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脊瑶寨的梦想与现实

　　“上上到天边，下下到河边”的越城岭南麓被蜿蜒30公里的大峡谷从中间劈开，峡谷的源头是瑶族山村小寨村。16年前，一部反映贫困山区孩子读书的纪录片《龙脊》让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成了著名的贫困村，也给村民们带来了山外的精彩和走出大山的希望。十几年来，村民们通过求学、打工等各种方式努力接近外面的世界，然而就像他们断断续续修了20年的公路一样，这过程困难重重，而小寨村的生活依旧没有什么改变。最终，当梦想的起点小寨小学遭遇撤点并校时，所有的彷徨和艰辛爆发出来，点燃了村民们的愤怒。

　　记者◎杨璐   摄影◎于楚众

　　导火索：一座逐渐走空的学校

　　广西龙胜县小寨小学的早晨是在清脆的鸟鸣声中到来的，站在吊脚楼上眺望，著名的龙脊梯田就在不远处的云雾里。本该是城市学校里书声朗朗的时间了，小寨小学却只有两只鸡在操场上踱步。本刊记者看到，过了9点钟，才有两名小学生先后到来。负责开门的班长潘宇还没有锁的位置高，他要举起手臂才能把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插进孔里，扭了几下打开门。他告诉本刊记者，整个学校只有一个班，原来有11名学生，这个学期开学后，一个同学跟打工的父母去广东了，现在只有数学老师一个人教数学、语文、体育、音乐、美术课。还没到10点上课的时间，孩子们就在学校里疯玩儿，现在他们的领地很大，除了操场，还有3座吊脚楼。校门口的一座建于上世纪50年代，操场另一端与它平行的那座是1994年在此拍摄纪录片的摄制组援建的，而作为一年级教室的这座最新，前年才由广西商会捐资建好。唯一能把这些咚咚咚上下乱跑的孩子召集进教室的，是留守学校的潘从汉老师。

　　第一节是语文课，潘老师带着学生们学习形容春天的词，一年级的学生还没有课堂秩序的概念，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想起什么词来就抢着说，只有10个学生的教室也能吵成一片。教室门口，5岁的潘秋红安静地坐在地上，靠着门框看着屋里的热闹，全神贯注不受打扰。一个月前她的学前班停上，认为“上学好玩，可以玩本子和写字”的小姑娘，就只能用这个方法来打发正式入学前的时间了。

　　潘从汉用手机把潘秋红坐在门口听课的画面拍了下来，这也是最近一直困扰他的问题。小寨小学在2009年之前有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3个年级总共60多个学生。2009年秋天开始，和平乡实行了撤点并校的政策，小寨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要并入距离小寨村有40分钟山路的大寨村小学。“这样做的目的是集中优势资源、提高教学质量。”潘从汉告诉本刊记者。但家长们对这个新政策却并不领情，他们心里算的是另一笔账：让不到10岁的孩子独自走40分钟的山路，家长无论如何也是不放心的，由大人接送，每天就是往来4次，“这就占了一个人工，不能去地里做事情”。对于主要靠种地为生的村民来说，这相当于很大的经济损失。大寨村小学设有学生宿舍，因此大部分学生都选择了住校，每周回家一次。但是，孩子太小生活不能自理的事例在村里到处流传：有人告诉记者，他的孙女因为不知道怎么排队也找不到老师，一周只吃了5顿饭；有人告诉记者，孩子晚上睡觉不知道盖被子；也有人告诉记者，孩子们在宿舍打架没人管……而由于住校增加的菜钱、零花钱也让几乎还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耕形态里靠偶尔打零工收入的家长们觉得负担加重。“因为周日晚上送回学校时没有晚饭，所以就周一早上送回去，可是迟到又要挨骂，干脆就不去了。”村民告诉本刊记者，村里已经有小女孩不去上学了。

　　这个学期开学乡里调走了小寨小学的语文老师，本来就已经空荡荡的学校里只剩数学老师潘从汉一人留守，因为不能同时兼顾10人的一年级和26人的学前班，潘秋红所在的学前班就只能停上。虽然学前班不在义务教育的序列里，可是只有100多户人家的村子一下涉及26个孩子就成了大事件。在学前班家长们的逻辑里，既然学费交给了乡财政，负责讲课的又是公立教师，那么这件事就应该由乡里管到底。而去年秋天开始就对撤并学校、寄宿大寨小学不满的家长们也被越来越空的小寨小学点燃了怒气。

　　本刊记者与潘从汉老师坐在办公室里谈及此事，不断有村民们进来旁听，不久就坐满了整个屋子，没有人说话，但是沉默也形成了一种压力。一面是自己的领导，一面是同村的乡亲，这种氛围让潘从汉“不知如何是好”。

　　小寨小学：走出大山的符号

　　在这次“沉默的愤怒”之前，村民们和乡里还发生过“互相拍桌子”的冲突，在淳朴的村寨里，这种形式就是最极端的不满了。去年9月份三年级以上学生搬走后，乡里派人来拍卖校门口那座上世纪50年代的吊脚楼，并且要搬走资助给学校的电脑和太阳能热水器，闻讯而来的村民们硬是拦住乡里的工作人员“保卫”了这座山村小学。“这些东西都是好心人捐助的，哪天人家回来看，东西没有了，我们怎么交代。”村民对本刊记者说。

　　这座成立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小学在90年代突然成了一个捐助的中心。1994年清明节，潘从汉听说有人要找学校拍摄关于贫困儿童上学的纪录片。“当时根本不懂这些，只是觉得这里很闭塞，除了乡干部之外，生人来得很少，不管来什么人都对这里有宣传作用。”潘从汉和同事潘培军于是下山争取这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很胆小，还写了一点稿子汇报一下，然后请导演陈晓卿上来看，刚到半山腰，他就觉得满意了，基本定了下来。”

　　摄制组在小寨小学驻扎半年，让村民们感受到了外界的气息。“陈晓卿和我带着孩子们去桂林玩儿，那是孩子们第一次出大山。我们平时只有米饭吃，很少见菜，所以在丹桂饭店里，孩子们把米饭都吃完了，还有人舔碗里的米粒，其他菜却没怎么动，因为不认识。整个餐厅的人就看着我们这桌，这是大山里的孩子啊。”潘培军告诉本刊记者，那次桂林之行的遭遇在村里传开后，村民们触动很大，想走出大山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而正在拍摄的关于上学的纪录片，则让村民们认识到读书是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

　　校长潘从汉对“读书改变命运”深信不疑。1978年他考上了高中，母亲为了给他筹集生活费卖掉了只有重大节日才舍得穿的瑶族礼服。“可是还差半学期毕业的时候，我和潘照生读不下去跑了回来，是小寨小学的老校长潘周恒动员我妈妈，才把我劝说回去。”几年后，潘从汉感受到了当时的决定对人生的影响，他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只好回到了祖辈们的生活轨道上，回家务农偶尔外出打些零工。1983年潘周恒介绍他到邻村做代课老师，不久转为民办教师，1986年又进入县师范学校进修，然后通过考试转为公立教师，6年后成为小寨小学的校长。“打工的工资是每天3块钱，但并不是每天都有工作做。当老师就稳定和轻松。代课老师每月可以挣29块钱，到了公立教师每月就有70块钱了。”而当时一起逃回家的潘照生在家务农至今。

　　自身的经历让潘从汉和同事潘培军对小寨小学的建设格外用心。摄制组捐给小学3万块钱建造新的教学楼，可是吊脚楼的建造需要大量木材，当时道路不通，一根木料就要20人抬一天时间才能从山下抬上来。为了尽快建成，潘从汉和潘培军挨家动员捐助木板。“每家要捐两块，其实村民们也都不舍得，但是拿不出来的村民还是带着我们去撬自家的楼板。村民们都支持建好这所学校，因为这是走出大山的第一步。”潘培军说。

　　纪录片《龙脊》播出之后，正如潘从汉和潘培军所希望的那样，小寨小学有了名气。“12月份之后，河南一个青年教师就跑过来支教半年，也有人看了纪录片之后，汇款来点名帮助片子里的学生。”除了外界的这些捐助，小寨小学也成了闭塞大山里的一个教育中心：除了本村的学生外，还有几个外村的也被划入了小寨小学的学区。甚至因为这里是国家全免地区收费低，还有其他学区的学生通过亲戚关系来这里读书的。潘从汉回忆，在90年代的全盛时期，小寨小学曾经有6个年级100多名学生的规模。甚至小寨小学校长的位置也成了众人眼里的肥缺，“因为比其他人接触外界的机会多，时间长了，无论上面还是下面或多或少都对你有看法，觉得你手里要过很多钱”。为了避嫌，1998年潘从汉离开小寨小学调到大寨中学当总务处长。

　　但10年后再回到小寨小学，潘从汉面对的是已经没落的学校：90年代初开始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21世纪初显出了效果，村里的适龄学生明显减少；学区里的界上田和冲头又划给了得到国际扶助教育项目的江柳村；因为经济条件的改善也没有其他学区为了省学费而来就读的学生。小寨小学只能隔年招生，在校只有3个年级、几十个学生。而去年的撤点并校政策，彻底让小寨小学冷清下来。

　　瑶族重视清明节，已经离开小寨小学的潘培军回村扫墓，潘从汉和潘培军这对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的同学兼小寨小学的同事坐到了一起。酒过三巡，潘培军突然指责潘从汉：“小寨小学是我俩建起来的却败在了你手里。”这句话让一直很沉默的潘从汉激动起来，当着本刊记者的面频频举杯喝酒。“一般人家要1到3年才能做好的房子，我们只用了40天的时间。”潘从汉和潘培军对这个全村齐心协力的象征念念不忘，而现在两人只能坐在一起计算教龄，相约退休后结伴走出大山到从来没有去过的北京，见老朋友陈晓卿导演。

　　两个村寨的博弈

　　小寨小学的撤并与小寨相对大寨的落后有关，小寨相对大寨的落后，要从1994年，第一次有大批生人进入红瑶村寨的年份说起。

　　当时，村民们下一次山要天不亮就起床煮饭，到晚上天黑才能返回家里。因为交通不便，小寨村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稻米和蔬菜都是自己种植，过年杀一头猪做成腊肉供全家人吃一年，除了偶尔给别人砍竹子、淘金等零工，几乎没有经济来源。但纪录片拍摄的第二年，在县里农机局工作的小寨村人潘景祥与妇联合作，把小寨和邻村大寨两村的9名妇女介绍到了深圳当保姆，这是小寨村民公认的大规模走出去的开始。“姑娘们当时都害怕，我只好送她们去。那时候穷啊，老板让她们洗澡、换衣服，结果她们都只有那一套，连换洗的都没有。”潘景祥告诉本刊记者。但第一批感受到现代生活的姑娘们的生活变化，很快就把当农机局副局长的潘景祥比了下去。此后，潘景祥又陆续送了几批，最多的是1997年龙胜发大水，有60多名妇女爬一天的山路去找当时在泗水乡当副书记的潘景祥，要他帮忙介绍工作。“许多根本不会说普通话的也在里面，我筛选了一下送走了30个。”潘景祥说。

　　修路也是红瑶村寨接近外界的一种方式，从1986年修建双河口到大虎山段开始，这条30公里的进山公路断断续续修了20年，直到90年代修路队连挖掘机都没有，只能是各村寨抽调民工用人力挖，1996年这条路修到了江汊路段。“大寨在小寨下面一点，两个村子相隔40分钟山路，两村一起修到江汊之后产生了分歧，我们小寨想把路靠近我们一些，然后从我们这里搭一个桥到大寨。但是修路的资金不多，大寨怕修到后来就没钱了，所以不同意。他们从江汊直接把路修通到他们那里了。”小寨村的书记潘景明说。在路线的博弈里，小寨的公路比大寨晚了两年修通，而就这两年，大寨和小寨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

　　先修通公路的大寨开发了旅游项目，旅游公司投资拓宽了村里的石板路、修建停车场、公共厕所和几处人工建筑。大寨标志性的金坑红瑶梯田同壮族梯田捆绑在一起成了龙脊梯田观光区，村里许多人家都把吊脚楼改造成了旅店，黄金周7天就能赚2万多元。即使不做这些大生意，依靠给游客扛东西和带路，村民们每天也能赚到不少钱。

　　小寨村也想寻找一些能够致富的项目，最先想到的是种养，可是已经种植的沙树要20年才能获得效益，周期太长。而去年尝试种植的高产茄子最后市场价格很低，一家人忙活了半年，也就只有几百元的利润。目前看来，旅游是让村民们过上好日子的最有效的方法。村支书潘景明也带着村民代表跑过县旅游公司好多次，要求他们像投资大寨一样开发小寨，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很确切答复。目前在县财贸局工作的潘景祥分析：“现在的壮族、瑶族梯田旅游项目基本已经饱和了，旅游公司怎么可能掏出几百万元来开发小寨村？”而潘景明设想的引进外面的老板合作也不可能实现：“进山的路只有一条，到半山腰才分叉到各寨。旅游公司在山脚下就已经收了50块钱的门票，小寨单独开发旅游，要么让旅游公司把门票收入分出来一些，要么就再设一个门重新售票，这两种办法都没有可行性。”潘景祥说。

　　在90年代上过电视的小寨村于是就被现今的扶贫模范村大寨村的光芒所遮蔽了。“小寨村像被人遗忘了。”村民对记者说。而此次撤点并校的调整里，曾经是山上一个教育中心的小寨小学被削减、部分学生转移到大寨小学更让村民们感觉自己仅剩不多的优势也要被剥夺了。“如果全部撤到和平乡去上学，那么我们家长也没有意见，但是大寨和小寨的条件差不多，我们为什么走那么远去那里呢！”他们不解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