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转型的国家工程

　　一个22岁的农村青年，带着刚刚获得的技能文凭，乘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了东莞，在机器旁边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与此同时，另一个22岁的大学生，抱着自己厚厚的简历和大学文凭，挤入大城市的招聘会中，希望能在城市中找到体面的工作，理想的生活。

　　这样的故事发生在30年前，又延续到了现在。

　　每年有1.5亿的农民涌入城市，有1亿人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每年有630万大学生面临就业抉择，在生活的压力下有的被称为“蚁族”。这些人口的重新分布及分散举足轻重，他们自身的奋斗会将城市文明、现代工业的文明传播到各个地方。但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对生活的观念与希望都与过去截然不同。

　　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中国的变化。“城市改变生活”——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揭示了这一变化的根源。但是在世博馆里，仍然为农村留下了一席之地，宁波的滕头村，作为世界唯一的乡村参展建馆，用的是当今世界最时髦的低碳生态技术，他们的口号是“乡村，让城市更向往”。

　　改变正在不同的地方上演。南方的城市因为“民工荒”，要发动政府所有的公务员去乡下“招工”。而北方的城市则不再一窝蜂地跑到南方去“招商”，转而开始寻找发展“低碳”经济之路。年轻的大学生们在考虑逃离“北上广”，还是继续“蜗居”；官员们在极力倡导经济转型，并开始抨击连他们都无法承受的高房价。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一个月内三次就人的“尊严”表达了自己的关注，总理对于“尊严”的解释是：一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赋予自由和权利。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二是国家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三是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

　　平等、自由、全面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重复宪法赋予公民的人权，而是关注到了现代人必须具有的人性光辉，当决策者的目光不止停留于经济转型，而开始关注社会转型，关注个人的转型，这个国家的转折才刚刚开始。

　　国家转型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而在这个工程的底部，则是个人的转型。

　　每一个人的尊严和幸福，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奋斗，更有赖于社会的公平调节与人文关照。户籍、教育、医疗、就业、保障，那些现实存在的壁垒，是平等、自由、全面发展必须破除的对象。极其复杂的利益博弈和社会改革需要勇气，更需要措施。所以我们要创造的不仅是社会财富，更重要的是确立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平等的社会法则，创造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

　　新的技术，新的生活和新的传播方式正在改变旧有的社会结构，当新生代们开始用行动表达自己的意愿时，这种改变迫在眉睫。让每一个人都能平等、自由、全面的发展，才能构成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基石。当个人的转型得以使整个社会形成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时，才有可能打开未来世界的新潜力，才有可能将中国的转型推向真正的现代化。

　　我们要创造的不仅是社会财富，更重要的，是确立让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平等的社会法则，创造让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选择、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

　　民生六问

　　当我们谈论“尊严”和“幸福”的时候，要谈些什么？

　　每一个人，无论来自农村，还是生在城市，都希望自己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都希望自己的收入能稳步提高，都渴求拥有一所自己的房子。每一个人在遭遇疾病缠身、意外事故时，都需要得到救治和保障，这一点不分贫富，不论贵贱。

　　仅仅谈论显然不够。公共财富如何共享？新生代农民工是否真的将成为城市的主人？社会教育的资源能否公平地遍布每一个学校？关系到每一个年轻人的就业如何来体现尊严？公立医院的改革能否真正破解“看病难”？面对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住有所居的理想如何实现？

　　那些代表着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大代表们、代表着不同阶层的政协委员们每年三月聚集在京城，他们讨论、争辩、赞成、反对、表决，那些经过归纳的声音会出现在最后的文件里，民众期待着这些东西真的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向他们发问，即向我们自己的生活发问。那些能够改变现状的力量，既来源于庙堂之上，也来源于社会底层。在“两会”期间，本刊采访到了众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访问了诸多来自基层的人们。我们冀图在收入分配、新生代民工、就业、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六大民生问题上，通过不同的声音来追问结果，显现共识。

　　因为，这是通往幸福的必经之地。每一个人若能在这里找到尊严和幸福，整个社会就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也会因此科学而和谐。

　　百姓尊严“就差钱”

　　如何实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人们寄望于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文｜本刊记者 李秀江

　　同在一个城市中的人们，却似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如何把社会财富“蛋糕”分好，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两会”结束仅仅一周，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否被国务院退回修改的新闻，引发了关于收入分配方案应否提前公开征求意见的新一轮大讨论。

　　公平与效率不能偏废

　　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大的亮点，被认为是着力于收入分配改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意愿。按照去年年均人民币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已逼近4000美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主要城市，人均水平更高。“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从偏重经济效益转向偏重社会效益的能力。”

　　“不过，我们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个不讲求效率的社会，必将没有公平分配财富的基础。”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改革开放初期破除分配的平均主义，一部分群众和一部分地区先富和先发展起来，这个大局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再走回头路，不能再搞贫穷的公平。

　　周天勇将和谐社会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和谐社会，即公民都去积极地创业和创造，在此基础上，政府对高收入人群进行征税，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补助，进而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另一种是消极的和谐社会，公民去创业和创造的积极性不高，国家对企业和勤奋工作的人课以重税，然后去补贴大量的不积极创业和创造的人群，这样的社会，结果必将是创业和企业艰难、财政赤字巨大、债务高企，最终难以为继。

　　加快垄断行业改革

　　2009年，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主编的《蚁族》将一个被社会忽视了许久的群体带入公众视野。

　　“蚁族”绝大多数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来自农村和县城的比例分别达54.7%和20.7%，是名副其实的“穷二代”。他们目睹同学中“富二代”、“官二代”毕业后轻易进入垄断行业，刚工作不久就可以买房买车，而自己每月收入不足2000元，蜗居于十来平米的小房间，他们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的感受非常深切。

　　这样的贫富差距，与个人的努力无关，体现的是行业间的差距，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源在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张梅颖说，必须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过大权重。它们以较小的成本占据过大的社会资源和利润，有着极不利于社会情绪的对比效应。

　　政协委员、经济学家迟福林建议：垄断行业收入的一部分应当充实到整个国民收入当中来，作为调节国民收入当中重要的一块，比如充实到社会保障基金里面来，使全民能够享受；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必须采取控制；坚决扭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采取公开、公平的办法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政府要严格控制自身的行为，防止政府与民争利。”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土地征用、政府收费、政府自身的开支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政府只有严格控制自身的行为，让利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公共责任承担者和公共利益维护者。

　　建立工资增长机制

　　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21岁到22岁的大学毕业生工资在“千元档”，和同龄的农民工差不多。这并不代表农民工工资有多高，而是表明大多数的年轻劳动者工资都很低廉，即便是这么低的工资，还有大量的年轻人无法就业。

　　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说，最近十年来，劳动报酬在配中占的比重逐年下降，每年降一个百分点，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整体的分配差距没法缩小。据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 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解决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的问题，是决定收入分配能不能扭转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说。

　　“两会”期间，一项与工资有关的消息让广大工薪阶层兴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抓紧对《工资条例》的起草修订，并已写进国务院立法计划，将在年内出台。其中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职工带薪休假等保障劳动者利益的条款都被列入其中。据称这是目前级别最高的关于劳动者薪酬保护的法律条款。

　　有专家进一步提出，应加强工会的权力，强化工会在保障劳动者权益中的作用，美国之所以能度过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原因之一就在于重视了工会作用，使劳资矛盾能够在制度框架下得到妥善解决。

　　不过，周天勇认为，提高居民收入在GDP结构中的比例，关键是要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特别是发展服务业来提高就业率。要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还要从产业结构方面进行调整。

　　推进税制改革

　　如果说“两会”期间《工资条例》年内出台的消息让人兴奋，那么，曾被寄于厚望的“上调个税起征点”被否定的消息，多少让工薪阶层有些失望。

　　财政部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实行分类个人所得税制，目前65%的个人所得税来自工薪阶层，在起征点为2000元情况下，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只有9000多万，占比较低。提高起征点无法将那些高收入群体纳入进来。

　　“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个税起征点只是手段之一，与其纠缠个税起征点的问题，不如对税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此前就曾表示，大幅上调起征点的几率不大，个税改革才能消除弊端。

　　刘桓认为，现行分类征收个税存在诸多弊端，工薪阶层成为缴纳个税主体是不公平的，工薪收入代扣缴可以堵住漏洞，而其他隐形收入则监管不到位。同时，富人收入绝大部分来自股票、房产、金融等资产投资，企业主甚至还可以把个人消费计入公司成本合理避税，既漏税又不利于社会公平，这是税制不完善造成的。

　　正在修改之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思路就是通过税收手段、主要是个人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将目前的个税征收办法，调整为按照家庭为主体征收。

　　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政府工作报告》

　　劳动者报酬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            

　　——九三学社提案：《关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