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首富”兰世立的罪与罚

　　兰世立笔下的自己是一个悲情英雄：所有失败都是时运不济或是遇人不淑，所有的官司纠纷都是遭人诬告。这或许是兰世立人生的一面，但还有一些兰世立没写到或不愿意写到的一些原因：他的想象力常常超越了制度现实和自己的资金能力；他赌性很强，但愿赌却不服输，甚至不惜破坏诚信的商业规则。

　　记者◎陈晓

　　第三次被监禁

　　2009年12月12日，曾有“湖北首富”之称的东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兰世立被取保候审，结束近9个月的监禁保外就医。据一位接近他的人告诉本刊，取保候审的机会是兰世立通过15天的绝食获得的。2009年3月14日，正处在东星航空破产危机中的兰世立在珠海海关试图出境时被警方控制，次日被武汉市公安局执行监视居住。这是他自上世纪90年代初创业以来，第三次被监禁。

　　2010年4月，兰世立因逃避追缴所欠税款，一审被宣判4年刑期。如果罪名确实，兰世立将会第四次进入监牢。此时，兰世立建立的东星集团已元气大伤。东星航空已宣布破产，在市场上被分批拍卖，拍卖参考价一降再降。东星旅游的网点收缩了2/3，鼎盛时拥有300多辆大巴的车队只剩120辆，东星地产项目也几乎全部转手。在取保候审期间，兰世立深居简出，能见到他的人很少。但据本刊记者了解，他至少做了两件事：一是将东星的业务向手下做了交代，但能委以重任的大都是东星的年轻员工。在看守所拘押期间，兰世立写了两部文稿——上午写创业史《东星18年》，下午写自己的监禁生涯。第二件事是找到一位曾经是得力助手、后来却与他反目的东星前高管的投资商，警告他这个高管“非常危险”。

　　野蛮生长的年代

　　兰世立创业的第一个足迹落在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后来兰世立在《东星18年》里回忆了这段经历：“主要是当时的政策、法律把我给推上去的。我当时要去注册公司，工商局告诉我，这根本不可能，当时的中国只有三种公司所有形式：国有，集体，外贸。个人办公司根本不可能，我无奈之下，四处打听，后来听说有一个东湖开发区，那里鼓励大学生科技人员创业，我找到了东湖开发区办公室。”

　　兰世立在这里创办了一家经营电脑耗材的小公司，主要业务是出售计算机配套的色带、打印纸、维修计算机的打印针。一位当时在东湖开发区任职的官员对兰世立的印象就是“一个小个子的青年小老板”。他唯一记得和兰世立有关的事是：“当时工资还非常低，武汉市一个处长的月工资也不过才120块。有一次碰到兰世立，他穿着一件皮衣，拉开衣服，指着内袋略带神秘地说：看，3万块！”

　　这件事给这位官员留下的印象是：“这个人用武汉话说就是有点‘抛’，有些张扬。”但张扬的兰世立确实也有他在商界安身立命的本事。本刊记者采访的所有人，不管是下属、朋友或是敌人，都承认他“思维敏捷，商业嗅觉敏锐，执行力强，勤奋，肯吃苦”。1992年，他将在深圳、香港出差时体验过的广州喝早茶的想法引进武汉，在开发区开办了武汉当时最豪华的酒楼“东宫”。1992年10月28日，“东宫”正式开业，以中式皇宫的风格装饰，金色琉璃瓦，大红色的宫廷柱，汉白玉栏杆，以及门前穿旗袍的迎宾员，引来了大量食客和围观者。兰世立在《东星18年》中回忆：“每天的餐桌几次翻台，每餐一桌子都要用几次，一天的营业额20多万元，一个月竟有几百万元的营业额。那时候既无信用卡，也无百元大钞，吃一餐要拿一包钱来，一桌三五千元是常事，每个包房都有最低消费，每天收银员为了点当天的营业额都很晚才能下班……”一年后，兰世立顺势在武汉市政府旁边开了另一家以豪华西式宫廷风格装修的酒楼“西宫”。

　　兰世立取得自己创业以来第一次比较大的商业成功期间，还有另一件插曲：兰世立被监视居住了27天。这是他第一次失去自由。这件事情的解释有不同版本，兰世立在《东星18年》写到此事，只是含混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完全的受害者，因为被一个下属做了一个理由不详的诬告。但一位东星的前高管告诉本刊记者，被拘押的实际原因是他当时通过深圳走私进口了一批高档轿车，“当时武汉街头的好车最多不过伏尔加、捷达，武汉市长的车也不过是上海牌，兰世立进口的轿车有蓝鸟、尼桑、加长林肯。他把这些车都借给一些官员和银行人士使用，因此可以更容易获得贷款”。这件事在武汉当年并不是秘密，但因为内部团队纠纷，一位高管的告发引来了海关检查。这位高管以前在中国银行任职，因为给兰世立的贷款无法收回，丢掉公职后到东星。在兰世立的高管队伍里，因为同样原因来到东星的并不止这一个人。一位东星前高管告诉本刊记者，在湖北银行界，因为贷款给兰世立无法收回而掉乌纱的大小官员，“至少有6个”。

　　上世纪90年代初，企业欠账、欠银行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状况。“当时是一个非常不规范的商业社会，只要认识一个银行行长都可以获得贷款，写在烟盒纸上的一张字条都可以拿到贷款。”一位曾在东湖开发区任职的官员对本刊记者说。商业意识懵懂初开的年代，金融机构也缺乏应对放贷风险的经验和制度，贷款坏账因此成为那个年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兰世立就在这种并不规范的商业环境里获得第一桶金，也形成了自己的行事风格。一位曾在东湖高新开发区任职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1995年全国官场整顿公款吃喝，打击了兰世立两家酒楼的大部分客源，让他不仅赔光了从东宫经营赚来的钱，还欠下了市政府两三百万元的租金。餐饮事业失败后，在偶遇的道士解签的指引下，兰世立率领创业团队离开武汉，去宜昌休养生息，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武汉留下的旧账，政府将两栋酒楼的物业作为抵押，租金欠款当然不了了之。

　　兰世立的奢与俭

　　东湖开发区以及东宫、西宫的时间，只是兰世立的起步阶段。他宏大的东星梦想才展开一角，这一时期，兰世立留给人的印象更多是他孤注一掷的执行力。这段时间对兰世立日后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他的思维方式——反对的人越多越应该做。“反对的人多了，反而坚定了我的信心，与当时开东星一样，如果没有父亲的强烈反对，也许我会打退堂鼓。后来多年的实战经验告诉我，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甚至有一套理论，如果在中国你想干一件事，如果有大多数人赞同，那你往往是农民，因为会有几亿农民与你共鸣。如果有少数人赞同你，那你往往是工人，因为工人的为数不少。如果没有人赞同你，你可能是伟人，毛泽东当年的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几乎全世界都没有人赞同他，他才把握捷径，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在《东星18年》中这样写道。

　　这种自信导致的是他在做决策时，极少采纳团队高管的意见。“他会亲自参与到集团管理的每个细节。东星集团各个机构的业务量，每天用电话或短信向他汇报，他每天要接的内外电话达到300个以上。他甚至直接干预每个产品的定价。”

　　兰世立自信的是自己的远见，他认为所谓的反对，只是大家没有他看得那么远。“他曾经制定过一项制度，要求60个旅行社网点，为了方便客户必须24小时营业。这是他在香港看到“7-11”等便利店都是24小时营业后做出的决定。这项制度坚持了3年，除了夏天深夜会接到一些客户电话外，其他时间基本都没有客人。但员工还是必须坚守通宵，甚至趴在桌子上睡觉都不行。”一位东星的前高管告诉本刊记者。另一个一意孤行的例子就是后来开航空公司的时候，兰世立一开始就同时运营3架飞机，每天不仅有两班飞广州、深圳的航班，还各开了一班直飞香港、澳门。“很多高管认为武汉并没有那么多客源足以支撑每天一班的港澳航班，但兰世立坚持要飞，直到惨淡得看不下去。去的时候3个人，回来只有十来个人，每天一班的航班才停掉。”

　　与大多数企业家比，兰世立具有超强的想象力，这本来是非常宝贵的一种能力，但和他的另一些特性结合在一起，想象力经常会酿成经营上的灾难。兰世立一直有一个国际化公司的梦想，为了这理想，他可以不顾资金现实。一位离职高管告诉本刊，他完全生活在个人的世界里，“他总是喜欢说未来，把未来当成现实的事来做”。

　　在一些东星的年轻员工看来，创业过程中兰世立过着非常节省简单的生活。每天早上7点起床，在司机来接他去办公室前，快速浏览完所有的财经报纸和民航专业报纸，然后离开住所，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兰世立给记者算过一笔自己的开销账：10天中三五天会吃早饭，中午一般吃盒饭，晚上的应酬无法计算，平均每天开销是一二十元，口袋里最多只有1000元现金。他的一位前高管也向本刊记者证实：“我有时候觉得他活得也真是可怜，有一次吃饭，我们给他多点了两个菜，还被他训斥一顿。”

　　但兰世立又有非常讲排场的一面。创业之初，为了让员工有自豪感，他为大家配发了统一西服，还学着国际大公司给大家制作了统一的工作号牌。中国刚出现BP机，他便给公司每一个人都配发了一部，当时一个本科生月工资30多元，一部BP机的价格是3000多元，相当于10年的工资。

　　2006年，兰世立上榜《福布斯》杂志富豪榜，排第70位。在《福布斯》杂志对他的报道中说：“39岁的兰世立身上，集中了新一代中国富豪的特征：他们有相对较高的学历，懂得利用国际合作伙伴的力量，并使用成熟市场上的财务工具。最重要的是，新一代富豪对积累财富的过程更有个性，也比前辈更懂得享受财富的快乐。”在上榜《福布斯》之后，兰世立的生活习性也有些变化。“他在武汉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却很少住，他经常住在五星级宾馆，出门坐头等舱，并且要求公司的高管出行也必须坐头等舱，住四星宾馆。有一次我去广州住了个三星宾馆，他还生气，让我马上搬进四星的。”一位东星前高管对本刊记者说，“每年他的个人消费支出会上百万元。”

　　一位早年与他熟识的官员告诉本刊，兰世立是为营造一个和舆论报道相符合的企业形象和个人形象，“他被抬起来了，不得不把自己给包装起来。他这样做也是企业品牌建设的一部分，对民营企业来说，一个企业是否值钱，就看老板是否值钱”。

　　虽然在排场上有变化，但一位辅助兰世立多年的高管对本刊说，兰世立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以及金钱观上却一直没有变化。“公司小的时候他这样做，大的时候还这样做。他觉得最重要的是管好现金流。每天各公司的现金流就在他的亲自操控下，但估计有1/3的营业款会在他的个人卡上流动。”因为兰世立的理想常常超越东星的资金能力，因此，东星的资金状况一直非常紧张。一位在东星工作了5年多，并经历了所谓东星鼎盛期的一位前高管对本刊说：“东星没有鼎盛期，资金一直都紧张，没有一天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2007年11月22日，东星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签订融资4亿多美元的协议，用于未来几年内购买6架空客A320飞机。晚上在武汉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的庆祝酒会上，意气风发的兰世立一直周旋于国外资本大亨和政府官员之间，一直到深夜才有时间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问他：“如果以后还不上这些巨额贷款和租金怎么办？”兰世立哈哈大笑、双手一摊，轻描淡写地回答：“那就破产呗！”

　　2007年：东星的拐点

　　光谷中心花园是东星集团在武汉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地产项目，兰世立拍板决定的双子楼的建筑造型。“至今也可以算是武汉的一个地标建筑。”一位东星前高管对本刊记者说，“这个项目本来充满希望，当时估算顺利完工后，赢利在10个亿以上。”也在这个项目启动的时候，政府决定开放航空业，已经从开放的旅游业中尝到甜头的兰世立决定进军航空业。“航空牌照的申请，早期建设至少也要两年的时间。刚好这段时间足够房地产资金回笼，再用于航空业发展。”一位东星前高管对本刊记者说。

　　航空+旅行社+车队+景区+ 95151呼叫平台，这本是兰世立描绘出的一个旅游产业链。“从商业价值看，这个链条是非常完美的。旅客从一出门开始，行程里的每一块钱都是给东星的。”一位东星前高管告诉本刊。但是问题是，兰世立希望的速度太快了。从光谷中心花园第一个桩基开始打，东星集团就开始申请航空执照，同时还开始了对神农架景区五星级酒店的建设。所有行业的前进速度都超过了计划，“本来预定的两年航空公司筹备期，最后只用了9个月”。

　　利用两年的时间差，顺利完成地产利润和航空产业的交接已经不可能，兰世立需要尽快找到维持航空公司运营的钱。但更糟糕的是，“一开始想的是用地产、旅游的钱反哺航空，后来实际上为了修建神农架的五星级酒店，还抽调了航空公司的钱”。一位东星前高管对本刊说。兰世立用光谷中心花园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在建工程11万平方米为抵押，向农行武汉江南支行贷款1亿元。据报道，这本来用于建房的1亿元中的9000万元，被东星集团挪用来筹建东星航空公司。“原来根据农行签订的协议，光谷项目卖楼应该在农行做按揭抵押，回款很大一部分应该按比例还农行。但是，东盛有客户按揭贷款时，他不在农行做，农行无法控制。东盛在处置抵押物的时候并没有还农行的钱，违背了我们当时的资金管理协议。”农行的代理律师肖东平说。这就是光谷中心花园当年名噪一时的“一女两嫁”事件。买了房的业主因为房子被抵押出去办不了产权证，2007年，他们开始上街游行、抗议。农行武汉江南支行也将东盛地产公司告上了法庭。国家审计署来审查农行这1亿元问题贷款时，兰世立第二次被拘押。

　　事情最后的解决是这个曾经被冀望可以产生10亿元利润，并以此作为反哺航空业资金的地产项目被转手给了融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当兰世立从看守所被释放时，一位东星高管去接他。“当时湖北公安厅一位官员对他说，其他人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为他说情的，只有你兰世立，没有一个人为你说情。你没有一个朋友。”这位高管告诉本刊。

　　2007到2008年东星内外交困，但兰世立反而在外面曝光更多。他在波士堂谈笑风生，去央视大谈楼市泡沫，并声称将东星的房产大幅降价，拉低武汉的房价。“如果有高校的演讲，他再忙都会推下手里的工作赶去。”一位东星前高管告诉本刊。这或许是兰世立排遣自己焦虑的一种方式，他的一位老朋友也从电视上看出了兰世立的困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看他在央视发表演说。当时武汉市的业主已经上街游行了，我们做民营企业的，什么时候都是走在悬崖边上，我理解那种挤压感。我当时看着他在电视上侃侃而谈，知道他心里其实在流血。”

　　东星集团一位和他非常接近的员工告诉本刊：“他没有任何娱乐，唯一喜欢的放松方式就是看电影，而且看的都是最晚场，他说那时人很少，就像给他一个人放的一样。因为他从来不做无目的的事，我们一度还猜测他爱去看电影，是不是想做电影产业。”在东星资金链极端吃紧时期，看电影更成为兰世立精神短暂休息的时光。“当时他表面看不出来，但晚上会睡不着觉，头发也开始脱落。我经常和他去看电影，那些美国大片确实有助于舒缓神经。只有这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一句话也不说，就盯着银幕。”一位东星前高管告诉本刊。

　　实际上，2007年因地产纠纷而起的拘押事件，不仅让东星损失了一个有很好赢利希望的地产项目，也毁掉了东星的大部分未来。一位东星的现任高管也告诉本刊，2007年那次公共事件，对东星是一个致命打击，“把形象搞坏了”。兰世立经常对高管说的一句话是“钱不是问题”，但2007年以后，这句话后面就经常有高管们调侃地对上一句“问题是没有钱”。此后，东星再没获得过一笔银行贷款，所需要巨大资金量的缺口都是通过民间机构的融资来维持，实际上就是高利贷。2007年底，为了一笔7000万元的高利贷，一位高管拒绝在借款合同上签字。“贷款额六七千万元，贷款利息一年翻两倍，我算过账，这相当于每天一台豪华奔驰车扔长江。”这位高管因此离开了东星集团。他说：“我走之前跟兰世立说，我走是为了我的自由和健康。”

　　2008：灾难之年

　　兰世立在《东星18年》中将2008年总结为中国民营航空的灾难年，这一年确实也是东星的灾难之年。如果说之前东星集团的发展是在不断超越金钱现实，那在很多业内人士和官员看来，他进入航空业就是在试图超越制度现实。“航空业的特性是高投入，高成本，低收益。”一位兰世立的老朋友向本刊分析，“兰世立决定进航空是他的一着险棋。他一定是看好航空业开放的未来，如果以后对国际航空公司开放，他的航空公司，包括航线资源就值大价钱。”

　　2007年后，东星再无法获得一笔银行贷款。除了高利贷，兰世立也在多方寻求战略合作伙伴。“2008年有一个最好的机会。一家香港公司愿意出资1亿美元，但只占东星25%的股份。”一位东星高管对本刊记者说。这位高管亲自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跑了无数个政府部门，拿到证后打电话给公司报喜说“拿到了”，但没想到，金融危机已开始全球蔓延，这家香港公司自身难保，出资计划再次流产。

　　时运不济，东星航空累计欠债5亿元，不得不到了清盘结算的时候。中航成为收购东星航空的谈判买家。谈判的起因也有两个版本。东星方面告诉本刊，因为湖北省为了打造唯一一个三大航空基地齐聚武汉的空港基地，而力促中航收购东星。而湖北省和中航给出的解释是，东星自身难以为继，率先向中航求援。东星的一位高管告诉本刊，武汉的客流量差强人意，东星的9架客机，只有5架在武汉本地，其余4架分别在广州和郑州。“中航也未必非常愿意进入这里，因此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把价格压得很低。”

　　而东星航空对自我价值的估计，还是在一个非常开放的国际化环境里。一位东星前高管向本刊列举了东星航空的实际资产，除了给飞机租赁公司上亿元的大修保证金和飞机租赁押金外，还有“被停航前东星的品牌费用，价值4个亿；还有作为固定资产的飞行员的价值，东星公司拥有的都是最好的黄金航线，这些航线本身就具价值”。“如果我国的民航业完全开放，国外的航空公司能进来参与收购东星的竞价，东星公司自己估算的资产价值是可能实现的。”一位民航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的民航业根本没开放到那种程度。”

　　兰世立确实为东星航空倾注了不少心血。“他不懂英文，但去新加坡开会期间，他专门要秘书给他联系新加坡航空，他认为这是新加坡服务最好的航空公司，他要去参观学习。”一位接近兰世立的东星员工对本刊记者说，“他的钱包里有各大航空公司的贵宾卡，为了做好东星航空的贵宾服务，他会去亲自体验各大航空公司的贵宾服务。”东星航空的颜色、标志、空乘的服装样式都是由兰世立亲自决定，这不仅是他完成旅游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也是他成就自己世界品牌梦想的重要一环。“在东星航空这一块，我们创造了多少个世界第一？”一位东星前高管对本刊记者说，这也是兰世立以前在接受采访时常说的一句话。因此，他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板块，更不可能低于他的心理预期出售。

　　2009年3月13日，东星航空声明拒绝与国航合作。3月15日，武汉市交委申请东星航空停运。之后，兰世立在珠海机场被警方控制。或许这笔交易中，确实有兰世立或者东星人觉得委屈之处，但他之前的超越资金现实和制度现实的快速扩张，已经将东星航空带入了孤立无援、签城下之盟的境地。一位东星前高管评价兰世立数年在商海的打拼：“缺乏对法律，对传统伦理，对企业、市场规律的敬畏。”据说，东星集团的所有借款都来自资产抵押。无法偿还债务时，为了避免资产被查封，东星集团经常要变更旗下的资产，甚至会由东星的一个子公司去起诉集团下的另一个子公司，抢先查封资产，避免债权人追债。“东星集团下有两大特色部门，一是十几个人的宣传部，另一个就是外联部，负责经常跑工商部门。”而且兰世立虽然100%控股公司，但从来不担任公司法人，一位前高管评价他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被法律问责”，“他是把法律用尽了，把可以玩的游戏和漏洞都用尽了”。

　　但兰世立的理想并没有就此结束。东星的旅行社网点虽然已经大幅收缩，但仍然在营业。这部分业务就是兰世立东山再起的筹码。“事情还没有结束，还没到最后结果。”一位东星的年轻管理人员对本刊记者说，东星航空的市场管理部人员也放弃了去国航的机会，而回到东星总部。在这些选择留守东星的职工看来，兰世立的个人能力依然值得信赖。虽然不确定终点在哪里，但他表面的理想世界还能吸引一些年轻人随他前行。■

　　(感谢《鄂商》杂志李玉申、王坤祚对报道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