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公佛源和尚

　　资水微风(广州)

　　第一次见到叔公是1980年夏天，我快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湘北的小城，午后的阳光下走来一个光着头、身着宽大长衫的人，身形很矫健。父亲要我叫他四爷爷，恭敬地陪他看我写字。他认真翻看，对父亲说：“好好培养。”留下一本字帖，走了。

　　过后，时常有邻居偷偷问我父亲：“那和尚是谁呀？”父亲只说：“我四叔，在韶关。”虽然还小，我也感觉到我们家比较避讳谈论他。

　　再次见到叔公已经是1988年，当时他正准备在家乡重建白鹿寺。晚上我跟父亲去寮房找他，他正和一些僧人讨论重建的细节。那时我已经读高二了，按我受的教育：和尚往往和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佛教宣扬的是消极的人生观。叔公没有让我们久等，问了我一些学习和生活上的事情。

　　不久，叔公当选为益阳市(现在的资阳区)政协名誉主席。我还得知他是广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是很大的和尚官。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同学大都是寒门学子，好强的我经常炫耀一下，但心里也常想：如果不是和尚该多好啊！

　　上大学后我们全家多次到韶关云门寺去。第一次是在1990年的大年三十。走进方丈室，只见一些和尚正在忙碌，其中一位穿黄色长衫的长者矫健而敏捷。我们还在迟疑，他已经迎上来，果然是四爷爷。他要我们去厅里喝茶。厅里一副对联格外醒目：“两手把山河大地捏扁搓圆，掐碎了遍撒虚空，浑无色相；一棒把千古业魔打死救活，唤醒来放入微尘，共作道场。”

　　叔公住在3楼，一进门就闻到令人舒适的清香。房间不大，书报很多，码得整整齐齐。叔公每天要读多份报纸，处理大量书信。岁末各地来寺里祈福的人很多，他要开示信徒。叔公的皈依弟子众多，当时68岁的他仍然博闻强记。那时我和叔公常有书信往来，他习惯按旧体从上到下、从右到左行文，每封信都折成3栏。

　　1990年5月，我因病到云门修养了近4个月。那段日子充满了乐趣，我和几个刚出家的小和尚经常一起爬上云门山的桂花潭，在天台上吹风。另一大乐趣是陪四爷爷上殿。他事必躬亲，还喜欢到地里劳动，颠覆了我对和尚的认识。后来我知道这是“农禅并举”的云门家风；他偶尔也幽默一下，但有种世人难以模仿的真挚。听说他呵斥起人来直刺要害，让人丢尽颜面。虽然我没亲眼见过他的棒喝，但族里的亲戚来找他弄钱，总是被他骂得面红耳赤。要知道他“文革”期间坐牢，有些亲戚冒着被牵连的危险送东西给他吃，可以说救过他的命。

　　1993年，我到广州读研究生，那时叔公已兼任南华寺方丈了。

　　有句话叫“到了广州才知道钱少”，我的体会很深，尤其开学的时候，校园里停满了轿车。我也接触到不少年轻的新贵，他们甚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艳羡他们的同时，我也鼓动父亲下海。我们曾经希望叔公支持父亲办厂，但他态度明确地拒绝了。他写了几封信，其中一封这样写道：“你现在读书期间，只有一心一意地钻研科技，不应考虑其他。……书还没有读完就去考虑其他事情，一天到晚卷入小圈圈之内，钻它有何用？人家一般有靠山，有钱有势，靠祖宗吃饭，过腐化生活，我认为这种人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利益的。我总觉得人生的乐趣就是艰苦奋斗，要顶天立地，泰山压顶不弯腰……”我对金钱的认识和驾驭花了很长时间，四爷爷慈悲，有时呵斥，有时疏导，但从未放弃。

　　硕士毕业后我又读了博士和博士后。这几年四爷爷的身体衰弱得很快。2001年他78岁时，“文革”中落下的痼疾复发，在医院急救，所幸转危为安。读博士时我和他还有书信来往，甚至聊到了婚姻、家庭问题。那时我已经不太习惯写信，而四爷爷因为健康问题，也难得写信了。

　　我一度想不明白为什么四爷爷17岁就出家了。虽然家境贫寒，但以他的本事，过上好的世俗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对家庭有帮助。后来知道，他初次学习大悲咒就过目能诵，也许冥冥之中他就是为普度众生而来的吧！

　　我出生在“文革”中期，名字是四爷爷取的，我们家族晚辈的名字基本都请他取。四爷爷希望我们生男丁繁衍子嗣，但他本人爱众生没有分别。有时他会提到一些表亲的后代，其实和我们已经没有来往了。

　　2005年后四爷爷的身体变得很差，2007年病情恶化，经常到广州来住院，终于在2009年2月23日圆寂。圆寂后7天内，各方僧众弟子亲友共10万余众前来祭奠。入塔当天阴雨绵绵，大家在灵堂外伫立几个小时等着送老和尚上山。看到身边不乏年迈的僧众和居士，感动之余我也感到一种力量。后来我凑了一副对联，由冯学成居士修改如下：

　　或慈或严，大公无私泽乡梓；亦敬亦畏，善巧方便化宗亲。

　　四爷爷圆寂快一年了。前些日子收到一本族人写的书稿，其中有几张四爷爷的照片，都是他老年时的合影——清峻空灵的他一手拄着拐杖，音容笑貌就在眼前，让我不禁失神起来，不知不觉嘴角浮上了一丝笑容……

　　他，似乎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