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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质疑地震不可预测观点 建议恢复群测群防制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06日09:57  时代周报
专家质疑地震不可预测观点建议恢复群测群防制
  玉树地震后,1个小女孩躲在救援战士身后。这次强震刺痛了全国民众的心,此前,地震局没有给出预警。

专家质疑地震不可预测观点建议恢复群测群防制
中国地震局又一次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如果获得中国地震局哪怕有限的支持,青海玉树7.1级地震完全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出来。”4月27日上午,在北京北郊凤山召开的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委员会组织的“全国灾害预测方法研讨会”上,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的一席话得到了与会50多位专家几乎一致的认可。

  矛头又指向了地震局。而此时的网络上,持续半月有余的网友对地震局的指责和质疑仍未平复,远离民众日常生活的地震局,又一次被大众舆论的漩涡包裹。

  质疑地震局

  此次地震局遭遇质疑始于4月14日。4月14日早上5时39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了4.7级的地震,2小时10分钟后的7时49分,玉树发生了7.1级强震。此次地震造成2000多人遇难。

  和两年前的汶川地震一样,震前地震局没有给出任何预警。

  震后,一条消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消息称,玉树第一次4.7级地震发生后,青海省地震局预报部门成立应急预案,对地震的下一步趋势进行研判和会商,正在会商期间,7.1级强震发生。

  随着地震伤亡人数的扩大,网民们对地震局的质疑开始升级。从其基本的职能步步深入到其财政预算的使用。

  细心的网友找到了中国地震局2010年部门预算详单,总额达24亿元的预算支出中,用于地震预报预测的仅为270万元,震情跟踪1700万元,此外,住房改革、购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障、行政运行费用等倒是占了不少份额。

  这不是地震局第一次遭遇质疑。两年前的汶川地震后,网友在伤痛、震惊之余不无疑惑,质疑、指责地震局的声音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认为是地震局玩忽职守,忽视了震前预兆,甚至怀疑地震局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有意不发出预报。直到今年3月,还有媒体刊发了汶川地震后,地震研究专家们的反思文章。

  从群防群测到“不可测”

  曾经的地震局被寄予过厚望。时至今日,老一代地震预报专家还清晰地记得周总理的嘱托,“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新中国的地震预防工作开始于1953年。当年11月,中国科学院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下设综合组、地质组和历史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计委审核重大项目提供咨询。

  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后,周恩来总理曾先后两次到邢台视察,面对地震灾害,周恩来明确提出开展地震预报工作,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组成地震办公室,并提出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群测群防的地震方针。这一方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地震预防的主导思想。

  1970年,周恩来力排众议,委托致力于地震预报工作的李四光担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从事地震预测预报研究工作。地震预报工作正式开展起来。

  1971年8月,国家地震局正式成立,取代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作为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由中国科学院代管,统一管理全国的地震工作。我国的地震预防工作逐步进入正轨。1998年,国家地震局更名为中国地震局。

  据受访专家介绍,地震局曾经有过不错的成绩,准确预报过20多次地震,尤其是1975年的海城地震。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地震局的工作思路和我国地震预报制度,逐渐发生了改变。

  1983年机构改革时,国务院发文,批准各省、市、自治区地震局(办)由以地方政府领导改为由国家地震局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以国家地震局为主的管理体机。其后,国家地震局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地震预测方法进行验证,因为个体化的地震预测方法的不精准,几乎所有的地震预测方法都被否定了。

  1997年,《防震减灾法》发布,地震预报制度正式被纳入法律,其中明确规定,地震预报信息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群测群防的政策基本停止。

  2006年7月15日,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在《中原减灾》报上发表《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扎实推进我国的防震减灾事业》署名文章称,地震预报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难题,攻克难关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陈一文认为,“正是这篇文章的发表,为地震不可测论调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了地震局工作日后的指导思想。”

  几位受访老专家均认为:时移境迁,我国的地震预测思路偏了。

  “地震是可测的。那么多次地震都测出来了,怎么叫‘不可测’?比如,1975年海城地震,测出来了,也报出来了,它(地震局)不敢不承认;唐山地震时汪成民创造的‘青龙奇迹’,联合国授的奖,能否认吗?还有汶川地震前,耿庆国也提前报给了地震局;汶川地震,钱复业对时间、震级都做了准确的预报,只是定不了地点,但也汇报给地震局了。”中国科学院工程质量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李世辉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显得很激动。

  地震局怎么了

  “地震局彻底西化,思维方法发生了改变,是地震不可测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地震局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委员任振球认为,这是地震局官员认为地震不能预测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科技领域,从科学基本观念、地震局管理体制和制度,到地震局主要领导接受的教育,基本上已经全部西化,这非常严重。”

  中国地震局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汪成民也认为,我国的地震预测成绩是辉煌的,曾经是高于世界水平的,现在反过来,要跟国外学,这很不正常。

  据陈一文介绍,在中国地震局体系中,西化的论调占了上风。地震局体系内形成了这样一种状态,“无论出现多大的地震灾害,死了多少人,跟地震局都没有关系,因为地震不可预测。他们冠冕堂皇地开个国际会议,即使出了问题,他们也没有责任。只要继续说地震不能预报。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他们都会这样去做。”

  陈一文进而透露,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与“地震预报”直接有关的所有工作,包括“地震预测”研究项目、经费支持、现有地震前兆监测仪器的维护、更新与支持,全部被认为是以后某世纪应当给予认真考虑的,而不是当代应当给予认真考虑的工作。“而且在地震局系统内所有坚持搞地震预测的人,等于被边缘化了。”

  地震局的地震预警汇报流程也被一些网友认为并不科学。

  据中国地震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地震局系统现在的预测流程是,由设在全国各地的地震监测台站,将监测的数据统一报到省一级地震局,省一级地震局研究后,根据情况,确定不同级别,然后送国家地震局,在国家地震局台网中心会商后,再送到地震预报预测中心,地震预报预测中心组织会商后,然后上报中央。

  对这一逐级汇报制度,一位网友认为显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关数十万人生命的天灾,还要一级一级地汇报。乡级到县级,县到市级,市到省,省到中央,中央再开个会,地震都震完了,指示还没能下来。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我们难道不能理智地做一些行动吗?比如疏散民众,转移百姓。

  此外,根据《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在预测到有地震异常情况后向地震局上报需要填写《地震短临预测卡片》,而且必须写清地震三要素(时间、地点和震级)。但一位叫傀儡谣的地震预测爱好者网友讲述了他向某省地震局要求填写地震短临预报卡时遭遇的困境,一位预报员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要想准确预测是不可能的,即便是让你填,你能保证一定会有地震吗?没地震的话损失谁来赔?况且预报卡的准确率很低,填了,政府也不一定发出预警,你还何必费这事呢?况且,如果把预报卡给你,让你填,预测中心的主任也要承担责任,你去找,也不会给你填。”

  李世辉对现在的地震预测工作很是痛心:对地震局来说,必须像对待战争一样,千方百计搜集资料,而不是像现在,人家已经把资料信息都送到手里,都不闻不问。“周总理要求给群众打个招呼,地震局不打招呼,他们要么像钟表一样准确预测,要么不预报,这是对人民负责吗?”

  面对网友和老专家的质疑,中国地震局选择了沉默。时代周报记者联系到中国地震局新闻处处长马明,对方婉拒了采访请求,记者按要求传真给中国地震局的采访函,截至发稿前未得到任何回复。

  质疑终归只是质疑,民众更关心的是,未来如何更好地预测地震,提前预警。

  对此汪成民给出了答案:“这需要恢复周总理时代的群测群防制度。”

  “地震预测处于盲人摸象阶段,就是没有一个好的领导出来,把这‘八个盲人摸的象’汇总集中。地震局只是一个单一的手段,它有不确切的一部分,民间也是一个单一的手段,我们把这些单一的手段都集中起来,这样地震还是可以预测。如果地震局和我合作,利用地震局的监测数据,我就可以做科学实验出来,有地震局的支持,我敢于向任何专家挑战。”自称预测地震准确度达60%的民间地震预测爱好者杨智敏显得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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