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车站一瞧，不觉大惊。见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忙问女士：“这大铁桥几时建造的？”

　　女士道：“足有二十年光景了，宣统二十年，开办万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那时，上海人因往来不便，才提议建造这桥的，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就开在浦东呢！浦东到上海，电车也通的。”

　　我道：“怎么桥面上不见有电车轨道？”

　　女士道：“云翔，你总是四十年前的老知识。方才我同你不是坐过电车么？那电车不是在隧道中行走么？”

　　我道：“不错，方才电车果在隧道中行走的。但是上海到浦东，隔着这么大一个黄浦，难道黄浦底下也好筑造隧道么？”

　　女士道：“怎么不能？你没有听见过，欧洲各国在海底开筑市场么？筑条把电车路，希什么罕。”我听了，不胜奇诧。

　　……

　　被门限儿一绊，“拍塌”一交，就此跌醒。见身子依旧睡在榻上，一个女人站在榻前，却正是好友李友琴君。才知方才的，乃是一场春梦。今年依旧是宣统二年正月初一，国会依旧没有开……

　　女士笑道：“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我道：“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把这梦记载出来，以为异日之凭证。”女士就瞧着我，一句句地写，写至上灯时候，方才完毕。

　　外省青年进上海

　　这位名叫陆士谔的青年，1879年出生于青浦(今属上海)朱家角。当时的青浦，归江苏省管辖，偏僻落后。直到1895年4月，该县才第一次拥有机动航船，载运客货通往外埠。

　　原是书香门第、三国陆逊后人的陆家，由于“洪杨乱起”而家道中落——“乱事定而故居半成瓦砾，于是艰苦经营，省衣节食，以维持家业，及今已逾二代，犹未复归”。

　　陆家子孙屡屡提及的例子是：当时家贫，吃饭没有小菜，梁上挂着一条咸鱼，孩子们看一眼咸鱼，吃一口饭。如果孩子眼馋，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大人就会叫：“咸死了，咸死了！”提醒他们不要多看。

　　在这样家庭中成长的陆士谔，喜读“稗官野史”，幼年时还曾跟着朱家角名医唐纯斋学过几年中医，但作为家中长子，他最大任务是养家——14岁那年，陆士谔离开青浦，独身一人闯荡上海。以今天的视角来看，100年前的小陆就是一名怀揣梦想赴上海的“打工者”。

　　彼时的上海，洋行遍地、富商云集，但这不是穷小子陆士谔的天下——没有钱，没有亲戚和门路，带着一口青浦朱家角乡下口音的他，只能在“典当行当学徒，街上敲锣、卖唱、作韵书”。

　　3年后，看着儿子闯荡上海并不成功，干的都是“低等营生”，秀才出身的陆父让士谔回青浦，继续研习中医。

　　学医之余，素喜剑侠小说的陆士谔，“所读既多，未免技痒，遂于诊病之余，摇笔舒纸，作剑侠小说。在当时不过偶尔动兴，聊以自遣，不意出版之后，竟尔风行，实出余意料之外。”

　　据《陆士谔年谱》，1900年前后，陆士谔再次闯荡上海，此行，已经21岁的他结识了世界书局的经理沈知方，以及孙玉声。

　　孙玉声这时在福州路麦家圈(今上海山东中路、广东路一带)开设上海图书馆，知道陆士谔学过医，就劝他一面写小说，一面行医，且允许他在上海图书馆设一诊所。

　　作为医生的陆士谔，寂寂无名，难以糊口，不得已，只得一边创作小说，拿给各出版社赚些稿费；一边利用诊所门面，出租小说书籍供人阅读，聊补家用。

　　撰写于1910年的《新中国》提及，面对房东大年初一“恭喜发财”的客套，31岁租房居住的陆士谔还礼不迭：“我是半生潦倒，一世清贫，这发财，只好瞧着阁下发了。”

　　因为撰写小说的缘故，陆士谔结识了浙江镇海茶商之女李友琴，后结为夫妇。李友琴是陆士谔小说的“粉丝”，是一个文艺女青年，爱慕陆的才华，所以不嫌其寒素，愿意下嫁，并多次为士谔小说写序、跋及总评。在《新中国》一书中，李友琴还以书中人物出场。

　　沪上发迹

　　陆士谔在上海滩的发迹颇有些偶然。

　　1915年，妻子李友琴病故，身为医生却无力挽救妻子的生命，眼睁睁看着她英年早逝，陆士谔悲痛不已，“常以医术不精未能挽爱妻为憾，遂更发奋钻研医学”，出医学专著多部。

　　结果，远避松江的陆士谔，“自《医学南针》出版而后，远客搭车来松者，旬必有数起，均系久年杂病。”

　　1925年，直系军阀孙传芳与奉系军队在松江等地展开战争，陆士谔关闭位于松江的诊所，“避难来沪，聊假书局应诊，无意久居”。

　　不想，在福州路鱼龙混杂、烟花遍地的贫民窟中，陆士谔被一富商相中——有一广东富商路过上海图书馆，看到士谔正为病家诊脉开方，就上去攀谈。一交谈，觉得陆士谔精通医学，请其出诊，为妻治病。

　　此时，富商之妻已经骨瘦如柴，气若游丝，卧床月余，遍请名家诊治，病情却日见沉重，饮食不思，气息奄奄。富商请陆士谔来看病，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诊脉后，士谔开好药方，说：“先吃一帖。”第二天，富商又到诊所相邀，说病人服药后就安然熟睡，醒来要吃粥了。也是医缘，如此这般，经过半个月的诊治，病人竟霍然而愈。富商感激不尽，不但重金相酬，还出钱登报鸣谢了整整一个月，陆士谔由此医名大振。

　　陆士谔嫡孙陆贞雄介绍，出名后的陆士谔，用12根金条向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当时沪上人称“江北大亨”)购下汕头路82号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正式有了自己的宅所，青浦穷小子变成了“沪上十大名医之一”。

　　正在孕育之中的巨变

　　其时上海各路人等繁杂，风云暗涌，之后中国社会的许多重大变化，仿佛一个秘密，正静静孕育在黄浦江畔的繁荣与杂乱之中。

　　陆士谔的汕头路诊所旁，有一户大名鼎鼎的邻居，那就是中共六大前后中央政治局的秘密办事处，它的后门就在汕头路44号，从1927年9月起，邓小平、周恩来、秦邦宪(博古)等中共高层干部在此工作，历时3年。

　　据陆贞雄介绍，文学巨匠巴金，当时也是汕头路82号的常客。原来，巴金的弟弟李济生要开一家出版社，而巴金与陆士谔三子陆清源是文友，于是就租借陆士谔的西厢房开办了平明出版社。

　　发达之后的陆士谔没有丢掉自己写小说的爱好，诊治病人之余，依然摇笔舒纸，沉浸在自己的小说世界。

　　据陆士谔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田若虹教授考证，活到66岁的陆士谔，一生写过上百部小说，涉及各个类别。

　　如《血滴子》，此书以逸闻压过正史，使得世人多以为雍正之传位和丧命，出自血滴子之手；又比如《新上海》，成为谴责小说的代表，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新上海》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等并列；以抗击八国联军为题材的小说《冯婉贞》的部分内容被编入《清稗类钞》，后又被编进历史课本……

　　可是，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中，陆士谔地位并不高，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多处提及陆士谔，称其作品“不足观”或是“粗制滥造之讲史”。

　　然而，陆士谔小说中大量对于中国未来社会的想象，却在今天变成现实。

　　如：“马路中站岗的英(国巡)捕、印(度巡)捕，一个都不见，就是华捕，也都换了服式，都穿着中国警察号衣”；“跑马厅”(今人民广场)里建起“新上海舞台”(今此处确实建起“上海大剧院”)；“现在治外法权已经收回”，“洋人变得谦和”；“汉文汉语成为世界公文公语”；“中国制造了‘醒狮’号飞舰，居然能将国人送上月球”；“且已实行社会主义”……

　　一个家族的坚守

　　也许人们很难理解，在100多年前，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穷医生，为何热衷于在小说中构想未来、谈论中国政治。比如，辛亥革命后仅一个月，陆士谔就创作了小说《血泪黄花》，热情地歌颂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

　　翻看陆士谔的家族史，一切都会明晰起来：

　　陆士谔兄妹4人，大弟陆守经，191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批留学名额，和竺可桢、胡适、李平等人一起赴美，后获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淞沪护军使秘书长、沪军都督陈英士(陈其美)的秘书、上海审判厅厅长等职。

　　二弟陆守坚，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铁路专科，后赴美国旧金山大学留学，专攻土木工程，回国后，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秘书，后又从事中国的交通工程建设工作。曾任沪杭铁路沪嘉段段长等职。

　　妹妹陆灵素，南社杰出女诗人，被南社社长柳亚子先生誉为“颇娴文采，嗜南北曲”的佼佼者。1906年，陆灵素赴安徽芜湖皖江女校，与陈独秀、苏曼殊(孙中山的秘书、南社著名诗人)同执教鞭。

　　陆灵素的丈夫刘季平，人称“江南刘三”， 因参与谋刺两江总督端方而闻名，后被黄炎培救出。撰写《革命军》的邹容冤死狱中后，刘三冒着株连杀头的危险，在万人冢里寻得好友邹容的遗骨，将其埋葬，一度传为革命佳话。

　　促成刘季平和陆灵素婚姻的，就有长兄陆士谔。陆贞雄说，陆士谔处方笺上的红印章，即出自刘季平之手。

　　在这样家庭氛围的影响下，陆士谔次子陆清廉(又名陆凤翔)在苏州中学读书时，逢“九·一八”事变，他参加了赴南京的学生请愿团，要求国民政府抗日。后受胡绳等人影响，一起创办社会科学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5年9月，陆清廉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武乡、清丰县委书记等职，1949年随刘邓大军南下。

　　陆士谔长子陆清洁，继承陆士谔行医、著文的衣钵，17岁到杭州行医，创办了《清洁报》，历任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浙江省中医医院院长、神州国医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等职；三子陆清源，和施蛰存相熟，以行医所得创办了《十日谈》出版社，解放后，他与施蛰存合作编选《外国独幕剧选》。

　　半世纪的流变

　　这样一个看似鼎盛一时的家族，在解放后的若干年内，遭遇“重创”。

　　先是陆灵素1957年中风去世；接着陆清源及陆士谔几个外孙，共5人被打成“右派”；1958年，陆清洁因“肃反扩大化”被捕，不久在狱中去世；同年，已经升任冶金工业部华东矿山管理局局长的弟弟陆清廉，在北京开会返回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也是在1958年，陆士谔祖居的江苏青浦县，被划归上海，被一同划入的还有江苏省的嘉定、宝山、松江等县，一夜之间，上海的面积从1949年的636平方公里扩大到5910平方公里，成为全中国屈指可数的超大城市。

　　可惜，梦境中设想着“新中国”的陆士谔早已看不到这一切——1944年，66岁的他因中风，卒于汕头路82号寓所。

　　陆贞雄在那段特殊时期，也受累不少。

　　“‘文革’期间，我们家很惨，大哥陆贞元先是被莫名其妙地辞退，后来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批斗致死……”“以前家里留下来很多书，后来被抄家，红卫兵来了一拨又一拨，书都烧完了，烧了三天三夜。”

　　“还有好多东西被卖了，父亲死了，家里没什么维持生计，只好卖东西，如果那些东西留到现在，应该能值不少钱……”

　　陆贞雄本人早年在上海国棉31厂当维修工，因出身不好，想加入团组织都不让。改革开放后入党，让他“有种很强的翻身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他辞职下海，开了家照相馆。

　　一晃，18年过去，照相馆还是那个照相馆，但是，陆士谔当年的旧居——汕头路82号早已不复存在，“都拆了”，陆贞雄也一路5次搬迁。“没办法，那个地段太好，要拆迁。”

　　随着上海世博会的到来，陆士谔研究渐热，陆贞雄和陆星这对以拍照为业的父子，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有意识地搜集陆士谔及其家族的资料。有一段时间，陆星还特地跑去找寻健在的长辈们，询问陆士谔当年的生活轨迹。

　　2010年5月1日这一天，上海世博会开幕，沪上游人如织，他们乘坐陆士谔预言过的地铁，穿越过江隧道，来到浦东，排起长队，期待着一场令人目眩的嘉年华。而陆贞雄父子二人，在青岛路57号那间不足十平米的摄影室内忙活个不停，第二天，他们一家3口准备去浙江安吉，因为“这几天外地人都到上海，那我们就去外地，平衡一下”。

　　“我和老伴、儿子，一家三口，现在都是世博会的志愿者。”陆贞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