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最后的代课教师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只知道兢兢业业工作，多做点成绩出来。我们总认为，我们自己争取表现优秀，他们会看得到。”

　　记者/贺莉丹

　　一人支撑一校

　　1984年，当地师资力量奇缺，吴艺伟参加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禾库镇的代课教师统考，最终被录取。

　　事实上，早在1981年，念完高中一年级(当时高中为两年制)的吴艺伟就开始在禾库镇的小学任教。在过去的29年间，按照凤凰县禾库学区的指派，吴艺伟辗转于禾库镇补丁小学、新湾小学、吉云小学、禾库小学等8所村寨小学担任代课教师，直至2002年才返回自己的出生地九龙寨任教，此后再未离开。

　　从此，他“一看到孩子们的花花脸，就觉得舍不得”。

　　遇到雨雪、冰冻、雷电交加的天气，吴艺伟就得去家里接送孩子上学，“一手拎书包，一手端火笼”，像骄傲的母鸡护住小鸡一样，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凤凰县禾库镇位于古苗疆腹地的腊尔山，当地人因其偏远，将它唤作“西伯利亚”。从禾库镇到位于腊尔山深处的九龙寨，至今公路依然只通了一段，接下来，得翻山越岭步行大约一个多小时。

　　《新民周刊》记者俯瞰的九龙寨，其实就是云雾缭绕中端坐于一片悬崖之上的小小村寨，一路上望下去，悬崖陡峭，九龙沟深不见底。拥有110多人的九龙寨，至今每逢雨天依然会断电。

　　在2002年之前，九龙寨的孩子们就需要沿着悬崖上边的山路，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补丁村小学去上学，在那时，“遇到下雨、下雪的天气，年龄小的孩子根本走不动，许多孩子都要等到9岁、10岁才读一年级”——这正是吴艺伟要在九龙寨教书的重要原因。

　　这一年，九龙寨小学在吴艺伟外出打工的弟弟借出的一幢民房中开学了，在这幢破落民房中的几年间，遇到下雨天，吴艺伟就忙着“转移学生”；即便是天气晴朗的时候，教室中依旧光线黯淡，上课时，他几乎将脸贴到了黑板上。

　　直到2009年，经北京的好心人捐助，九龙寨小学的新校舍落成。学校的砖砖瓦瓦，吴艺伟看着都很亲切。盖校舍的水泥、木材、钢筋，是他组织乡亲们用肩膀挑回来的，那段时间，他清晨5点多起床，挑两趟，下午放学后，再去挑一趟。

　　吴艺伟是九龙寨小学唯一的老师兼任校长。“复式教学”法在九龙寨小学沿用至今，所有年级的孩子都集中在一间教室上课，实行“包班”教学，仅有的一名老师负责语文、数学乃至体育、音乐、美术全部课程的教学，由来已久。

　　2010年3月24日，在九龙寨小学，《新民周刊》记者旁听了吴艺伟的讲课。当天上午10点20分，吴艺伟邦邦邦地敲响了一扇老式的铁钟，孩子们往教室里奔。跟禾库镇所有的小学一样，九龙寨小学一般是上午10点半上课，下午4点半放学，中午1点至2点休息。

　　“没上厕所的，赶紧去！”吴艺伟大手一挥，孩子们呼啦一声，又都跑了出去。

　　一年级的8个孩子，坐在前两排；二年级的3个孩子，坐在最后一排。吴艺伟先让二年级的孩子抄写生字，接下来让一年级的孩子学习偏旁、朗读课文，每个年级差不多轮流教15至20分钟。教室里那块黑板，油漆剥落得厉害，两个年级的板书都在上面。

　　孩子们的普通话不是太好，提问时多喜欢用苗语，吴艺伟则用苗语夹杂汉语回答。禾库镇属于纯苗区，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孩子多采用这样的双语教学。

　　跟吴艺伟一样，凤凰县禾库镇大塘村大塘小学的代课教师吴文忠采取的也是“复式教学”。

　　这学期，大塘小学的二年级有17个孩子，三年级有10个孩子，一节课中，吴文忠平均每个年级教20至25分钟。比如，3月25日上午，三年级的学生抄写古诗的时候，二年级的学生就学数学，用乘法口诀求商……一天下来，吴文忠感觉很累。

　　平时显得内向严谨的吴文忠，在看到上课之前孩子们合唱《大芦笙》摇头晃脑的模样，神情变得柔和起来。吴永忠夫妇爱好文艺，大塘小学的文艺演出在禾库镇，甚至凤凰县，都是出了名的，当地的“六一”文艺汇演，大塘小学总能捧回奖状，当地村民流传着，“如果大塘小学不参加，文艺汇演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但这些荣誉，并不能改变大塘小学缺桌少椅的现实，在仅有的约20平方米左右的“教室”中，所谓的课桌不过是在水泥砖上架上一块破旧的长木板。水泥砖是吴文忠亲手做的，这位大塘小学唯一的老师兼校长还负责一切校舍维修工作。

　　最多的时候，大塘小学有30多个学生。没有操场，吴文忠家的院子又太小，孩子们上体育课时，只能转移到老校舍那块已经垮平了的旧址上，没有篮球、足球，孩子们的娱乐是偶尔跳跳绳。

　　1997年，毕业于凤凰县技术职业中学的吴文忠由村民推荐、经禾库学区批准，成为一名代课教师。吴文忠的父亲，65岁的吴子先，退休之前是一名公办教师，曾在大塘小学任教过的吴子先在该村声望甚高，老先生一生的夙愿就是希望儿子也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做老师挺光荣的！”他至今这么坚持。

　　值得一提的是，大塘小学就开在吴文忠的家里，迄今已经办了有12年。1990年，大塘小学的老校舍垮塌，此后该小学就一直是设在租借的大塘村的民房中，在吴文忠的父亲吴子先时代亦如此。鉴于“在别人家上课，不方便”，吴文忠接手后，索性将大塘小学设在了自己家的一间空房中。

　　此种情形，方圆皆知，不足为奇。比朵小学校舍垮塌了十多年了，现在孩子们还是分流在一位公办教师的家里上课。

　　此外，石杰华老师执教的吉云村巴几小学，也是设在自己的家里。“包干到户”的时候，村里把巴几小学的地卖了，校舍也拆了，从1998年开始，巴几小学的孩子们结束了步行一个多小时山路到吉云片完小上学的历史，开始在石杰华腾出来的两间房子里上课，现在每周三下午有一节音乐课，石杰华教孩子们唱《小燕子》，孩子们很喜欢。而吴妹女老师执教的崇寨村都沙小学，也是位于大山深处，实行一人一校，复式教学。

　　扎下了根

　　在当代课教师之前，吴文忠曾在吉首开过餐馆。13年过去了，中间有好几次，他都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村民跟他说：吴老师，村里人缺少文化，你就留下来吧。

　　同九龙寨小学一样，大塘小学如果停办，村里的孩子得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临近的禾库镇上的小学念书。

　　吴文忠迄今是大塘村“学历最高的人”，普通话带着乡音。而他的一些同龄人，至今不太会讲普通话，而大塘村的孩子在入学前普遍只懂苗语。

　　如今，他回想自己在每一个人生拐点中的抉择，竟然都是“留下来”，“教书”，所有的选择，都不如站在三尺讲台上，“那么踏实”。就像如今院落中的那株梨树一样，慢慢地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开出了白净的花。

　　这么多年下来，吴艺伟早已习惯独自去处理九龙寨小学的一切事务。在更早的1985年，他在新湾小学任教期间，当时校舍仅两间，两名老师上课时各占据一间，碰到下雨天气，就变成了天上下大雨，教室下小雨，“老师上着上着课，就跑出去盖屋顶了”，“都这么多年了，习惯了，尽量不给国家添麻烦吧”。尽管回忆上述片断，他的眼眶总是湿润的。

　　湖南卫视“变形计”栏目曾邀请吴艺伟与北京市一所重点小学的老师进行角色互换，2007年9月，吴艺伟去了趟北京，他清晨4点多就起了床，跑到天安门去看升旗仪式，感觉“很震撼”。从北京回来，吴艺伟带回了一面国旗，之后的每个周一，他都要组织九龙寨小学的孩子们举行升旗仪式，小小的空地上，孩子们站得稀稀落落的，身体挺得笔直，“当然不能跟北京的比了。就是希望孩子们能看到五星红旗，能感受到那种庄严的气氛”。

　　吴艺伟的北京之行，让他的高中同学、同样身为代课教师的龙玉福羡慕不已。42岁的龙玉福近两年才去了凤凰县城，迄今最远到过的地方就是湖南省会长沙，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觉得很新奇。

　　在最缺教师的上世纪80年代，一批当地学历较高的人，成为了当时的代课教师。龙玉福的命运，与吴艺伟惊人地相似，他目前执教的早齐村早齐小学，海拔为禾库镇最高，距离九龙寨需要步行3个多小时的山路。

　　拨弄着火塘里的柴枝，这个淳朴的苗家汉子，回忆往昔时，眸子中依然有火星闪现，“我就是特别喜欢当老师，那时候总认为自己有点墨水，能够去教孩子们，就是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他的记忆中最为温馨的一幕是：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时，人们将教师比喻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个时候，能够有机会教书育人，简直是无尚的光荣！”

　　也就是在这一年，高中毕业生龙玉福通过了禾库镇的统一招考，从100多名考生中新颖而出，成为一位代课教师。

　　这一年的9月，这个18岁的苗家小伙子，从早齐村出发，高高兴兴地走了6个小时的山路，去禾库学区委派他的第一个代课点禾苗小学去教四年级，“包班”教学。就像扁担上挂的两垛柴禾一样，早齐村在禾库镇最西边，而禾苗小学在最东边。那一年，龙玉福每月的工资是41元。

　　25年一晃而过，龙玉福相继在禾库镇的9所乡村小学任教。1987年春天，早齐小学校舍垮塌，龙玉福只好将学生们转移到自己家里上课，孩子们挤在他家狭小的堂屋里，一上就是4年。1991年，等早齐小学的新校舍建好以后，龙玉福又被调到其他学校了。

　　龙玉福的婶婶石妹叭一辈子都在早齐小学教书，最终从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石妹叭老师退休后，没有公办教师愿意来这个走路两个半小时才能到镇上的乡村小学任教，于是在1998年，龙玉福接了婶婶的班，也结束了他13年的“流浪教学生涯”，再次调回本村的早齐小学做代课教师，并任早齐小学校长。

　　龙玉福之外，早齐小学目前还有一名代课教师欧正金。1992年，高中毕业、在村里当妇女主任的欧正金经早齐村推荐，被禾库学校“请”为代课教师。这学期，早齐小学一年级21名学生，二年级13名，三年级16名，龙玉福负责教三年级的语数和二年级的数学，欧正金负责教一年级的语数和二年级的语文。

　　“代课教师是全村最穷的人”

　　“吴老师，你怎么不穿皮鞋？”2007年，有个北京孩子这么问吴艺伟。

　　孩子的眼睛亮亮的。吴艺伟瞅着自己那双为了到首都才特意换上的新解放鞋，心中酸涩。

　　禾库镇的村村寨寨，吴艺伟都熟稔得很，“不少人家，父母是我的学生，孩子也是我的学生；到学区开会时，碰到的一些公办教师，他们也是我的学生”，历年来，吴艺伟一共教了1000多个大山里的孩子，其中五六十人成为了大学生，仅九龙寨就有7人。一批又一批的孩子，踩过他的肩头，走出巍巍青山。

　　“努力学习走出大山”，是他的心愿。让他最感到自豪的事情是，从来没有一个孩子在他的手里出过意外。

　　13年来，吴文忠教了200多个孩子，他在大塘小学墙壁上写下“振兴家乡而发奋读书”这几个毛笔字——这也是他坚持任教至今的力量之源。

　　作为沉默的教育留守者，29年的代课生涯，留给吴艺伟的是一贫如洗。从1981年至1983年，吴艺伟每月领到的工资是4元。此后的25年间，吴艺伟的工资逐渐变成每月16元、30元、52元、106元、108元。大约从2000年至2001年，他每月的工资增至200元，而在同时期，比吴艺伟年轻10岁的公办教师，工资往往已是1300元至1400元。

　　领工资的时候，往往让吴艺伟与龙玉福感到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挫败感，“我们的成绩单和工资单，是成反比的：成绩在金字塔的尖尖上，工资是最下边垫底的”，他们这样解嘲。

　　在2006年，凤凰县曾有一名公办教师被派往崇寨小学任教，结果只在当地挂了一个星期的名，“人都没到”，就离开崇寨小学了。

　　“我们这些代课教师，总是被调到最偏僻的山寨教书，哪个山寨需要老师，就首先把我们代课教师调过去；而公办教师最多集中在县城跟镇完小、片完小，偏远的村寨，根本不愿意去”，龙玉福感到，“代课教师好比建楼房的硬石子，最后没人记得住”。

　　但是，让他感到矛盾的是，当从讲台上走下来，孩子们欢笑着呼啸而来、争相抱住他的大腿的时候，之前那种如影随形的落寞感，又奇迹般地被短暂冲散了。

　　吴艺伟的妻子是纯苗族人，一句汉语都不会，平时就呆在家里做点农活跟家务，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去趟吉首。他家一亩水稻，仅够一家人的口粮。多年来，吴艺伟都是清晨5点多起床，干4个多小时农活，再去上课。

　　2005年，吴艺伟几乎支撑不下去了，只有忍痛让一对双胞胎长女辍学在家务农。直至2006年7月，他的处境经由湖南当地媒体关注后，有好心人资助了他的两个女儿在吉首一所职业学校念书。现在，他还有一子一女尚在念初三，“负担不起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1984年与吴艺伟一起开始教学的两位老师，已经在城里买了楼房，“出门坐摩托车”。而吴艺伟的里外一身，“除了袜子，包括内衣、内裤，都是别人捐赠的”。这位代课教师，1989年，打了20多天的工，一天赚13元，买了一张185元的床，这是他给家里添置的唯一的“财产”。他至今居住在他的太爷爷150年前造的青石宅中，这几乎是九龙寨里最为破旧古老的民房了，一只衣柜是岳父送的，几把竹椅是父亲送的。吴艺伟家的正对面，是出门打工的村民焕然一新的楼房。

　　在吴艺伟的工资达到“顶峰”即每月有200元的时候，还有人问他，“吴老师，每月就200元，你还做这些、还做这么久干嘛呢？”他无法回答。

　　《新民周刊》记者采访的所有在凤凰县任教至今的代课教师，无一例外都处于生活上的极度窘迫之中，“拿起锄头当农民，放下锄头当教师”之外，在假期，他们还得打打零工以渡难关。

　　吉首市乾州古城北门城楼对面的马路边，是当地一个农民工集散地，吴艺伟、吴永忠已是这里的“熟脸”，每年寒暑假，他们都站在这条尘土飞扬的路垭子上，等着“被工头相中”，有时周末也去。要是“运气好，被挑中了”，就去扛沙子、背水泥、搬货、拆房子……一天下来大约有七八十元不等的收入，晚上就在乾州菜市场的卖菜台子上凑合一夜。只是碰到有熟人，“就要偷偷地背过脸去”。

　　石杰华每个寒暑假都是在建筑工地上挑沙、挑砖，拼命地干活，晚上就睡在水泥板上。开学的时间，他总是掐得很准，如释重负，“很高兴，又要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这学期，巴几小学一年级16个孩子、二年级9个孩子，在等着他。

　　在工头、工友们“羡慕的眼神中”，他们挥挥手，返回自己执教的深山中的小学。

　　然而，如今的吴艺伟对于过重的体力活已经不堪负荷，这种情形让他多少有点沮丧，“年轻时挑200斤的担子都可以，现在挑100斤的担子，都困难了”。遇到太重的活儿，工友们都拦住他：吴老师，算了，你现在干不了了。

　　而对于身高1.57米的龙玉福来说，目前从事过于沉重的体力劳动显然太吃力。他租了别人的地，种了4亩烤烟，这是一份熬体力的活儿，收获的季节，“一笼烤烟要在火笼上烤5天5夜，人得守着，不能合眼。烟叶全部烤完，要一个月，全家轮流不睡觉”。

　　在上世纪90年代，为了给孩子们凑足学费，龙玉福跟随他唯一的弟弟跑到娄底一家煤矿挑煤，每天6个小时呆在矿井底下，“五六十元一天”，这份工作，龙玉福前后干了一年多。2007年，他的弟弟在挑煤时碰上瓦斯突出事故，不幸罹难，其后，龙玉福就再也不敢去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龙玉福家的经济状况仅能负担一个孩子念书，在凤凰县中学读高一的、原本成绩优秀的女儿特地告诉父亲，“我不想读了，让弟弟读吧”。女儿辍了学，果断地远赴深圳打工。

　　那几天，龙玉福几乎垮了，他偷偷地抹了两晚的眼泪，次日又顶着红眼圈上课，常常上着上着就哽咽起来。“没有能力啊。作为老师，连自己的孩子都读不起书”。

　　理想与现实之间日趋背离的鸿沟，像一幕鲜明的反讽剧，让龙玉福倍感辛酸，“拿起了粉笔，就忘记了烦恼；等孩子放学后，又觉得失落”。

　　反差是清醒又残酷的。龙玉福当年的同行，曾在新湾小学任代课教师的龙杰军，1999年就去广州打工了，现在已在村里盖起一幢3层楼的新房。

　　“如果早一点去打工，可能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现在，我们是全村最穷的人了”，龙玉福形容，他们这些至今坚守的代课教师，终年处于“找钱”的生存状态，疲于奔命。

　　今年3月，吴文忠的妻子终于下了决定，去了上海打工，他们14岁的长女今年在禾库中学读初三，女儿的成绩是全年级第一，但如果要念高中，学费加生活费一年至少得七八千元，“我要上课，出去不了。没办法，她就得出去找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