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之梦

　　城市为何存在

　　占世博园区总面积3%的“城市最佳实践区”是对世博会主题的直接点题，3%代表着100%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上海报道

　　黄浦江畔，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是上海世博会场址。

　　浦江左岸，两桥之间，第一高度是“和谐塔”，高201米。夜幕中的塔，宛若一支通体放光的白玉兰，“茎”中缓缓升降的太空舱，混淆了点点星光和万家灯火，增加了这座城市的未来感。

　　这座观光塔的前身是根大烟囱，原高165米，插在上海南市发电厂主厂房中间。在烟囱象征工业发达的时代，那里汩汩冒出的白烟，冬天被北风吹向浦东的白莲泾，夏天被东南风吹向浦西的人民广场。

　　风向调转了110个来回后，2007年10月，上海市发改委以沪发改城[2007]410号文件，宣布了这座始建于1897年的火电厂寿终正寝。

　　该文是对《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包括南市发电厂在内的四家重污染老厂被搬迁，腾出10.5万平方米，改建为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展览用地。其中，电厂主厂房被改造为世博会的主题馆之一，即“未来城市馆”，大烟囱成了观光塔，依旧把持制高点。

　　一座烟囱的前世今生寓意着一座城市的升级换代。

　　城市“先进分子”的交流会

　　以“城市”为主题，是世博会159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城市最佳实践区”，也是首次出现在世博会上的名词，它在以国家为参展主体的世博会上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参与者：城市。

　　来自全球的50个城市将把解决城市难题的得意之作搬到一起，把“最佳实践区”变成一场城市“先进分子”的交流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占世博园区总面积3%的“最佳实践区”是对世博会主题的直接点题，3%代表着100%。

　　申博成功后，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在向国际展览局提交的注册报告中明确了“城市实验区”的设想。在与国际展览局磨合中，最终确定为“城市最佳实践区”。

　　为何从“实验”到“实践”呢？

　　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不希望这片区域只是成为先锋派飙脑力的竞技场，“我们必须找出最好的正在改善市民生活的‘真实案例’，而不是以后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理论上的假设。”参展的每个案例背后都必须有实践支撑，比如，“沪上·生态家”的原型是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一座生态示范楼，也是中国首座“零能耗”生态示范住宅。

　　洛塞泰斯在不同场合的发言，言必称“教育大众”：“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首要任务是教育大众，通过展示案例，向市民介绍怎样通过自身行动与责任共享来改善生活的质量。”

　　联合国副秘书长安娜·蒂贝琼卡则强调“分享”：“城市发展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想取得成功并没有捷径，最好的方法就是分享知识、经验，互相学习。”

　　“城市最佳实践区”总规划师唐子来说：“我们的名称就已经界定了它不是泛泛而谈这个城市发展得怎么好，而是这个城市在某一个领域做了哪些最有价值的贡献，世界上其他的城市可以在这方面向它学习。”

　　政策“特区”中的理想城

　　三年前，同济大学教授唐子来被委任为“城市最佳实践区”总规划师时，他得到的任务只有这7个字的标题和两个字的要求---“亮点”。

　　在15公顷的幅面上做文章，反复修改是必然的。上海社科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屠启宇说：“从方案到落实之间的环节有太多变数，最后被‘发还’的方案连起草它的专家都认不出了。”

　　唐子来团队争取到了一块政策“特区”---“城市最佳实践区”将同“一轴四馆”(即世博轴，左右分别建有中国馆、世界演艺中心、主题馆和世博中心四个场馆，是世博核心区)共同永久保留。

　　按照惯例，世博会后绝大部分展馆要清拆一空，其中不乏投资数亿人民币、甚至超过十亿元的展馆。现在，围栏外开发商和外省市政府正分头忙着公关，前者看中的是地盘，后者则想把某些馆搬到自家地盘上，将来成为一处人文景点。

　　唐子来将这块“特区”称为“底线”，这是一片城市规划学者可以较自由发挥的保留地。

　　“要让‘城市最佳实践区’成为街区改造范例，这里要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要知道，这些地方的区位可不比均价16万每平方米的‘汤臣一品’差，完全可以发展得比新天地还要新天地。”他说。

　　在描绘这座理想城的过程中还遇到了其他困难，比如资金问题。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副主任周汉民说：“通过与众多城市联系洽谈，我们发现城市案例参展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缺乏。”

　　贵州省世博办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我省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进行申报。除了城市参展门槛不低外，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钱来做这个事。”

　　组委会为此制订了三项政策扶持：由旧厂房改建成的展馆免收场地租金；对于模拟街区新建建筑，给予投资建设的参展城市一定支持；对发展中国家城市案例参展给予适当援助，按照每个案例30万美元的标准享受综合资金援助。

　　经过这番努力，案例征集工作进展顺畅，共计87个城市提交了115个精彩案例。“它们将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解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什么是最佳城市。”唐子来说。

　　叠加式的发展无以复加之后

　　长期关注城市文化的上海大学教授林少雄说：“世界大城市集体进入了发展‘瓶颈期’，而它们曾经创造出奇迹并集中承载着人类文明。”

　　女作家王安忆为她的上海寻根文学搜罗素材，最终在《同治上海县志》的一段关于上海地质的概述中找到了线索。书中写道：“冰期过后，冰川融入海洋，海面渐次上升，三角洲的大片陆地复被海水所浸没。今上海中部偏西，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岗身地带，是远古上海的海岸遗迹。”王安忆点评说：“这一段有些像诗，它给上海增添了史诗的色彩。”

　　这一段淤泥，就是今天这座现代化超大城市的根基。

　　外滩在19世纪中叶不过是一条出没芦苇丛中的行道，但不久它就成为财富神话的发源地，这个奇迹延续至今。今年3月28日，经过33个月重新打造的“新外滩”惊艳亮相。

　　1897年，南市火电厂点亮的30盏电灯，开启了“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的时代；现在，这片区域已经如歌中所唱：“处处流光溢彩”。

　　1934年，上海建成82米高的国际饭店，当时号称远东“第一高楼”；如今上海是世界上20层以上高楼最多的城市，有人做过统计，把上海的高楼串连起来，长度可达月球。

　　《说文》中关于城市的观念是：“城，以盛民也。”林少雄说：“这是在把城市作为‘容器’，为了盛下更多的人，我们建造了更多的楼，城盛楼，楼盛人。任何一个悬在都市半空亮着灯光被称为‘家’的格子，动辄都在二三百万元。”

　　“高房价作为大城市的通病，正在吞噬着市民的幸福感。”林少雄说。本刊连续三年评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发现国民幸福感正由“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下沉，除了高房价外，医疗、教育等原本属于大城市的优势资源，也正变为稀缺资源，“逃离北上广”成为部分蜗居族的新选择。

　　政府也只能在高地价中勉强打平。上海2009年入账的土地出让金是675.7亿元，动迁安置、搬迁等费用，累计490多亿，用于基础设施、道路、廉租屋的约180亿，上海市长韩正表示，2009年73%的土地出让收入都补偿给拆迁户了。

　　但这个数字显然被“忽略”了。网民更乐于讨论的是一起起暴力拆迁，“即使政府拿出100%的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动迁款，还是有被拆迁户不满，官民双方都很难做，说明原先的造城模式到头了。”林少雄说。

　　土地也“吃不消”，高楼大厦已成大地不能承受之重，况且上海先天地基偏软，就以人民广场地段为例，6年最大累计沉降量达150毫米，地铁沿线的不均匀沉降，导致地铁机身磨损十分严重。

　　屠启宇说：“从一小块冲积平原上的小渔村到十里洋场，再到今天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上海不断造出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但在这种叠加式的发展无以复加之后，就要考虑另外一种发展模式，我们的城市观也要随之改变。”

　　每一处都是被实践检验过的智慧

　　“城市最佳实践区”对于重新构建城市观的解答，沿着四个维度展开：宜居家园、可持续的城市化、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建成环境的科技创新。它们分别对应着四个价值取向：尊重市民、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尊重科技。

　　正如唐子来所说，参展城市将某一领域的闪光点搬了过来。马德里在廉租屋建设上做得好，就将马德里市南的“竹屋”在上海市南做了一个拷贝，其外层被竹皮包裹，能起到遮阳、防晒、保温、除噪的作用。

　　西班牙人移植来“空气树”，是一座十边形的钢结构建筑，顶部安装太阳能板，实现能源自给，建筑内部自动开启的百叶窗和直径7米的引风机，将营造出一个气候控制空间，无需空调，可以使“树”内外温差达到近8摄氏度，为城市穷人创造出一块舒适的公共活动空间。

　　还有芝加哥的“可持续城市”，圣保罗的“清洁城市法案”、麦加的“帐篷城”、弗赖堡的“旧军营生态改造范例”等等。

　　“每一处智慧都是被实践检验过的智慧。”唐子来说。但他强调，不是原样照搬，每个案例必须针对上海的实际，做出气候、地域适应性调整。

　　马德里“竹屋”的上海案例只用竹子包裹了一面墙，侧面加装一部外挂电梯。核定88个住户，并入乡随俗地将推广周定在3月8日，还把以皇家马德里足球队为主题的展览定在8月。

　　中国设计师的搬运能力更强，“宁波滕头馆”的“瓦爿墙”用掉50万块浙东最具代表性的明清瓦爿，有元宝砖、龙骨砖、屋脊砖等，每块砖都超过100岁。

　　滕头馆的原型是宁波的滕头村，以“村”级案例的身份“混入”城市展区，身后代表的却是9亿中国农民和32亿全球农民，以及整个地球上普遍存在的农村城镇化进程。宁波去年城乡居民收入比(2.2:1)为全国最低，成为城乡边界线最淡的地域。

　　城市观一直在进步

　　“滕头村案例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城市有返璞归真的要求。”文化学者陈勇认为。

　　1931年，爱迪生去世时，有人向国会提出熄灯1分钟来纪念他，国会不敢贸然决定，当时人们无法想象有了电灯之后再失去它们会怎么样；2007年起，“地球1小时”活动在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准时到来，全人类在黑暗中反思城市文明。

　　“人类文明呈螺旋式上升，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城市发展又循环回到了原点。”陈勇分析，“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作为早期古希腊城邦哲学的代表，已经指出‘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但陈勇认为，现在被不少城市写入政府规划的“山水城市”、“田园城市”的发展目标是不现实的，“中世纪前城市化时期已经过去了，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山林哲学显然已不适用于现代，今天的自然不再是原生态的，而是技术化的。现代城市需要新的城市哲学。”

　　世界的城市观一直在进步，1933年的《雅典宪章》提出城市四大功能，对解决工业化初期城市发展的无序、环境恶劣问题起了重要作用；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提出“不应当将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来考虑，而必须努力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1996年，联合国人居组织发表《伊斯坦布尔宣言》，宣言指出“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身体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好生活的地方”。

　　三次会议对城市的理解，从“功能观”、“综合观”发展到“可持续发展观”。“有尊严”的说法与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报告中提到的“创造有尊严的生活”不谋而合。■

　　(特约撰稿林歆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