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清河

　　--- 共和国第一座劳改农场的历史与现实

　　清河农场政治进化论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劳改农场。中央只是划拨了2400万斤小米，而他们却在几年内，收押改造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还使十余万亩荒滩变成了良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 | 北京报道

　　1949年初，北平。北新桥炮局胡同集中收押点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越来越多。和平解放的北平正处于解放军军事管制状态。当时，对这些旧政权的残余势力采取集中收押的管理方式，是形势所需。

　　2月25日，新成立的军管会在这座古城的墙壁上贴出布告，限令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等人员到指定地点报到。新政权已经作出决定，在国民党炮局监狱的原址成立“清河训练大队”，对这些前来报到的人员进行“强制集训”。军管会公安局为此专门设置了登记处，等待旧政权遗留人员前来验明正身。

　　新政权布告的威力很快显现，打破沉默的是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这位国民党少将特务，带着被褥毯子，坐着自己的黑色轿车，直接开到登记处，在新政权工作人员核对姓名之后，走进清河训练大队。

　　相当一部分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是自己要求参加“集训”的---在他们想来，随着旧政权的败退，他们所谓的“合法身份”已被剥夺，而新成立的政权急需“人才”，或许在“训练”结束后，新政府还能给他们一官半职。一个名叫徐太麟的军统特务，甚至为此编造假履历，“自首”说当过国民政府大官---他以为这样就能在“训练”结束后获得更高的职位。

　　原本清河训练大队计划只是“强制集训”300人左右重要的国民党特务，但这个数字却不断被突破。至临近开国大典时，清河训练大队已经集中了1000余人。

　　但这些特务们很快发现，现实与想象完全不同。他们被安排居住的是铁窗监房，一切行动都须依循各项纪律，整个训练大队形同监狱。“上当了！”特务们陷入恐慌。

　　“晚上能听到有人在偷偷哭，还有些特务大喊大叫，大哭大笑。”原清河农场监察科科长、85岁的卢凤来回忆说，这些特务在被集中之后，在一次与外界通话时，有人拿着电话机哭起来。私底下，特务们认为这是“变相集中”。

　　“训练大队为什么起名叫‘清河’？就是要特务们将自己身上的罪恶、灰尘、不干净的东西清洗清洗。”卢凤来说，国民党特务们幻想轻松通过集训，继续做官，未免过于天真。

　　第一座劳改农场

　　那时的卢凤来只有二十四五岁，是清河训练大队第一批工作人员。在北平和平解放前，他隶属中共冀东区北平情报委员会，一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掌握了一些国民党特务的资料。

　　清河训练大队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基本选自中共冀东区北平情报委员会，清河训练大队大队长安林就是情报委员会负责人。

　　国民党特务源源不断走进清河训练大队，这给卢凤来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工作压力。当时，清河大队只有17名干部，而国民党特务却越来越多。尤其是当这些历史反革命分子发现这里并不是什么镀金之地时，气氛越来越紧张。

　　起初，国民党特务们私下还保持着原来的组织关系，彼此互称官衔，上下级关系明确。大特务大都端着架子，沉默不语；小特务们则打水扫地，甚至给“官长”铺床叠被。清河训练大队让他们自选班长，结果选出来的都是大特务。

　　“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安林每周都会讲一次大课，主要是对比说理，让这些特务认识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卢凤来回忆，安林讲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美帝侵华史》、《论人民民主专政》等。

　　为了摸清特务们的底细，1949年10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清河训练大队号召“受训人员”用坦白检举的立功行动，争取做一名新中国公民。这种以敌制敌的方法非常有效，“他们开始主动坦白，并且互相咬、互相揭发。”

　　“交枪支弹药，交财产，金戒指、金镯子、金条、钻石⋯⋯有的是他们写信让家人送过来，有的是我们派人去取。”时任清河训练大队某中队伙食管理员的王根富回忆，军统北平特务组长曲福乐交了几十支曲尺手枪。

　　根据“受训人员”交待的材料，清河训练大队编写出《军统概况》、《中统概况》等特务组织资料，它们至今仍保存在清河农场的档案室里，书本已然卷曲泛黄，翻开来，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当年特务们的姓名及其组织结构关系。

　　到1949年底，狭小的炮局胡同监狱有些不敷使用。“最多的时候，炮局胡同集中训练了2000多人，已经放不下了。”卢凤来说。此时，新政权正在学习毛泽东于1949年10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根据这一文章的精神，1949年底，中共北京市委做出“不能使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坐吃闲饭，要通过劳动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新人”的指示。

　　劳改农场的成立呼之欲出。

　　1949年11月，受当时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的委托，安林来到了天津以东一片30多万亩、从未有人开垦过的荒滩上。这里被称为茶淀地区，属于河北省宁河县，处于三条大河围成的三角地带。这块盐碱荒地就像一座孤岛，远远漂浮在与首都有相当距离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座劳改农场---清河农场，就在这里诞生。

　　1949年11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派出几名先遣队员深入渤海滩涂的茶淀地区，为“清河训练大队”考察选址。12月27日，46名干部、警卫战士、技术人员押解25名敌特分子，第一批开赴这里，拉开了清河农场的建设序幕。此时，寒风席卷大地，这里除了白茫茫的积雪和盐碱，只有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红蒿。

　　1950年2月24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以2400万斤小米作为启动经费，“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正式成立。安林任场长。2月24日至3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清河训教大队管训的敌特分子，分三批计1950名押解到这块远离北京的蛮荒之地，实行劳动改造。

　　“坐火车去的，列车上挂五六节车厢，从北京永定门开到茶淀车站。”卢凤来说。北京市公安总队调来了500多人的一个营兵力负责武装看押。

　　当时，清河农场的武装看押显得十分重要，一个中队收押100多人，干警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五六名小队长，每人配备一支长枪，他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面对看押改造的敌特人员，时刻得握紧枪杆子，不是闹着玩的。”王根富说。

　　对于过惯城市生活的特务们来说，劳动改造简直是一场磨难。建场初期，这块盐碱地上根本没有住的地方， 农场干警和敌特人员只能一起搭席棚子。缝子都有一指宽，大风不停地往里灌。

　　敌特分子中能人很多，有人十多岁就开始玩枪，有的是京城纨绔，有的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对于干农活，他们简直是“五谷不分”。扶犁耕地的不会吆喝牲口，手里摇着鞭子，嘴里却对着耕牛喊着“兄弟向南，哥们向北”。几个人抓着骡子的笼头，急得脸红脖子粗却套不上车。“出尽洋相。”卢凤来说。

　　出工不到两天，大部分特务手上即磨出了血泡。为了逃避这种超负荷的劳动，有人甚至蹲在别人解的大便上假装方便耗时间，也有人假病装傻、吞食异物。

　　一位军统特务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荒漠席棚，风雨不遮，一日三餐高粱米，名为管训，实则受难，晚间肢体疼痛，辗转不能成眠⋯⋯”

　　犯人争先恐后“露鼻子”

　　现在的人也许很难想象那时的干部觉悟。当时的劳改干部与这些历史反革命们几乎同吃同住。干部还要带头。挖水渠时，许多干部把裤脚一挽，赤脚下到冰冷的烂泥里带头排水挖泥。

　　劳改干部大都出身贫寒，一个个身经百战，但却没有文化。“当时我们属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因为没文化，被人称为‘傻老五’。”卢凤来说。

　　国民党特务们却正好相反，他们当中不少都是官富子弟、大学生。“说实在的，因为咱们掌握政权了，所以才管教他们，要是论文化，咱比不了人家。”后来当了清河农场副场长的王根福说。

　　对于这些有文化的历史反革命，清河农场决定“能用的就都用上”，并公开宣布“改造态度、表现好坏，出勤与劳动工效高低，是决定将来对其量刑轻重的条件之一”。这对已被关押了一年的“犯人”来说，震动可想而知。他们的干劲很快上来了，“都争先恐后‘露鼻子’。”

　　在一份“关于茶淀农场筹备工作汇报”中，对他们的表现这样描述，“孙继英认为在设计方面比别人都强，但郑君成和陈子厚就不服。纪鸣远在农田水利上有经验，但为了表现自己，就不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苏金城为了表现自己，直接给干警写建议书⋯⋯”

　　当时清河农场的基建处，可以说掌握了旧中国最高的技术水平。“尽力争取，提前释放，毕业之后拿薪金”的呼声，使得历史反革命们的情绪空前高涨。

　　整个50年代，清河农场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广为人知。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劳改农场。中央只是划拨了2400万斤小米，而他们却在几年内，收押改造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还使十余万亩荒滩变成了良田。

　　到1951年6月，清河农场已收押了5000多名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劳动改造换来了一条中心干渠，两座大型扬水站，还有纵横农场的大小渠道。“渠道设计得相当科学，有的是自己设计的，有的是请苏联专家设计的，也有的是被改造的反革命分子设计实施的。”卢凤来说。

　　反革命分子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生产劳动，这在清河农场的领导层中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包括是否要使用有文化的反革命分子，都成为争论焦点。在当时清河农场分管管教工作的副场长李一平看来，管教永远是第一位的，干部与反革命分子之间毕竟是“敌我矛盾”。这个矛盾经常表现得非常极端。

　　1950年3月，军统特务兴安站少将站长冯兰亭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认为时机已到，纠集6名同犯建立“蒙难同志会”，密谋潜逃后拉几百人到太行山打游击，被其他特务告发。同月，军统塘大分局长杜锡进密谋集体越狱，亦被告发。后杜锡进再次潜逃，被抓后执行法办。

　　不过，大部分特务已经接受了“改造是唯一出路”的观念，在劳动中等待着新政权给予宣判。1950年7月12日，清河农场举行第一次全场宣判大会，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440名国民党特务宣判了劳动年限，刑期最长的五年，最短的半年。

　　当时的清河农场，识字的干部就没有几个，更不用说熟悉法律的。而判决程序一般都是由清河农场管教科写出建议书，由北京市法院最终核准盖章、下达。

　　1950年~1953年，作为开国“三大运动”之一的“大镇反”拉开帷幕。在《清河农场五十周年大事记》一书中，第一次提到“镇反”是在1951年4月25日：“清河农场根据市局指示将镇反运动中应镇压的399名罪犯押解进京。于当晚7:00时安全抵京。”卢凤来和王根福都亲自押解过要被“镇反”的罪犯，“用的是火车”，从茶淀车站拉到北京。

　　“在新中国建立政权初期，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专政机关的性质鲜明，这是当时执政的需要，也是革命形势和国际形势及国家安全的需要。”现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提起这段历史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