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决定中华文化兴亡的转折点

　　——专访白先勇

　　“20世纪的中国人，心灵上总难免有一种文化的飘零感。这不是我个人的，是整个民族心灵上的，20世纪我们被西方文化压倒，到现在还没有喘过气来，我们一个多世纪在文化上的摇摆不定，实际上是因为民族心理的焦虑不安，恨不得三级跳到前面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 | 北京报道

　　做昆曲，白先勇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谢谢”。

　　2010年3月11日晚7点，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203室，300个座位的教室，挤进了400人，过道上站满了学生。这天晚上要开讲的课程内容是：传统与现代——从汤显祖《牡丹亭》到青春版《牡丹亭》。主讲人白先勇。

　　这是自2009年北京大学将昆曲列为选修课之后所开的第一课。课程设立时，负责部门对到底有多少学生愿意选这门课心里没底，只预设了120人的选课名额，未料新学期尚未开始，报名人数爆增，名额增加到200人，很快又满了。因此，这门“经典昆曲欣赏课”被一些北大学生称为“史上最火爆公选课”。

　　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已数度到北大演出。而到目前为止，该剧在世界各地巡演已超过100场，观众超过30万人次。

　　“推广昆曲近20年来，我们最大的收获是把青年观众的热情提起来了。因为任何表演艺术，没有年轻观众的参与就不会有生命，传统戏曲最大的危机就是青年观众的流失，观众老化。我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学里有昆曲课，培养青年观众，这样昆曲才会生根，而且昆曲需要有学术上的地位。” 3月12日下午，年过70的白先勇在北京大学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推广青春版《牡丹亭》之初，白先勇就锁定各个高校作为巡演场所，至今他们已经去过国内的20多所高校。

　　“中国的学生不知道汤显祖是谁，但是一定知道莎士比亚，为什么不让学生学习我们自己的艺术？说出一个理由来给我听。”他说。

　　文化亡了，比亡国更可怕

　　21世纪了为什么还要看昆曲？白先勇自问自答。

　　“因为它美啊，而美是普世的。现在，我们太缺乏美了，太缺乏美感了。中国现在很多年轻人连谈恋爱都不会了，弄得手脚无措，哈哈。西方人，拥抱接吻，很自然，我们那么做不晓得多别扭。昆曲对情的表达细腻、婉约，纯中国式的，我们不需要吗？现在都在谈女性主义，《牡丹亭》里杜丽娘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冲破生死；《玉簪记》里面的陈妙常，还是个尼姑，乘船追赶爱人到江心，海誓山盟，了得吗？”

　　白先勇九岁时在上海看过梅兰芳和俞振飞的《游园惊梦》，之后几十年那种优美的旋律一直萦绕在脑际。他大学学习西方文学，青年时代曾经沉醉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侨居国外多年，看过很多戏剧。阅尽千帆之后，他发现最美的牡丹花开在自家后院。

　　“现在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很强了，但文化上还是很心虚，因为我们在现代文化上的建树不及西方。美国把我们的熊猫弄去，(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文化没有根，不可能有建树。”白先勇说。

　　白先勇当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做硕士论文，学校要求用英文来创作，白先勇只好创作英文小说。

　　“就像左手写字，别扭，文字是生长在文化里面的。”这个经历让白先勇认识到文化根基难以嫁接。

　　谈到近年大陆的“儒学热”，白先勇说：“帝王和官方习惯把儒家当统治工具，其实儒家里面还有做人的基本道理，丢了就乱套了。现在中国13亿人，很难管，过去几十年的那一套有点罩不住，怎么办？好，把老祖宗的家法搬出来。”

　　“20世纪的中国人，心灵上总难免有一种文化的飘零感。这不是我个人的，是整个民族心灵上的，20世纪我们被西方文化压倒，到现在还没有喘过气来，我们一个多世纪在文化上的摇摆不定，实际上是因为民族心理的焦虑不安，恨不得三级跳到前面去。你看英国人，现在国势已经衰弱了，但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很自信，后面有莎士比亚撑着。法国已经‘亡’了几次国了，文化上仍然有优越感。”白先勇说，“文化亡了，比亡国更可怕。”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在当选的19项遗产中排在第一位。

　　提到此事，白先勇笑得合不拢嘴，连说“评委非常有眼光”。

　　传统文化是现代教育的“四等公民”

　　“晚清以后，我们建立西方的新式学堂，有一个很大的后遗症，在课程的设置方面完全忽视了传统文化教育，我们的古典戏曲、音乐、绘画、书法、陶瓷、雕塑等，被有计划地排除，或者被冷落，传统文化在现代教育系统中被列为‘四等公民’。比如有些大学美术系设国画和西画课程，学习油画的人特别多，而学习国画的好像是不入流的。”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教育现状时，白先勇说。

　　他认为，中国需要重新思考本国的文化教育。

　　“翻开我们的近代教育史，就是我们在追赶西方科技的竞赛史，拼命，就是追不上，所有教育都在训练大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100多年都在忙这个。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我们文化的根斩断了，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没有认同感。”

　　1964年开始，白先勇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教授中国文学(明清小说部分)，直至退休。在美国的大学任教29年，对比中西教育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白先勇感受颇深。

　　“美国科技领先，但是对人文教育也很重视的。他们所有学生不分文理，工科学生还有一个必修课––––西方文明史––––是很重要的课程，所有的院系都要选，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课本很厚。还要选修非西方的文明史，比如印度的佛教、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或者日本能剧。”白先勇说自己的学生中有很多是会计、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他会教他们读《红楼梦》和其他明清传奇和小说。

　　“我并不是国粹主义，西方文化有伟大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怎么去认识和学习人家？要对自己的文化有基本的认识，然后才有对其他文化的好奇和涉猎。”白先勇说。

　　白先勇读大学时主修西方文学，但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其父白崇禧被称作“儒将”，一手好书法，从小受家庭影响的他大学时经常跑到中文系去听课。

　　他认为，昆曲作为一门综合艺术，融合中国古典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多门艺术，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作为大学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课非常合适。”

　　1917年，倡导“兼容并包”的蔡元培曾将昆曲引入北京大学课堂，有效推动了当时戏曲研究的繁荣。现在北大开设的是初步昆曲欣赏课，白先勇准备接下来同时推动昆曲研究。

　　“中国古典音乐留下来的不多，但昆曲的曲牌是可以重点研究的––––如果在西方，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博士论文和研究成果出来了。”白先勇说。

　　“两年前京剧也进入中小学课堂了。”本刊记者告诉他。

　　“哦，我看剧目有问题，可以选些适合女孩子的小花旦戏，适合男孩子的花脸戏啊，应该挑有趣的东西。‘样板戏’不好再去教。”他皱起眉头说。

　　传统文化在台湾保留得更好一些

　　1962年赴美的白先勇，定居美国期间经常回台湾，积极倡导中国传统文化。

　　1980年，白先勇在台湾主持过一个主题为“树立我们文化的新模式”的座谈会，李欧梵等文化界名人都参加了，“当时觉得台湾经济发展了，但文化很成问题。我一直关注我们的文化––––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是中国人的隐痛。我们跟着西方文化跑，其实心里并不舒服。参加者都是原来台大的校友，台大老校长傅斯年对我们影响很深，所以台大有文化渊源。那时候我非常焦虑，大陆的‘文革’对我的冲击很大。在美国看到报道，几百几千年的文化遗产都砸了，这怎么得了？我的根在这里，非常伤痛。”

　　他们分别从戏剧戏曲、舞蹈、杂志、音乐、文学、文化传播等各个方面探讨一个话题：台湾经济起飞之后如何在文化上也能“起飞”？结果达成了一个共识：发展艺术，向外推展，挖掘传统，融入现代。

　　相比大陆，白先勇觉得传统文化在台湾保留得更好一些，因为没有“文革”，“很重要的是，佛教在台湾很兴盛，1949年有一批高僧跑到台湾，星云大师、圣严法师啊，这对传统文化的保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13岁到台湾，中学教育是在台湾完成的，他觉得台湾在教育上对传统文化依然重视不够。“我当年上的中学是台湾最好的，要求很严格，四书五经都需要背，但我们的音乐和美术都没有学习传统，因为老师也不会画国画，他们也是画石膏像、香蕉苹果(静物写生)。(传统文化教育)到现在也已经断了几代了。”

　　谈及上世纪80年代台湾政治大变革对文化的影响，白先勇认为有影响，但不大。“政府也有这样那样的机构想来管文化，但是没人理他们。(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思想很禁锢，讲错话要坐牢。80年代之后，文化多元化，传统文化基本是受尊敬的，也没有被边缘化，后来民进党执政八年，搞‘去中国化’，影响不是很严重，毕竟是民主社会，民间不听他们的。”

　　21世纪是决定我们文化兴亡的转折点

　　谈到几个月前上映的电影《孔子》，白先勇大笑，“不像”。接着他说，“不管拍得怎么样，至少我们要拍孔子了，意义在这里。”

　　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他觉得“不能太乐观，因为19、20世纪我们的文化一直在沉沦，但绝不能悲观，悲观就完了。”

　　“21世纪是决定我们文化兴亡的转折点，是时候了，大家坐下来重新评估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文明史应该重写。然后从基础教育入手，跟美国的大学一样，把传统文化列入大学生必修课。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混乱，中国好不容易有一个承平时代，没有内忧外患，虽然还很浮躁，但是物质上基本有了保障，这是建设我们文化最好的时候。”白先勇说。

　　他把自己称作推广昆曲的“义工”，很多事情都自己做：募集资金、组织演出、宣传、开讲座⋯⋯

　　“这件事很耗神，很耗力，我只是点火种，政府应该接下来去做。”白先勇说。

　　几个月前，他就此事约见了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对方表示很支持，但尚未达成具体意向。

　　白先勇的好友章诒和更支持他把精力放在写作上，调侃他做昆曲是在“玩票”。白先勇向本刊记者透露，此次回台湾之后，“玩票”暂时告一段落，将专心写作搁笔已久的《白崇禧传记》。因此，白先勇希望有接班人来接过他手上关于昆曲的事情，自己“远远地遥控就好了”。

　　白先勇告诉本刊记者，有人问他的家在哪里，他想这样回答：“我生在桂林，6岁就离开了，长在台湾，在台湾住了11年，之后定居美国，美国住了40几年，那里有房子，但家不在那里。后来回大陆推广昆曲，感觉自己真的回到家了。”

　　“中国文化是我的故乡。因为中国的戏剧真的很美，值得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