的心里。不过，郜阿利大多数时间在其他地方，因为他知识水平高，他曾经被调往总场教物理，后来被调回队里，从事的也是比较轻松的林业员工作。
在短短的几年中，没有人知道郜阿利究竟栽了多少树，按他自己的计算，也许有10万苗。路过那片树林的人们已经很少想起当年那个有点固执的林业员，有人连这片林子的具体位置也指不出来。
这就是这个知青花了大半生在北大荒留下的几乎所有的印记，不久之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然后辗转许多地方，经历疯狂、遗弃和拘束，最后来到知青科。
不出意外的话，他恐怕很难再为这片土地留下更多东西。他会在那明亮的、气味略有些刺鼻的病房里，与病友们一起慢慢老去。
安养中心
郜阿利想离开这里。他的头被打理得干干净净，衣服整齐，身体也比以前胖了很多，但他不喜欢这里的封闭，也不喜欢别人替他做好本应他自己做好的事情。
起码在物质上，他很少比现在过得更好。他的老邻居们都记得他在五队的房子，当时，他患了病，妻子和孩子已经搬离。他独自将房门锁住，冬天不生火，也不盖被子，喝着菜窖里渗出来的生水，拒绝任何人前往探视。
如今，郜阿利住过的房子已经成了别人的家，那段生活也逐渐变成人们越来越少提及的悲惨往事。对很多知青来说，北大荒的艰难岁月已经过去了，大多数人返城、工作，有的变成富商、教授，有的仍旧普通。
但对于知青科里的50多个知青来说，那段艰难的岁月一直没有离去。友谊农场的姜盈国是拖拉机手，那原本是一个风光的职业，有一次，他开着拖拉机轧过一捆稻草，却断定自己是轧死了人，精神从此失常。那个假想的受害者跟了他一生，尽管知青年代在那之后很快就结束了。
在北大荒，李文魁和康金环的故事最为人熟知。李文魁是哈尔滨人，1971年精神突然失常，据说是因为爱情。康金环是当地女人，有丈夫，有孩子，却收留了被家人遗弃的李文魁。李文魁在分裂的精神世界里生活，康金环则尽心地在现实世界中照顾他。等到媒体发现并报道这件事时，李文魁已经不声不响地被她照顾了30年。
据说，这就是黑龙江农垦总局拨出3000万元，为知青精神病人设立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直接原因。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显示，这样的病人在北大荒有100多人。
安养中心设立在佳木斯市。这里是当年知青们到达北大荒的第一站。当年，这里从年轻人到年长者，都被要求背诵16个字的“北大荒精神”，如今，这16个字很多人已经记不准确了。
几年前，在市区的松花江边上，一个巨大的广场被耗巨资修建起来，上面刻着回城后功成名就的“知青代表”的名字。离广场不远的安养中心里没有“知青代表”，他们的名字在北大荒的历史上不曾留下任何痕迹。
知青科的年轻护士郝姗姗，母亲是知青。她所知道的知青故事多半是听说来的。如今，她开始照顾这些与母亲分享了同一场历史的老人。
农垦第二医院的院长黄春光也在农场长大。他和最晚来到北大荒的那批知青同龄。担任医生后，他为这些知青看病；知青返城时，他和大多数医生一样“犯过错误”，替他的病人们开了一些并不属实的诊断书，因为他实在不忍伤害那些人渴望回城的心情。他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以后，他的命运又一次和知青发生了关系。“命运真是奇妙。”黄春光感叹说。
更让他感叹的是，他的这些病人都在自己最好的年龄来到这里，然后再也没有回去。他们坐在淡紫色的窗帘底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批斗
回到北京以后，刘进元曾几次重访北大荒，并看望郜阿利。对于这个他当年并不是特别欣赏的老朋友，刘进元觉得自己有一种一起度过青春岁月后留下来的感情。由于不爱说话，郜阿利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在他的邻居和旧日朋友心里，他“普普通通，既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不好”。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多半就是孤僻和固执，只有一个已经过世的老朋友的妻子记得，他碰到上海人，话会多一些，偶尔也说几句上海话。
因为不擅于表达，郜阿利只做了很短一段时间教师。据说，这个大学里物理和数学都很精通的高材生，对着一屋子高中生，居然连最基本的命题都表达不好。
即使是在盛行一时的“批斗”风潮中，郜阿利也是个沉默的人。他不合群，从不参加当时流行的时事辩论，从不在批斗中举手发言。当年的指导员赵相银记得，当那些积极的知青们面对走资派义正辞严、到处串联闹革命的时候，郜阿利所做过的最“积极”的事情，就是和一个比他大的女生一起对着报纸，学习马列主义。
如今，赵相银已经80岁。在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一家挂着毛泽东画像的饭店里，他微笑着谈论起当年：“睡一觉醒来，组织说没就没了。”
作为组织的代表，赵相银也很快被打倒在地。这个参与开发了北大荒的老战士戴着高帽子接受批斗。那些平时熟悉的知青，如今一个个站在他的反面。他记得，这个时候无人能够缺席，即使是最不合群的郜阿利，也参与了一个名叫“红联”的派别。
当时，郜阿利的队友，一个天津人，因为说了几句对江青不恭敬的话，被关起来，打得半死。不过，当年的队长和指导员们都表示，他们所在的五队，是比较温和的队伍，“没有打死过人”。
赵相银并不了解郜阿利的个人生活。但作为领导，他记下了郜阿利鲜为人知的一面。运动刚开始，郜阿利每天都要单独找到他谈自己的看法。平素默不作声的郜阿利，此时往往滔滔不绝，他看不惯运动中的很多事情，看不惯打人、批斗，他觉得这很不正常。
另一个关于郜阿利爱打抱不平的故事，则在张恩亭那里得到了印证。一个叫李英云的女知青，和郜阿利都是北京人，当时分在五分场做播音员。据说，这个漂亮的女孩不知为何被批斗。这让郜阿利感到不平。
一天晚上，郜阿利写了平生唯一一张大字报，用毛笔写在旧报纸上，然后贴到了五队的红色大礼堂里，为李英云鸣不平。
张恩亭记得，那时候，大字报用绳子挂起来，占据了礼堂的大部分空间。现在，大礼堂早就被烧毁了，只剩下一堵墙，里面覆满了枯草和积雪，郜阿利的那份大字报，也早就不知所踪，甚至很少有人曾经注意过。
除此之外，关于这个内向的大学生患病之前的故事，人们能回忆起来的细节实在有限。
爱情
郜阿利对一些不愿谈起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尤其是他的爱情。事实上，在知青科里，多数人都不再谈论自己的爱情。
北京知青张慧颖记得自己的许多老朋友。一个叫郭宝成的男孩会跳舞，一个叫王勇的姑娘长得很漂亮，不但能编黑板报，还经常上主席台发表演讲。而另一个一起从北京来的女孩谢军，则喜欢写大字报。
只有对爱情，她只字不提，只是发出一阵小孩子一样的笑声。在医生的病例上，她因为恋爱挫折而受到刺激，但这段故事不知道是被忘记了，还是被隐瞒了。
张慧颖在精神分裂后嫁给了现在的丈夫，为他生了一个有出息的女儿，但也折磨了他30年。如今，她的丈夫还能记起妻子当年的故事。那是一个老套的模式，两个年轻人相爱了，但后来，男孩爱上了张慧颖的好朋友、一个北京女知青，两个人后来调到了别的分队，张慧颖却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此后的故事与爱情无关了。张慧颖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当时她扎着辫子，高高胖胖的，皮肤很白。这是一个与爱情无关的结合，男人因为家境不是很好，而妻子又“比自己高”而娶了她。
这样的故事，在精神科里到处都能听到。一个姓陈的北京知青也是因为恋爱失败而精神分裂的。他的那段爱情故事已经彻底湮灭了，人们所能记起来的是，农场里为他介绍了对象，是希望他结婚以后“是不是能好一点”。而那个来自四川农村的女人，则可以借此调进农场，并安排工作。
张慧颖的老指导员如今已经退休。他见证了张的恋爱故事，也见证了那场恋爱的失败对她的刺激，最后又见证了她的婚姻。他记得，当时知青们经常会发生感情，而他尽管并不赞成，却也总是“睁只眼闭只眼”，任凭他们趁夜深的时候一起外出散步。
一些爱情失败了。这样的故事，在北大荒流传得很多。也有的成功了，其中的一对儿，前几年结伴回到北大荒，去看望了张慧颖。当时，她住在家里，狼狈不堪，几乎什么也不记得。
郜阿利则很难定义自己的爱情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他在北大荒恋爱、结婚，却没有找到幸福。
他的朋友们都记得他患病以后给家庭带来的痛苦。每当病情严重的时候，他总是对家人又打又骂，妻子只好带着孩子投奔到朋友家里。他有3个儿女，都与妻子一起回到北京。但如今，没有一个人会再跟他联系，只有妻子会偶尔给吴斌打来电话，询问他的病情。
但郜阿利坚信自己的儿子就在北大荒，而不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永不往来。
离开
在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家的概念清晰又模糊。每个人都能一口说出自己来自哪个城市。之后，他们会陷入苦恼，因为他们对那个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印象。
他们已经太久没有回去了，忘记了自己住在哪个街道，哪条胡同。李大水把北京郊区和城区弄混了，王修强也记不住上海街道的名字。他最后一次回家已经是20年前的事。
1978年前后，知青们开始大批返回城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走得了。一个叫肖景秀的哈尔滨女人，在边境某个农场结了婚，眼看着和她一起来的20多个知青全部回了城，受了刺激，疯了。另一对来自上海的夫妇，当时刚生完孩子，等他们知道可以回城时，上海已经因为人员太多，停止接受返城人员。张慧颖则因为家里不肯接收，没有回到北京。至今，她一直觉得自己所有的朋友都没有离开，而是留在了北大荒。
突如其来的撤退一下子让北大荒变成了寂静的地方。张恩亭记得，当时所有关系要好的朋友全都撤走了，篮球场不再有人打球，老师们不再有心思教书，生产也一下子停了下来──他觉得心里被闪了一下。
其实，零星的撤退很早就开始了。郜阿利曾经向老队长王吉祥抱怨社会不公。他不满意的社会现象之一，是那些高干子弟总能很早就调走。王吉祥回忆，他总是突然之间接到调令。
关于不公正的这些传言，在北大荒许多农场至今仍能听说。但在知青科里很难听到这些，过去的事情已经难以引起这些老人的共鸣。他们摇摇头，好像在听着别人的故事。
他们也许再也走不掉了，那些与家有关的记忆也慢慢淡去。甚至，其中的大部分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坐在沙发或椅子里，这里有欢声笑语，有歌声，有阳光，却缺少探望和怀念。过去的岁月好像完全消失了，一名护士悄悄地说：“忘记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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