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钊说：“我们不会当头，因为做超级大国很累。”美国学员则毫不谦虚：“我觉得我们没的选择”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 北京报道

　　大屏幕上显示“China：the Good，the Bad and the Ugly”，原本安静的会议室里爆发出美国人爽朗的笑声，这个题目让他们想起那部再熟悉不过的西部片《好坏丑》(又名《黄金三镖客》)。

　　“这是我最喜欢的美国电影。”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以此开始他的演讲。

　　他演讲的题目是“中美关系与中国政治体制”，听众是近20位来自美国陆军部、海军部、国防部、空军总部、国土安全部、核管理委员会、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农业部、商务部的高级政府官员。

　　“他们相当于中国的厅局级干部，是美国政府部门最重要的主管，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其所管理部门未来的对华决策乃至美国国策的制定和管理。”孙哲向《望东方周刊》介绍。

　　这是美国政府“全球领导力”高级培训班在中国的第一课，作为此次项目的总负责人，孙哲说：“这么有针对性、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全球领导力与中美关系培训项目，在中国还是首例。”

　　4月19日至23日5天时间里，美国官员们学习了“中国公众对美民意”、“中国的政党体制”、“中美关系中的中国战略”、“中国公共政策决策”以及中国的环境、经济、军事、台湾问题、核政策、能源政策等一系列课程。他们还访问外交部并深度座谈。考虑到大多数人第一次来华，主办方还特别安排他们游览了长城和故宫。

　　一切对美国官员来说都很新鲜。来自美国农业部的一位官员想在课程间隙去北京的菜市场看看，“想看看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菜篮子。”

　　本刊记者全程跟踪采访了这次培训，课堂上，既有欢笑也有激烈交锋，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浓缩了中美关系的阴晴冷暖。

　　代表团中有6位具有军方背景

　　此项目由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最早提出，不过由于无先例，在中国外交部和教育部立项批准就用了很长时间。

　　美方学员由美国联邦行政学院负责组织，该学院直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相当于中国的国家行政学院，培训对象是联邦政府部门中“最有才华和最有前途的优秀人才”。

　　“我们告诉联邦政府各部门有一个到中国培训的机会，感兴趣的部门就提名最适合的人选，”该学院首席运营官约瑟夫。克雷默告诉《望东方周刊》。

　　孙哲对美方学员的唯一要求是：必须是在联邦政府任职超过10年的高级行政官员。一般来说，美国的公务员被分为1~15级。而高级行政官则位于政务官(由总统任命，国会批准的各部部长、副部长)之下、1~15级普通公务员之上。

　　这批官员不与执政党共进退，带有“终身制”的特点，目的是保证美国政府运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代表团中有6位具有军方背景，这让孙哲多少有点意外和兴奋。“如果把中美关系比作一张板凳，凳面是民间交流，两条腿是政治和经济交流，很容易重心不稳，如果加上‘军事’这第三条腿，就相对比较稳定。”

　　民主模式能否“中国制造”

　　第一课，孙哲用动画片《美女与野兽》中的“双面神”作比喻，直言中国模式的成就以及中国和平崛起所面对的挑战。

　　在经济成就之外，孙哲着重介绍，一个更加自由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形成。另一方面，中国崛起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仍有3500万人的日均生活费不到1美元，每年有1.2亿人从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到2030年，中国会有4000万超过65岁的高龄人群，2008~2009年失业人数达到2600万。

　　孙哲告诉他们，尽管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增长4倍，达到小康水平，但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有必要“反思已有增长模式”。

　　按照他的观点，中国发展的复杂图景，引发了仰慕和恐惧的混合反应。一方面，西方一些人士非常担心中国模式会对西方民主模式造成冲击，因为这可能是一条真正的非西方式的成功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但它是一个相对稳定和改革成功的国家。 

　　孙哲直言美国的民主模式正在因为美国糟糕的外交行为和中国的崛起而失去国际吸引力。而中国崛起吸引了世界目光，让人们思考民主模式之“中国制造”的可行性。

　　至于民主模式“中国制造”的具体路径，孙哲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国应有一个更为清晰、详尽的民主目标，可以借用儒学中“仁”的理念来进行政治创新，因为“仁”包含着政治清明和保护人权的基本理念。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慢慢转变为一个“良性的非自由主义形式的政府”美国人可能就不会有太多负面的感觉。

　　来自美国海军部的一位官员将这堂课评价为“开放诚实的思想交流”。

　　他们对“中国模式”其实所知不多，不过来自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疫署的一位官员却有直观感受。这位每年都要同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就水果进出口问题谈判的官员说：“我的中国朋友经常开玩笑说，你们审批通过一个项目需要两年，而我们签个字盖个章就好了。”

　　美国官员的“反弹”

　　在“中国公众对美民意”讲座中，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传杰向美国官员展示了10年来中国公众对美国印象的变化。

　　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对美国第一印象”一题，41.6%的受访者选择“富有而强大的国家”，37.4%的受访者选择“战争”，24.5%的受访者认为其是“全球政治力量”；而在2009年，只有27.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富有强大”，28.7%的人选择“傲慢”，25.9%的人选择“民主和自由”，另有17.8%的人选择“世界警察”。

　　张传杰认为，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印象呈现多样化趋势，并越来越多地同政治相关。

　　有趣的是，这一数据引起不少美国官员的“反弹”，他们多次发问：“你的调查对象能否普遍代表中国公众的意见？”“中国公众对美印象是否跟中国政府多年通过媒体设置涉美议题有关？”

　　“为什么中国人一边看着好莱坞大片，一边却在指责美国傲慢？这就好像吃了美国糖果，却向我们扔炮弹。”列席旁听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人古德丹，虽然已在中国生活多年，却坦承不了解中国人的心态。

　　张传杰还给美国官员猜了一道谜题：“性别、年龄、学历、财富、北京/上海这些选项中，哪项同对美喜厌态度直接相关？”

　　有人猜年龄：中国的年轻人更喜欢美国；有人猜学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待美国会更加理性；还有人猜财富：富人比穷人更喜欢美国。

　　当张传杰公布答案是“北京/上海”，即“北京人更不喜欢美国，上海人更喜欢美国”时，美国学员觉得“这很愚蠢”：“为什么？能不能举个例子说明什么东西上海人喜欢，北京人却偏偏不喜欢？”张传杰开玩笑说：“你知道，就像耶鲁和哈佛，是一个道理。”

　　对于中国公众对美民意是否真正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官员也表示存疑：“当中国人对美国对台军售表现得很生气时，中国政府的外交措辞会变得强硬一些，可是我看不到中国外交政策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一位美国官员在课后告诉本刊记者，他的疑惑并没有解开，“演讲没有让我得到有用的结论。”

　　“国家领导人阅读的报刊由谁来决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本打算讲“转型中的中国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但却花了2/3的时间给学员们讲述中国的政党体制。

　　美国人对这堂课表现出了令人惊诧的浓厚兴趣。当薛澜把介绍中国国家机构的PPT迅速翻页时，美国官员却纷纷开始记录，并比画着“再倒回去”，薛澜只好一一详细讲解。

　　美国官员提出了很多问题：“中联部、统战部、外交部有什么区别？”“中联部是不是只专注于同社会主义政党的联系？”“你们国家领导人阅读的报刊由谁来决定？”

　　还有学员对发改委和五年规划抱有浓厚兴趣：“你们的五年规划是哪个机构制定的？”薛澜说，他们之所以对此好奇，是因为美国政府只有在经济危机爆发等特殊情况下才会启动振兴经济等政策，而中国的规划性和决策效率是“中国特色”，也是美国没有的。

　　薛澜对2005~2010年中国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进度表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正在发生变化：原来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内部协调拍板，现在是政府内机构联动、民间智囊充分建言献策、平衡相关群体利益、重视国际社会舆论和公众反馈的更透明更高效的决策机制。

　　对此，多位美国官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对中国的印象就是“一党专制”，党和政府是直接画等号的，“没想到中国也会通过讨论来解决问题。”

　　当薛澜提到中国的地方政府确实存在低效率的状况时，有位美国官员自嘲说：“先生，你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效率低下吗？去美国看看。”

　　“韬光养晦”之辩

　　5天课程中，对于中国“韬光养晦”外交战略的讨论贯穿其中。

　　在陶文钊主讲的“中美关系中的中国战略”一课中，这个问题成为焦点。

　　当他讲到“实际上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更关注内政”时，美国学员尖锐地发问：“中国一直强调自己很穷，强调关注内政，但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中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你们的立场会是什么？”

　　“稳定、和平、繁荣。”陶文钊答。美国学员对这个回答显然并不满意，他开玩笑说：“这又不是选美比赛。”

　　陶文钊说：“我们不会当头，因为做超级大国很累。”美国学员则毫不谦虚：“我觉得我们没的选择。”

　　来自美国空军总部的官员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事实上中国已经放弃韬光养晦，在诸多国际事务上表现强硬。言下之意是，既然如此，又何必口口声声称自己还要韬光养晦呢？

　　中国国防大学少将杨毅在他主讲的中国军事一课上与美国官员再次交锋，他从中国军费增长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中国军队曾经“韬光养晦”，现在只是在弥补特定时期这一政策所欠下的历史账；二，军队要壮大，必须留住人才，发展科技；三，中国军备的发展也是为了向世界和平提供更好的条件。

　　“事实上，中国确实正在崛起，韬光养晦的策略也有了新含义。”杨毅解释说，只要中国在崛起，就会背负“威胁”的罪名，躲是躲不掉的。既然如此，中国就只能在遵守国际社会规则的前提下走自己的和平发展道路。

　　对台军售是“政治侮辱”

　　美国官员：美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但从大背景来看，台湾问题不是中美之间最困难的问题，您怎么看？

　　杨毅：我的建议是，美国无需做任何事情插手两岸事务，只需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浪费你们的资源。

　　美国官员：美国正是这样做的。

　　杨毅：但对台军售的行为却无法佐证你的观点。美国有人说，中国曾经容忍美国对台军售，为什么这一次反应这么强烈？这是因为现在的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地区和双边的范畴，成为一种应付各种挑战的全球伙伴关系。美国在此时对台军售，对中国是一种“政治侮辱”。

　　美国官员：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我们有“与台湾关系法”。我们完全尊重中国的立场。

　　杨毅：台湾问题是政治问题。单纯从武器装备方面来讲，美国对台湾军售并不能阻碍我们统一大业的最后进程。

　　这是杨毅在课堂上同美国官员另一场交锋。曾经担任过5年驻美海军武官的杨毅对美国人十分了解。“他们不喜欢虚伪，他们尊重有实力的对手。”所以他认为，坦承自己的观点并不会被美国人认为“强硬”，“他们反倒更尊重你。”

　　有人问他怎样理解中国“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他的回答是“我们不会主动出击，但一旦遭遇战事挑衅，我们不光要防卫，也不会限制打击”。

　　你绝对想不到中国会是这种景象

　　“比起关起门来研究中国，‘建构’中国，来到中国逛逛超市，看看中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听中国人自己评价中美关系和中国模式，更加有趣。”一位美国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美方将此次培训称为“全球领导力”课程。孙哲认为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美国自己要做全球领导者；二是他们选择学习中国，把全部培训内容定为中国，至少说明美国人认为中国也是全球潜在的领导者，或者他们意识到，要想做领导者最重要的就是学会跟中国打交道。

　　30年前就曾学过中文的美国国防部某官员，直到最后一天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才“秀”了一下自己的中文，这让孙哲大吃一惊。

　　“这不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吗？30年前就学过中文，却从没有到过中国，现在他通过这次培训了解到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孙哲说。

　　孙哲认为中美关系“贵在互信，难在民意”。而这只是沟通的第一步。他透露，除了这一项目以后要每年做下去之外，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已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克高级培训中心签约合作，希望能共同开展对美国有关地方州、市一级官员的培训项目。

　　孙哲相信这样的交流会起作用，“去外交部访问，美国学员都以为会有很繁琐的安检和审查，结果我们开着车就进去了，外交部官员很开放，学员们直呼没想到。 因为他们连进美国的国务院都会非常麻烦。”

　　还有一位学员向远在美国的母亲描述他所看到的中国：“你绝对想不到中国会是这种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