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玉树！

　　青海头，三江源，大地惊颤。一场大地震，击中了玉树。截至4月20日17时，地震已经夺去了2064人的生命，伤者12135人。

　　逝者已逝，生者如斯。我们举行全国哀悼，国旗再次为国民而降，让死者安息，让生者满怀希望地前行。

　　劫后玉树，我们看到了生命的顽强，人们在废墟中捡起还能用的木头，打算着重新开始新生活；我们看到了继汶川地震之后的大爱，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队伍和志愿者聚集在这个海拔4000米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动员，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这一困难时刻，我需要尽快赶回国内，同我国人民在一起”的深情告白，到每一个个体的自发行动；我们同样看到了那些不幸的人和事，地震抢在了加固之前，摧垮了校园，“不要几个月，再有二十天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

　　在地震中，发自民间汇集成流的中国“微”力量正在壮大。这种力量绵延不息，让我们从悲恸中得到力量，在艰难中前行，让每一个生者自信、勇敢。

　　劫后玉树：废墟上的格桑花

　　这座城市怀念死者时极尽哀恸。但送走死者后，生者充满了力量

　　本刊记者/汤涌 王妍 (发自青海玉树)

　　4月17日，震后第3天早上8点，在玉树城边的山坡上，那两条深得发黑的火葬坑凄厉耀眼。

　　遇难者的遗体被覆盖上干柴、酥油和吉祥草等香料，周围用经幡围起。一位妇女远远地唱起哀悼死者的歌曲，凄凉婉转，她唱一会儿，停一会儿。

　　这是玉树人送别亲人的时候，这两道深沟将和4月14日的那场7.1级剧震一起，纳入玉树一代人的回忆。

　　喇叭里诵经的声音忽然低了，似乎带有一丝沉痛和哽咽，就在一霎那，火焰腾了起来。火葬坑对面的山坡上，从青海各地、西藏自治区、四川藏区赶来的僧侣一起高声念经，用诵经声陪伴着死难者的亲人。

　　有的人在火焰燃起后才带着自己遇难的亲人匆匆赶来，死亡是不幸的，但当死者可以有一个如此隆重的葬礼，那么生者的悲痛也许可以减轻。

　　一位女子来晚了，她死去的母亲没赶上这次火葬。她哭着求人帮忙，僧人许诺给她的母亲在旁边架设一个小火葬堆。

　　兀鹫在天上盘旋着，它们不怕火光。在藏族习惯当中，兀鹫被看作非常吉祥的鸟类，被认为是天上的仙女。它们的盘旋代表了死者的圆满。

　　停摆的玉树

　　格萨尔王雕塑默然无语——这位神话中的英雄脚下，是密布的救灾帐篷。

　　如今，玉树的地标建筑格萨尔王广场已经成了一个灾民安置点。靠近公路的道边，僧侣们搭起帐篷燃起酥油灯给死者和活人祈福。旁边的红条幅下，武警官兵熬了大桶的粥分散给灾民。

　　这个小城停摆在4月14日早上7点49分。它几乎被摧毁，土坯木料和石头构建的普通民房轰然倒塌，木梁和钢筋像瓦砾中伸出的魔爪。灰尘漫天，哭声与呼喊传遍了全城。

　　地处西部的玉树天亮得晚，和北京相比日出时间晚一个多小时。7点49分时许多人还在休息，这造成了惨重伤亡。幸存者要么疯喊着联系自己的亲人，要么在砖石堆上拼命挖人。那一刻之前，街头的广告栏满是“旺铺招租”“急卖房”之类的广告；那一刻之后，运动场的门前贴的是，“扎西在这里”，“卓玛在这里”，他们找的是爸爸、妈妈、爷爷，或者很远很远的亲戚——这往往意味着他们没有很近的亲戚了。

　　灾前的玉树和很多藏区的州县相似，有着漂亮的喇嘛庙，深色皮肤的民歌歌手，大眼睛的美丽姑娘——不像内地的有些县城用三个轮子的“蹦蹦”解决县内交通问题，留着长发的康巴汉子开着摩托在草原上奔驰，炫耀着自己游牧的气质。当7月草原开满花朵的时候，很多内地来旅游的姑娘都乐意跳上这样的摩托听骑士唱起《少年和格桑花》。

　　眼下的玉树看不到那些彩绘的漂亮房子了。它们来自土木，如今又归于瓦砾。见不到那些抱着藏族吉他的小伙子唱歌了，他们的吉他可能被砸坏了——骑士的后座上是方便面和矿泉水——过去天天转玛尼堆、无欲无求的老阿妈们，在震后第三天开始拉住一切穿制服的人：士兵、武警、消防、僧侣，希望他们能帮自己把瓦砾堆里的钱、食物挖出来。

　　在州职业中学附近的一座废墟当中，人们在努力挖开废墟，一位中年僧人把找出来的皮包、毯子、《病理学概论》和几本练习册归置得整整齐齐，据说房主重伤入院的时候曾经拜托邻居和僧人，把房子里还能用的木头都收好⋯⋯

　　她要木头，那几乎要了她命的木头。她还想重新生活。

　　伤痛之城

　　四十岁的布格浑身尘土地站在辨认不出的“家”跟前，一切早已面目全非。在这里，他刚刚花几万块钱重新装修的房子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墙角未倒的木立柜还保持着震前的样子。现在，他除了口袋里的一千多块钱，便只剩这一身土旧的外衣和脚上那双分不出颜色的皮鞋了。

　　地震过后，布格一家在以前的“家”旁搭起了帐篷。这顶帐篷还是当年在牧区用的。2005年之前，布格还是个牧民，在距离结古镇90公里处的小苏莽牧区放牧。那时候，他是20多户牧民的村长。当时，每个牧民家庭拥有一个山谷的放牧权。他们住着帐篷，逐水草而居。他们心中怀着对城镇生活的憧憬从牧区走出来。

　　来到镇上，布格并没有固定工作。偶尔在建筑队做做小工，每年5月份他都上山去挖虫草。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藏民并没有存钱的习惯。“我们赚到钱，要么是修房子，要么就是买些珠宝首饰。如今房子没了，我们什么都没了。”布格的邻居康珠卓玛说。

　　布格如今想着搬回乡下，“我很多邻居和朋友已经收拾东西回乡下了。”从废墟中挖出来的家具，又被那些牧民搬回了乡下，那里有他们的天和草。

　　三十出头的王晓东和朱艳霞是夫妻俩，去年两口子从河南来结古镇做生意。他们至今也没有领到救灾帐篷，用布单裹上塑料搭成了一个简易的帐篷。

　　和布格不同，他们不愿就这样离开，两口子等着商店重新营业。“我们刚来玉树一年多，生意刚见起色，就来了地震，所以我们不会离开这里。”

　　男人的眼泪

　　据说格萨尔王会挑选歌者和诗人唱自己的英雄故事，只要格萨尔王选中，那人不用教不用学，自然就成为伟大的诗人，整月地高唱英雄赞歌。

　　帐篷里的人们，写下的也是英雄的歌、自己的歌。

　　才仁松保的医院，现在其实只是一块公章、几把止血钳和几十箱药物。这位玉树县综合医院的院长如今在第二完全小学后院的帐篷里办公，在4月14日凌晨5点多的一次小地震之后，才仁院长从三楼值班室跑下来，下命令转移所有的病号。

　　有人也觉得小题大做，5级多的地震实在不是推醒酣睡人的好借口。但是才仁院长坚持让所有病号出来睡在开阔地里。7点49分，大家发现才仁松保对了。

　　地震后，才仁松保开始带医护人员钻危房药房去掏那一百多万元的药品。那台X光机和老旧的B超机挽救不了了。才仁松保又决定再冒险去把床位都挖出来。

　　他震后78个小时里只睡了两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当中，他和他的团队救治了2000名患者，死亡71名。因为没有血浆和白蛋白，医生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些开放性伤口的患者死去。

　　临时医院外面执勤的是成都特警，才仁松保发现他们连续站了20个小时，非常担心，于是开车路过时给了他们一张名片，还有一些水和酸奶。

　　当天晚上特警何落因为高原反应引发了肺水肿，才仁松保带救护车去接他回医院抢救。“我告诉他的领导，不能让他再工作了，必须送回后方。”

　　很多官兵和警察都是在才仁松保这里吃点药就又跑去工作了，对此才仁院长很生气：“你们平原人上来，就像背了一二百斤一样，不能这样工作的。”其实才仁松保也是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患者。

　　县医院地震前有106个职工，县财政只给41个正式职工编制，65人是临时工，每个月挣500～600元，“挣这么多在玉树每天只能吃一顿饭。”才仁松保说，“如果不是有希望转成正式工，大家都不会做了。现在正在救治伤员的，很多都是临时工。”

　　震后的县医院，46个人失踪，如今只剩下60人了。幸运的是绵阳市中心医院的人开了30多小时的车赶到了玉树，和玉树县医院驻扎在一起合作，这家三甲医院是最早投入“5·12”救灾的医院，对救治地震伤员很有经验。但是绵阳的医生很难单独作战，必须和玉树的医生配合——“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高原反应，而是语言不通，我们只能从表情来判断疼或者不疼。”绵阳中心医院院长王东说。

　　医生多了之后，大家尽量让才仁松保多坐下休息一会儿，但是救护车加油，要院长签字和医院公章，伤员转送去机场，也要院长拍板。就在这种短暂的“轻松”时刻当中，有人提到了才仁院长失去了妹夫，被压伤的父母都是其他亲人救出来的。

　　这个魁梧的藏族汉子突然再也忍不住了，他涕泪横流。这是他地震后第一次哭。万幸，他终于哭出来了。

　　那些来救援的人们

　　玉树州离中心城市相当远，离西宁是820多公里，离成都则是1200多公里，玉树州武警支队是当地驻军，也是最早投入抗灾当中去的。最近的兄弟部队离他们的驻地也有600公里。

　　“我们手刨肩扛救了960多名群众，安置了1900多名受灾群众，可惜有60多人救出来就遇难了。”玉树支队教导员张守国说，“我们刚开始无论死活，都拼命挖，后来就是先挑活的挖。我们的战士挖出来了一个妇女，她把孩子护在臂弯里，妈妈死了，孩子活了下来。”

　　玉树支队的一位甘肃籍小战士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自己第一天参加的救援：“我扒出来一个，一看死了，又救一个妇女，又死了。后来我扒出来一个小孩子⋯⋯我觉得他似乎还有气，鼻涕泡在动⋯⋯”说着说着，这个小伙子声音哽咽了。

　　第一个赶来支援玉树支队的，是有“救灾神兵”之称的中国国际救援队。玉树有一个去年才建成的机场，这对于抢时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救援队就是搭上了空军的专机，才在14日晚上当天成功来到玉树。

　　4月17日，救援队副总队长刘向阳坐在救援车的脚踏板上休息，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天，结古寺宾馆的废墟里，他的队友和一些僧人、群众在联手挖掘，有人说废墟下面有遇难者。刘向阳和队友们发现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就在一天前他们成功地挖开了一个塌陷的农民工宿舍，几个工人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刘向阳旁边是五条漂亮的拉布拉多搜救犬，几条狗都有点蔫，其中一条躺在地上，微微有些抽搐。“它高原反应了，不愿意动，昨天还有一只狗晕倒了。上次我们在海地，曾经累死了一条狗。”

　　刘向阳2004年开始担任国家地震救援队副总队长，在任期间参与各种强震的救援工作，这次玉树地震的海拔最高，国家队没有进行过专门的高原训练。

　　“我们只做缺氧练习，为下矿山营救做准备的，对高原来说是会有一些帮助。”刘向阳说，“这些搜救犬就没这类练习了，它们只做抗眩晕练习，以便能适应得了空军的运输机。”

　　国际救援队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地方队培养人才，这次地震，很多地方消防队来的队员队长都是刘向阳的徒弟，但他并不喜欢这种见面方式。

　　“国家队”并不是终身职业队，而是属于武警消防系统，和其他武警部队一样，军官会转业，士兵要复员。不过和上次汶川地震一样，刘向阳遇到了复员老兵冲到灾区要求入列的情况。“这次已经来了两个兵，还有人在赶来的路上。”国家救援队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终身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