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与被告：见义勇为后的莫名困局

　　一个“三进宫”出狱不到两个月就再次作案的歹徒，一个单独出警却又处置不当的警察，一个从围观到见义勇为的路人，一个不幸丢车又因失而复得陷入更大不幸的车主，再加上一家拒不赔付的保险公司，略带黑色幽默的故事里，打动人心的，却是善良。

　　主笔◎王鸿谅  摄影◎雷辉

　　遇劫

　　唐仁全告诉本刊记者，出事那天傍晚，他其实并不想开车揽活。他下午去收以前的运货款，然后在家附近跟人摆龙门阵。他住在金开大道的一个居民小区，这里属于重庆市渝北区的经济开发区(简称经开区)，距离渝中区这样的主城区有20多公里，不堵车的话20分钟可达，堵车就说不准了。重庆大城市的气象日见端倪，堵车概率正在倍增。依托着机场空港资源的渝北区，因为发展得相对要晚一些，反而拥有更齐整的规划和更宽敞的道路，经开区尤其如此。这个新片区的常住人口，如今已达30多万。

　　今年55岁的唐仁全在渝北土生土长，他是供销社时代的伙房师傅，站在灶台前跟着改革节奏被动地变换境遇。后来国营餐饮公司倒闭，他下岗，租了个小门面搞餐饮，一家6口，他和妻子、母亲和岳母、女儿和女婿，都挤在小小的公房里。新区开发的拆迁终于惠泽到了他，门面加上住房，补偿款一共有30多万元，他终于在2004年实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置业，129平方米，17万元。除了装修，剩下的钱还够买辆飞度汽车，原价98888元，遇上搞活动，优惠了1万元整。虽然这辆三厢轿车内部空间不算大，但唐仁全心里还是很美，他不打算继续租门面搞餐饮，就指望着用这台车跑跑运输，运个货、载个客。这种经营严格意义上并不规范，可他需要养家谋生，他唯一的女儿2004年怀孕生子，小外孙成了家里的第四代，也带来了更大的开销。

　　唐仁全矮胖敦实，还有凸起的将军肚，但面容和善，笑起来更是一脸憨厚。他的生意在朋友们的帮衬下做起来，靠的是小范围口口相传。虽然很心疼自己的车，可他不能挑剔要运送的货物，这生意本来就是有一单没一单。这辆飞度车的后座和后备厢里，连煤气罐都放过。但唐仁全还是尽力保持着车里的整洁，除了运货，他还得载人。妻子和女儿在车里放上了香水瓶，在后视镜上挂了一个穿着紫色背心的黄色小熊，加上浅色座椅套和翠绿的靠垫，看起来很温馨。日子虽然不算宽裕，但乔迁新居之后，唐仁全一直很满足，“能这样过下去就很好”，说这话的时候，他都是乐呵呵的。

　　唐仁全是个实在人，载人不好意思随便开价，运货也常常送到之后才去收款。出事那天也是这样。龙门阵摆到天色渐黑，大约是19点多钟的样子，他驾车回家，遇到了两个要搭车的年轻人，“两个都穿得很像白领，要去的地方也不算特别远”，唐仁全对本刊记者回忆，“所以我就拉上了他们，车费10块钱”。结果，当车离开这片居住区，到了相对僻静的花沟砖厂，这两个人不仅没有支付车费，反而突然掏出枪和刀，抢了他身上的100元钱、一个天语直板手机和他的车。

　　唐仁全在歹徒离开后惊魂未定地报警，案发地经开区公安分局出警，记录在案的这起劫车事件是2008年5月14日，星期三。车子是否能失而复得，唐仁全并不敢抱太大希望，他只是很沮丧，也开始陷入焦虑。他的妻子一直就没有工作，女儿在公司里做临时工，每月工资820元，女婿没有固定工作，也是跟着朋友做事，接的活有一出没一出。没了车，唐仁全只能另寻谋生之路，可他已经年过50，再就业实在有些难度。他实在没想到，仅仅21天之后，2008年6月7日下午，被劫的飞度车就现身了，不仅地点就在渝北区，而且车内车外一切保持原样，只是更换了一个假车牌。

　　遇险

　　找到车的是唐仁全的妻子侯世英和女儿。2008年6月7日是个星期六，她们到渝北区的一个大市场去买东西，14点左右，看到外面停着的一辆车很眼熟，虽然车牌不同，但车里那些装饰实在让她们内心起疑。当时唐仁全在武隆，接到妻子的电话后一惊，吩咐她仔细辨认几个细部特征，他对本刊记者回忆，“我的车前引擎盖上有划伤，前挡风玻璃被飞石划伤，还有一个后轮更换过，跟其他轮胎都不一样”。当这些一一得到确认，唐仁全才打电话给经开区的警察。“立案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过，如果有任何破案线索，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唐仁全说。

　　经开区分局刑警大队的一名警察单独出警，驾驶警车来到现场。侯世英回家取来了备用钥匙，没想到真的在警察面前打开了车门，不仅如此，车前的小抽屉里，还放着一份唐仁全的保险合同。20多岁的年轻警察希望侯世英能够配合他的工作，把车留在原地，等待嫌疑人出现，这个人有可能是抢劫疑犯，也有可能是赃车买主。于是现场进入守株待兔的状态，围观者新奇而兴奋，49岁的路人邓浩也不例外。

　　邓浩本来“是去大市场耍”的，他还带着一个佳能350数码相机，这是他儿子为了学摄影主动要求买的，那时这款机型才刚出来，机身加镜头总共花了1万多元，可学了不久，儿子就迅速对摄影失去了兴趣，邓浩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捡起来，时常四处拍拍。这个下午，他刚好遇到侯世英母女围着车在打转，他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还觉得她们两个是不是有问题，车子那么多，怎么就认定是她们家的。”他因为好奇一直留在现场，直到嫌疑人出现。

　　一个多小时的等待，真是个漫长的过程。警察一直坐在前方的警车里，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要求增援，也没有坚守最合适的观察位置，后来还是围观的群众提醒他，“人来了，已经到车里了”。等年轻警察下车赶过去，嫌疑人已经端坐驾驶座上，而且锁上了车门。警察把手伸进驾驶座车窗里跟嫌疑人交涉，邓浩就站在车头的正前方抓拍，他没多想什么，“就感觉是个很精彩很难遇到的事情”。他连按了4下快门，看到驾驶座上的人猛地掀开了警察的手，脾气就上来了，把相机带在右手腕上绕了几圈固定，猛地冲上前去，双手卡住车里人的脖子往外拖，“我想着把他拖开一点，警察好伸手进去把车钥匙拔了”。

　　结果，警察什么都还没做，嫌疑人却一脚踩上了油门。车突然启动，邓浩被卡在车窗那拖行了几十米，前方突然驶来一辆货车，嫌疑人猛地踩下刹车，邓浩就被彻底甩了出去，重重地撞在旁边的路标牌上，不仅一身擦伤，还磕断了门牙，撞断了左肩的锁骨，动了两次手术，被鉴定为9级伤残。而肇事者在与货车相撞之后弃车，凭借热闹繁华的地理位置逃走。10天后，嫌疑人落网，就是劫车者之一樊银平。

　　1986年出生的樊银平是渝北区王家镇大屋村人，离经开区不远。劫车前，这个年轻人已经在渝北区“三进宫”。2003年6月2日，他因“盗窃罪”被渝北区法院判处“拘役3个月，罚金500元”的时候才17岁。释放后两年，2005年9月12日，因“收购赃物罪”再次获刑，“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06年再次刑满释放后，仅过了一年多，2007年6月6日，又因“故意损害公私财物罪”第三次获刑，“有期徒刑1年”。樊银平第三次出狱是2008年3月18日，还不到两个月，他就与同伙季云一起，用仿真枪抢劫了唐仁全的车。2008年7月28日，渝北区法院对他下了第四次判决，“有期徒刑12年，罚金5000元”。

　　困局

　　侯世英母女陪同邓浩到了渝北区人民医院，可她们身上根本没有足够的住院费。幸好邓浩与主治钟医生是旧相识，因为钟医生签字担保，才得以在欠费的状况下入院动手术。虽然身体剧痛，但邓浩“神志很清醒”。他记得“抓歹徒的时候，右手的相机甩了出去，应该还在车里面”，他在手术前让人去找，相机真的就在车后座上，而且幸运地完好无损。

　　手术后，邓浩的左肩植入了钢板，打了钢钉。唐仁全匆匆赶来，终于在医院与邓浩第一次见面。除了表示感谢，唐仁全还得操心着筹出医疗费，他的车在安邦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投了保，出事后，安邦保险的人赶到了现场。“他们跟我说，根据当时的情况，车撞坏了，这个修车的钱他们是不赔的。但歹徒驾车逃逸造成的第三人的治疗费用，他们还是可以赔的。”唐仁全告诉本刊记者，“具体赔多少他们还要算，还提醒我医院里能少花点就少花点”。

　　唐仁全家的日子，本来就过得精打细算，要垫付这笔医药费，只能四处去借。邓浩很快就看出了端倪，他在手术后第六天就要求出院，第七天办完了所有手续。“实在是住不下去，能省就让老唐省一点。”邓浩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我以前那些经历，我其实很敏感，我一下子就看出老唐真是个老实人，他也不容易，实在也不忍心花他的钱。”

　　邓浩的经历比唐仁全要复杂得多，因为父亲早年去支援西部，1959年他在青海西宁出生。1岁多生母去世，12岁那年为了给小伙伴收集写大字报用的小墨水瓶，他捡到了一个玻璃瓶的自制炸弹，结果发生爆炸，动了40多个小时的头部手术，才保下一条命。从此右眼失明，右手只剩了两根半变形的手指，只有一根有完整的手指甲。他父亲后来再婚，又生了两个儿子，可因为这些意外，内心难免格外心疼他。

　　大约在16岁那年，邓浩在父亲的安排下进了供销社，从担水做起，120斤一担的水，每天要挑30多担。干了三四年，邓浩“不安心了，想出来闯，做生意”，那是1980年前后，改革开放刚刚萌动。与唐仁全的安分被动不同，邓浩是个主动寻求突破的人。他和当干部的父亲讲道理，真的要来了70元的启动资金。“父亲的工资在江北算是很高的，一个月也才50元，母亲一个月30元。”邓浩计划的是魔芋生意，从贵州地价进货，自己加工，然后在重庆高价卖出。结果血本无归，因为他连魔芋和芋头都分不清楚，一开始就被人坑了。邓浩不敢回家，他觉得母亲对他虽然好，但“毕竟不是生母，心里隔着，觉得没法交代”，开始“在外面跟着别人混”。刚好赶上百货公司底价清货，一大包衣服才几十块钱，他买下几包去农村赶车的地方摆地摊，“也干过骗人的事，乱报尺码、做手脚，别人买回去根本不能穿”。这生意利润惊人，“很快就找了1000多块钱”。已经转业到中财保险公司的父亲辗转听说了他的骗人招数，把他叫回家面壁思过了整整两天。

　　邓浩的创业还在继续，误打误撞地真的暴富过，就买了两辆中巴车在渝北跑客运，还经营着一家个体汽车摩托车修理门市。包里随时有现金几万元，每晚赶场去给别人买单，“最少都有两场”。豪爽自然让他在渝北结交广泛，不混江湖，但名声在江湖，交警队处理不了的纠纷，找他过去协调全都能解决，但他并不想就此当老大，“兴趣只是挣钱”。他点上一支烟，猛吸一口，吐出个烟圈：“当时真是找钱找疯了，一年只交一个月的养路费，别人上门收，我就用残疾人的身份耍无赖，说他们的路太烂，磨坏了我的车，让他们先赔我修车费。”1998年他的中巴出了两次车祸，保险公司迅速理赔，他就“思想上起了歪念”，搞了假发票来骗保，数额4万元，很快被戳穿，判了3年。“你说我缺这4万元吗？就是钱来得多就想更多，钱多了就是害人。”

　　邓浩在2000年出狱，凭借机械修理的本事立了几次单项功，获得9个月减刑。钱来得快去得更快，他的中巴生意早就停了，唯一一次置业投资也在牌桌上输了出去，那是“8亩地50年的使用权，买的时候一共花了8万”。暴富时期的朋友没剩下了几个，他想重新创业，这些朋友却劝他，“先在家里耍一耍，补偿一下”。这一耍就是4年，靠“养狗和帮人了事情”混日子。等到儿子一天天长大，有了买房娶妻的压力，他才幡然醒悟。虽然他已经把自己惯坏了，“低不下头，没办法给人打工”。但他还是为了儿子接了几次工作，“一次是为了给他买相机，一次是为了给他买房子”。可两次都让他有些寒心，嘴上说是朋友，到了给钱就是另一回事，尤其是第二次，他帮一个开发商卖房子，预售的时候，许多人都交了定金，可开发商在开盘后突然每平方米提价500元，引发众怒。开发商承诺，如果邓浩能把房子卖完，不仅支付工资，还给他一套价值20万元的房子。可最后还是食言，事成之后只给了邓浩5万元和一部手机，就是邓浩现在用的这台。说话间电话响起，邓浩拿起来一看说，“就是这个朋友，他现在又有事情要来找我帮忙，我还没答应”。

　　邓浩的两次手术一共花了1.7万元，唐仁全修车又花了2.4万元，这些钱都是借的，安邦保险的承诺却迟迟没有兑现。为了还钱，2009年3月，唐仁全到银行把唯一的房产做了抵押，贷款10万元。“借的钱当然要还，不还良心也过不去，那样在世面上活着多不好。”唐仁全这样说。可他从此背上了自己从来都不敢想象的债务，“10年还清，利率6.5%，每个月要还1200多元”。他原本想用剩下的钱做点小生意，和朋友一起经营无油烟的煤气灶，结果一年下来只卖出了20多台，血本无归，但每个月的房贷还在。车子失而复得之后，他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诉讼

　　唐仁全并不指望保险公司能赔修车费，但他买了交强险，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这是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也就是说，受益者是第三人。渝北区分局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邓浩的受伤是歹徒逃逸造成，医疗费和赔偿总额共计8万多元应该由交强险支付。

　　安邦保险重庆分公司的人找唐仁全和邓浩要走了全部发票，打了一个收条，然后再无下文。唐仁全多次与安邦保险交涉，得到两种答复，“北京总部那边的人说，事情已经处理完了，钱都打下去了，重庆分公司的人却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最奇怪的是重庆分公司既不赔付，又不肯归还发票原件。在法庭上，安邦公司的律师这样说，“发票原件用于公司归档，可以提供复印件”。这实在是个稀奇的答案，按照保险公司的惯例，赔付才会收取原件用于报账，而拒赔当然要归还。

　　见义勇为给邓浩带来了荣誉，就在唐仁全抵押房子后不久，2009年3月10日，渝北区人民政府授予了邓浩见义勇为的荣誉证书，奖金1万元。同年9月，重庆市政府又授予了邓浩“第二届重庆市道德模范”称号，奖金也是1万元。这些钱邓浩都拿去还债了。见义勇为之前，邓浩刚刚开了半年的茶馆，落魄之后，他结识了一群并不富有的新朋友，常常会到他租的房子里喝茶聊天，有人提议，他不如做个茶馆，还能挣些生活费。弟弟的朋友替他租了个地方，每月800元，以前是个烧烤吧，除了用于营业的厅，还能隔出厨房厕所，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卧室，和一个能搁下另一张床的阁楼，两间同样幽暗。客人来了，都是自助服务，自己拿杯子放茶叶烧开水，一个人2块钱能喝上大半天。说是茶馆，其实非常简陋，屋子一角杂乱堆放着弟弟搬家临时要存放的杂物，剩下的空间，也就能摆下两三张麻将桌。最特别的地方是两侧墙壁，各挂了三幅硕大的油画，有人像有风景。6幅油画都是邓浩不久前从郊区的一个老房子收来的，他说“朋友相信我的眼光，给了我钱，说卖出去赚了一起分”。还有朋友硬塞给他一辆包着铁皮壳的载客三轮摩托，这样他可以大早出去先拉点活，再回来开店，要是有朋友能替他看店，他就再出去载客。拿到奖金，邓浩付了房租，还了车钱，他只想“做一个有信用的人”。

　　邓浩是很后来才知道唐仁全连房子都抵押了，心里不是滋味。“早知道，我真的一分钱都不会让他出。”他其实已经很替唐仁全省钱了，拆线只要20元，他都舍不得去医院，在家里让儿子用剪刀就着酒精消毒把线剪了。第一次手术出了些意外，需要补做第二次，他没让老唐再出一分钱，一直拖到9月份获得道德模范称号之后，重庆市方面让医院给他做了个免费手术。

　　邓浩和唐仁全就这样在彼此的困境中惺惺相惜。可是如何化解困局？有朋友给他们出了主意，“打官司吧”。而且不能由唐仁全自己来告，“他太忠厚老实了，太好欺负了，法庭上会连话都说不清楚”。由邓浩来告，把唐仁全和安邦保险一起告上法庭，“跟老唐比好歹也能多些关注度”。可是邓浩还是纠结了3个月，“打官司到底好不好，政府已经给了我荣誉，我又来告，那不是等于给政府丢脸？”茶馆的龙门阵摆来摆去，邓浩终于被说服了。2009年11月3日，邓浩到渝北区人民法院起诉唐仁全和安邦保险重庆分公司。2010年2月5日立案，4月1日开庭。

　　开庭时的局面很奇特，原告邓浩、律师张来俊和被告唐仁全是一起来的，律师费和法院的立案费一共3900元，都是唐仁全出的，他只给邓浩请了律师。张来俊也只收取了象征性的律师费，他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观点：“赔付费用应当由交强险支付，而且邓浩的见义勇为，也免除了保险公司赔付唐仁全车辆的费用，所以除了唐仁全是受益人，保险公司同样是受益人，按照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受益人应该在合理范围内给予对方补偿。”而安邦保险的法务岳泰臣则坚持另一个观点，“导致邓浩受伤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刑事犯罪行为，属于故意伤害，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不属于保险范围”，他以“应以刑事审判结果为依据”为由，申请“暂时中止审理”。

　　案子本来在渝北区法院三楼的17法庭，因为电视媒体的到来，为了配合现场拍摄，换到了二楼的第6法庭。适用的是简易程序，一名法官出庭，整个庭审不到一个小时。法官提问双方是否愿意接受调解，原告这边表示同意，被告这边，唐仁全同意，而代表安邦出庭的岳泰臣则表示，他只是一般代理，无法做出决定。当法官宣布休庭，邓浩和唐仁全都没意识到当天的程序已经结束，上了个洗手间回来，得知择日宣判之后，还是有些失落。主审法官也被记者围着，他不便发表言论，但还是觉得这个案子“调解是最好的”。

　　来开庭之前，唐仁全刚刚去银行还了这个月的贷款，钱包里还有一张1200的存款凭条。按照贷款合同，照这个额度，2018年3月他才能重新拿回房本。本刊记者无意中感叹了一句：“那你的妻子真的很不容易，能同意你抵押房子。”前一秒还在强颜欢笑的唐仁全瞬间泪流满面，把头顶在邓浩的右肩上，放声大哭起来。邓浩拍拍他：“大哥，好人一定会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