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高顺差是国际分工转移结果

　　南京大学外经贸系主任张二震、经济系主任刘志彪等专家日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近几年来，伴随着贸易顺差的扩大化趋势，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2.4万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再无条件提倡经济全球化，而是到处宣传所谓‘全球经济失衡’，还把这种失衡归咎于中国。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把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说成是所谓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

　　在受访专家看来，首先，国际产业转移、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发展是中国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近年来，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相应地演进为产业链条、产品工序的分解与全球化配置，国际产业转移由原先的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演化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国与国之间按价值链实行不同环节的分工。”

　　据统计，1981年～2007年，中国加工贸易规模从26亿美元增长到9860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5%升至51%；2007年加工贸易顺差占该年总顺差的95%。比如2008年，加工贸易顺差2968亿美元，比2955亿美元的总体贸易顺差还高出13亿美元。

　　外资企业是中国加工贸易的主导力量。外资企业占中国贸易顺差的比重从2000年的9%上升至2008年的58%。加工贸易的发展事实上组建了以中国为加工和装配中心，以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为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供应方，以邻近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为资本、装备和高级零部件供应方，以香港和新加坡为高效、便捷的金融法律服务供应方，以欧美为市场开拓方的完整产业链。可见，中国的外贸顺差大部分实质上是由国际产业转移所引致。

　　其次，出口行业与进口行业的不平衡发展是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1988年～2006年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要快于服务业。在部门间工资均等化力量的推动下，进口竞争部门中的部分劳动力必然会流入到出口部门，使出口部门的产出增长超出了单一生产率变动带来的影响；从国际来看，中国在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的贸易条件趋于改善。结果就是中国出口高速增长，顺差持续扩大。

　　因此，在“高出”的同时，建议实行“高进”。一方面，继续增加高科技产品、精密零部件和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适当增加最终产品的进口，以满足贸易伙伴增加出口、促进就业的需要。

　　其三，国内分割的市场结构对进口的阻碍大。中国国内商品市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分割是不争的事实。分权式改革、分税制财政和特有的公务员晋升机制，产生了地方保护和国内市场分割。国内市场分割导致不同生产技术的企业都首选进入国外市场。

　　也就是说，中国出口贸易的强劲增长是企业在无法依托巨大的国内需求实现规模经济的情况下而被迫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分割对中国进口的负面影响大于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即相对于出口而言，其对进口的阻碍程度更大。

　　尤其是，中国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加上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利用外资、外贸发展的考核指标，使得中国普遍存在重国际分工、轻国内分工，重国际市场、轻国内市场的现象。因此，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

　　事实上，受访专家认为，只要中国比较优势不发生逆转，顺差应该就是可持续的。例如，2004年～2008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总额累计8689亿美元，而同期德国为11161亿美元。考虑到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分工环境和顺差的经济实质，不能说中国的外贸顺差规模过大。因此，当前宜从互利双赢的思路来看待贸易平衡问题，以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来化解贸易摩擦。□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邓华宁潘晔)

　　《瞭望》文章：汇率僵化引“患”宏观经济

　　找准和把握好人民币的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应成为今后我国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选和前提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邓华宁潘晔

　　针对人民币汇率的热点话题，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近日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认为，与以往不同，此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立场更多的是出于国内的政治压力，“但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僵化，的确是长期以来引发我国宏观经济种种矛盾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造成我国贸易顺差规模过大，容易引起他国不满。国际金融危机前人民币持续升值，已释放了大部分升值压力，今后可择机进一步推行汇率与结售汇制改革。”

　　深化汇改日益紧迫

　　于学军认为，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尚未完善，因此经常会出现汇率定价与市场实际汇率相脱节的情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出现贬值压力，但在2002年之后由于美元持续走弱，人民币又出现明显的升值压力，直至2005年中国进行了汇率体制改革并一次性升值2%。

　　特别是2008年9月，由于金融海啸的突然爆发，使美元收缩以求自保及避险，从而出现美元对欧元、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急升20%以上，结果致使人民币尽释原来积累的升值压力，近年来首次出现了市场均衡汇率水平。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除非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并且自动放弃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一成不变的汇率安排显然不能成立，更何况中国在国际上迅速崛起，并日益成为重要经济大国的时候。

　　在他看来，原因简单，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随时存在，币值肯定随时都会发生调整、变化，15年维系一个盯住美元并且保持“一贯制”的汇率，显然必定会存在许多宏观经济管理问题，“汇率对宏观经济的科学调节也像货币政策一样，在于预调和微调，如果等问题积累到足够程度时，那么大幅变动必将对宏观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冲击。尤其在汇率预期(升或降)明显并吸引大量国际热钱积淀的情况下，此时的调整常常一方面会造成本国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谨防“汇率恐惧症”

　　因而，于学军指出，每到此时必会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而这个时候如果汇率继续维持不动，利率政策即难以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这就是香港实行联系汇率条件下，为何放弃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原因。

　　从中也可以看到，汇率是利率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反过来，利率政策的调整又会影响汇率升降。所以，汇率既是一个“稳定器”，又是一个“调节器”。不论是何种原因，如果致使汇率失去灵活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那么宏观调控必然难上加难。

　　此外，于学军还指出了我国汇率政策上的另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固定汇率，因此在汇率问题上养成了一个严格的“守成”意识，并且由于缺乏市场化的汇率操作经验，甚至有一点谈“汇”色变的味道，仿佛患上了“汇率恐惧症”。他强调，“对汇率政策这样一个基础性、重大的、市场化的宏观经济管理和调节工具，不能再长期置之不理了。”

　　汇率市场均衡是核心

　　于学军建议，当前宜首先制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并确保人民币真实市场汇率水平的大体均衡。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来说，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均衡应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核心原则长期得以坚持实施。

　　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是：一国货币的名义汇率水平不可长期背离其真实的市场汇率水平，否则必然造成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结构扭曲，长此下去必会生乱。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由于人民币事实上存在与美元挂钩并长期低估的问题，遂造成人民币资产价格低廉并成为国际热钱追逐的重要目标，从而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并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现象。

　　若人民币像过去那样估值过低，将来必然依旧吸引国际热钱涌入国内，给我国本已过多的外汇储备增加更大压力，并且进一步导致我国经济比例、结构关系的进一步失衡。反过来，若人民币估值过高，便会形成外汇资金出逃的压力，类似1998年～2000年出现的情况，那将造成流动性抽紧，给外贸出口、经济增长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局面。尤其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未见底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局面将更加危险。

　　其次，应尽快研究废除“结售汇制”，而改为实行自愿开设外汇账户、自愿拥有外汇、自愿买卖外汇，如此才能在国内形成众多的外汇市场主体，有买有卖，并最终发展成为真正的人民币外汇市场，从而可以产生一个人民币的真正市场汇率。也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央银行从一个单边市场的被动参与者，转变成为一个双边的、主动的市场参与者角色。

　　外汇管制多为外汇紧缺状况下的产物，而我国现有外汇储备已经过多并泛滥成灾。因此，从我国外汇现状、更大开放、实现现代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等出发，应从现在起即制定好实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路线图，并起步实施。其好处是：一方面有利于国际贸易，减少不必要的外币汇兑损失，另一方面又可输出部分人民币资金以减缓人民币流动性严重过剩的压力。□

　　《瞭望》文章：规范央企海外工程承包

　　一方面，个别企业的不规范行为成为“害群之马”，损害了央企的海外形象；另一方面，海外工程承包自身固有的潜在风险，亦需引起企业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实习生俞泽

　　4月29日，商务部、外交部、发改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资委、安全监管总局等七部委共同就央企对外承包工程情况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会议有三个重要信号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其一，中央七个部委共同抓一件事；其二，会议透露，2009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实现连续9年的高速增长，全年新签合同额达到1262亿美元，同比增长20.7%；其三，5月1日至年底在全国范围内专项检查主要针对央企的对外承包工程管理。

　　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项目经理赵延龙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之所以能逆势上扬，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效率高而且成本低；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背景下，不少国家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拉动经济，但是欧美发达国家因自顾不暇，对他国的投资减少。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大多愿意对央企进行信贷支持，为中国企业进一步占领国际工程承包市场提供了机会。

　　他介绍道，央企海外工程承包业务的大幅增加，也相应地实现了相关设备产品、技术、劳务的走出去。另外，由于中国向一些相对落后国家采取贷款和工程承包相结合的方式，即中国向该国提供贷款，该国利用贷款招标中国企业承建工程，从而也实现了资金的走出去。

　　今春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曾向本刊表示，此种项目出口方式，将来可能变成主要出口方式，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外贸格局的提升。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是海外工程承包“强国”。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央企在海外工程承包遇到一些掣肘，这正是七部委联查央企海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个别企业的不规范行为成为“害群之马”，损害了央企的海外形象；另一方面，海外工程承包自身固有的潜在风险，亦需引起企业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家从事海外工程承包的央企项目负责人向本刊记者透露，一般而言，中国企业的对外工程承包，需经过中国机电商会和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商会协调，一些大的项目还需商务部协调。但是，个别大公司比较独立，不接受协调，为了抢项目“拼价格”，搞恶性竞争。

　　对此，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向本刊表示，从表面来看央企是“国家队”，但是“国家队”怎么更好地体现国家目标，这个问题当前并没有很好地破题。“一个大的项目如果有三家央企之间恶性竞争，实际上有关部门很难协调。”部分央企出于企业利益的短视行为，将可能对国家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

　　除此以外，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项目负责人还透露，当前，一些资质不足的企业也通过不同形式隐匿在海外承包工程当中。他指出，国外的业主对于项目的要求都很严格，项目都需要竞标，没有资质不可能直接参与承包。“但是，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参与投标的公司有资质，中标以后再转包给其他人，就像借壳上市一样，其他公司用中标公司的资质，付中标公司一定的‘管理费’。”他表示，还有一种可能存在于转包环节，即受分包公司的低价格或高回扣的诱惑，将部分项目转包给资质差的公司。比如，2009年中国山东电力基本建设公司总承建的印度电厂烟囱项目倒塌事故，即系山东电建因转包环节不够谨慎造成。

　　“央企在海外工程承包虽然利润很高，但是风险也非常大。”这位项目负责人表示，海外工程承包经常遭遇工期罚款和质量罚款。以工期罚款为例，在印尼，当地规定中国的普通劳工不能输入，但是该国工作效率又落后于中国。另外，对项目设计和施工的意见不一致也会导致一些“扯皮”现象，再加上离中国的设计院比较远，解决问题需要一定时间。他表示，工期延误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有时甚至高达数百万美元的拖期罚款。

　　“另外，企业还需与当地处理好社会关系，否则也会经常遇到麻烦。”他表示，这种关系不仅包括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也包括和企业、居民的关系。

　　“这些现象暴露出来的其实是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在中投顾问流通行业研究员黎雪荣看来，当前，相当数量的国内企业缺乏全球化的经营意识，跨国管理能力、系统指挥能力都比较落后，信息延误、决策失误、指挥滞后和监控不力的情况比比皆是。另外，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承建地域不断扩张，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需要引起警惕。

　　黎雪荣指出，发达国家的大型承包企业都具备跨国指挥、决策等管理系统，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最先进的装备、最严密的保安和最精确的情报来指挥调度庞大的海外机构系统。这点值得国内企业借鉴。

　　赵延龙则建议：一，应该充分发挥商务部和商会的协调作用，避免中国企业在国外恶性竞争。二，有关部门既要规范对外承包企业的资质，也不能忽视出国劳务人员的素质。三，要加大对海外承包企业的支持力度，不仅仅是信贷支持，有关部门亦可加大智力投资，如针对国别进行投资环境的具体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