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梦归何处

　　文/卞君瑜毛空军

　　一方面，“民二代”拥有更为强烈的城市情结，权利意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对生存现状的迷茫，令他们很容易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

　　2010年春节刚过，一场缺工潮席卷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媒体争相报道这些地区农民工劳动力的短缺带给企业的生存危机。

　　而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外来务工人员劳动力市场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一位北京西客站地区的民警向记者描述：元宵节前后，北京西客站每天平均滞留300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地上地下黑压压到处都是人。这些在春节后潮水般涌到都市的农民工，一时无处安身。

　　一份来自科研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目前中国近2亿的农民工队伍中，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农民工占到60%以上，成为当前农民工队伍中的主体。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针对这部分农民工，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又叫民二代)”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浙江大学理工学院管理分院副院长游建章这样描述新生代农民工：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三高一低”

　　25岁的王成标在宁波劳务市场已经转了3天，他想找一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除了工资上有要求之外，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上班的地方，要有网吧，因为他喜欢上网，但是，这个条件，很多企业却满足不了他。记者在浙江、北京两地调查的100多名“80后”和“90后”农民工中，90%以上的人业余生活以上网聊天为主，因此，工作场所附近有没有网吧，成为他们择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来自河南安阳的张宝峰刚刚21岁，已经来宁波务工两年了。春节前，他在宁波鄞州区洞桥镇一家五金厂工作，每月工资2000元左右，但他辞职了。张宝峰说，他之所以辞职，并不是嫌工资低，主要是这家五金厂是个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从事的都是简单的零件加工工作，而他很想学门手艺。“干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就是透支青春，等年纪大了，体力不行了，又没有手艺，企业也就不要你了。人要可持续发展才行呀。”他说。

　　听到他说出“透支青春”、“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词语，记者有点意外。一问才知道，张宝峰的老家比较重视教育，他读完高一后，由于成绩不太好，同时又急于到南方闯荡，便来到宁波务工。今年春节他回老家过年，但感到自己已经不习惯农村的生活了。“我家就我一个男孩，父母很疼我，我从小就没干过农活，既不会种田，也不想种田。过年回去呆了几天，心里闷得发慌，我更喜欢城市，城市的生活多姿多彩。我父母也不靠我赚钱，他们希望我能留在城里，我也想永远留在城里。”张宝峰说。

　　生于1987年的吴建是湖北人，他重新找工作的理由很另类：原来的单位里清一色都是男同事，耽搁了自己的终身大事。说到这个理由时，小伙子挺认真的，逗得旁边那些年长的求职者哄堂大笑。见大家笑了，他的脸也变红了，不过他强调自己说的是真话。

　　3年前，吴建高中毕业后到北仑的一家船厂工作，到去年下半年，他每月收入达到2500元，这令他很满意。但是，船厂里全是男同事，生活太单调，船厂周围的企业也很少有女孩子，吴建想找个对象都很难。虽说春节回老家也能找对象，但时间太短无法深入了解，往往谈不成功。“找对象还是找在一起工作过的好，这样志同道合，能相互理解。”吴建说，他希望新找的单位男女员工都有，而且有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这样大家可以在一起工作、娱乐的同时，找到自己喜爱的人生伴侣。

　　老家在云南的赵学治也有同感，他原先在宁波象山的一条渔船上工作，每月收入有3000元，但他还是要放弃这份工作。“出海一去就是半个月，看来看去就是船上那么几个人。”赵学治说，他30岁了还没找到对象，和自己的工作有很大关系，他也想找一个女同事多的工作单位。

　　新生代农民工在找工作的时候，对工作环境都有特别的要求，在记者采访的正在找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多人首先问到工作时是站着还是坐着，宿舍有没有空调等。

　　《意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概括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吃苦能力低。

　　而在缺工荒和新生代农民工异军突起的情况下，记者发现，一些企业也在努力地迎合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要求，有媒体将其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逼企业加快产业升级”。

　　“没有家的感觉”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将打工收入寄给家里，而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家中似乎也很少对他们提出经济上的要求。与父辈的“生存型”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多属“发展型”，打工赚钱养家已不再是他们最主要的动机。

　　而与父辈的另一个区别是，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因为有着更多的企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除了待遇上有所要求外，对精神方面的要求也很高。而这种挑剔，也让企业主们感到很是“头疼”，有的企业为他们专门建起了休闲区，以供大家消遣用。宁波江北一家电子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对记者说，现在的农民工，很难伺候，一点苦都不能吃，并且脾气也大，一点不如意，就扔挑子走人了。

　　记者采访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发现虽然生活在城市，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内心其实还是孤独的。他们每天工作在流水线上，到月底拿到手的是微薄的薪水。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王成标的父母是典型的“民一代”，自己被父母留在老家的爷爷奶奶身边一直到上初中。爷爷奶奶年事已高，管不了他，他自己学习一直好不了。初中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到了宁波。来了之后，他就被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迷住了，“做一个城市人

　　真好！要啥有啥！”王成标说。

　　后来，他才发现，虽然城市这么美好，但是属于他的却不多，他的父母租的是小区的车库，又潮又湿，空间又小，就这，还占去了母亲半个月的工资。同时，他还发现，在城里打工是很累的活儿，他的父母都在一个电器加工厂做杂工，每天回来累得倒床就睡，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王成标忽然也感到空虚和失落。

　　王成标在16岁的时候，终于拥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母打工的厂里做杂工，但是干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就不做了。“那活儿太累了，我根本干不下来。”王成标说。此后，他就游荡在城市，从而学会了上网，学会了把头发染成黄色，有些东西虽然买不起，但也让他认识了。

　　18岁的时候，在父母的好生劝说下，他进了一个工具厂学起了车工，这一学就是两年，终于出师了。此后，他就在这个城市以打工为生。王成标说，这几年，他一共换了六七份工作，但是一直没有赚到钱。谈到换工作的原因，要么是“工作太苦”，要么是“车间主任的脸色难看”，要么是“不适合自己”。过了今年春节，他看到招工的多了，心就又活了，把原来的工作给辞了，重新找起了工作。

　　对于未来，王成标说他心里一直没有底。与他的父母辈相比，他的生活状态一直也没有改变，租住在最便宜的民房里，一个月的房租要400块左右，他曾想买一台电脑，但是又

　　怕放在这样的房子里丢了，同时又因为生活不安定，他也不敢接网线，所以，每个月到网吧上网，都要花去一笔钱。王成标很想在宁波拥有一套房子，过上那种像模像样的生活。但是他知道，这些都是“想想而已”，城市的门槛太高了，像他这样的情况，将来唯一的退路，还是在遥远的农村。而对农村，王成标说，他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乡间的气息对他来讲已经陌生，这几年，他过春节也不愿意回去，因为回去实在适应不了老家那一下雨雪就泥泞的乡间小路和一到晚上就黑乎乎的天地。他不知道这种生活何时是个头，但是他只能就这样往下走。

　　和王成标相比，小白在宁波已经打工10年，他说他有技术，但是就是融入不进这个城市，户口、工作、房子，都是一道道门槛，“我就是一天24小时上班，也买不起一套房子。并且随着年龄越大，会越来越感到失落。”

　　因为没有归属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讲，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边缘。与父辈们不同，他们有自己的追求，法律意识也高，如果稍有些不如意，他们就会去找有关部门投诉。他们很关心国家事关他们的改革问题，例如户籍、居住、劳动环境等，但是和以前一样，他们还是找不到“方向”。“两会”期间，记者曾走访了100多名新生代农民工，发现他们拥有更为强烈的城市情结，自主意识、权利意识也在增强。他们大部分都表

　　示不打算返回家乡，而是准备“在宁波生活下来，做新宁波人”。

　　接受记者采访的农民工都会对记者说，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努力在寻找自己的快乐，但更多的时候，感到的还是城市的“冰冷”。谈到媒体上都在报道的“民工荒”，他们会说，其实没有民工荒，城市的高房价和生存压力，把大家都吓跑了。一名来自山东的农民工说，现在中国缺的不是农民工，而是如何让农民工在城市中有“家的感觉”。

　　迷茫之后

　　在大量“民二代”涌入城市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其中犯罪问题尤其突出。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针对2008年、2009年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做了一项专门调查，2008年，该院受理的“80后”、“90后”农民工犯罪人数为1591人，2009年为1684人。

　　据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介绍，2009年全年，该院共受理审查起诉的占总数56.2%的犯罪嫌疑人都为“80后”农民工，其犯罪最显著的特点是以谋取不法经济利益的侵财性犯罪为主，尤其以盗窃、抢劫犯罪最为突出。

　　而另一名北京市某监狱的工作人员对记者忧心忡忡地表示，目前，“80后”、“90后”外来务工人员犯罪现象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对比之下，“80后”犯罪多以侵财为主，刑期相对较短，但是，“90后”外来务工人员的犯罪呈现多样化，刑期从有期到死缓不等。

　　江东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分析，首先，一些“民二代”进城后心理失衡、抗生活压力能力差。他们多为独生子女，虽然生在农村，但父母对他们偏爱有加，从小娇生惯养，很少干过农活。他们一方面对电视、电影里看到的“高档次的生活”心生艳羡，另一方面却又不具备勤劳致富的耐心和能力。但又心有不甘，于是铤而走险。很多“80后”农民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都是因为“干活辛苦，盗窃、抢劫来钱快”。

　　其次，不少“民二代”文化素质较低，法制意识非常淡薄。大部分人读到初中，有的甚至是小学就选择辍学。由于素质偏低，生存技能差，适应城市生存能力不强，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收入又低的工作，并逐渐沦为城市新的贫困群体。再加上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本身的法制观念淡薄，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无独有偶，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有一项数字调查表明，近年来，在他们处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中，有70%都是新生代农民工。宁波市海曙区法院主管刑事的副院长张丹丹称，他们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90%都是“民二代”。这个数字令政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深感震惊，宁波市中级法院刑庭的法官表示，他们今年将把此作为一项重点课题来调研。

　　对此，一些社会学专家指出，因为现行的体制和经济能力，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他们希望给自己的梦想找一个寄托的地方，但是，他们不能一直面对迷茫。

　　话语：

　　在监狱中采访了近20起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案例，我总结出，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直接或间接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文化程度较低。新生代农民工服刑人员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的居多，其中绝大多数初中尚未毕业，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导致职业技能差，谋生能力弱，大多集中在对职业技能没什么特殊要求的服务业和建筑业两大领域。犯罪频发区也集中在这两大领域。

　　2.法制观念淡薄。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法庭上交代完犯罪情况后，甚至会问，我可以回家了吧？他们很多实施了犯罪行为还不知道已经构成犯罪。

　　3.生活水平、质量较低。由于他们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占有比例较低加上社会分配不公，对财富的认知程度缺乏，价值观念迥异，自我价值无法体现，干任何事情都以自我为中心及羡慕同龄人的生活方式等诸多客观原因组成。

　　4.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生存状态，将视觉和现实人为地画上等号，缺乏明确的心理归属感和生活自信心。由于他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无法加入社会的主流。容易被社会忽视，造成一种被抛弃和遗忘的错觉，极容易出现人格上的自卑、畸形，乃至较强的反社会情绪，加重了心理无法承受的能量，一旦这种能量爆发，将给社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5.就业状况不稳定。他们在出门打工之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往往听信老乡或熟人的介绍，在不做任何调查了解的情况下，带上很少的路费和生活费就来到完全陌生的大都市。由于盲目流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形势严峻(今年年初乃至春节后形成的用工荒问题另当别论)，加上一些用工单位和个人不讲诚信拖欠工资，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体系及相应的救济手段很不完善，恶化了农民工生存环境，从而诱发了犯罪。

　　6.生活以同乡同村等方式结群或者组织为主。选择在一起打工谋生的目的，一来彼此互相有个照应，二来可以用家乡话欺骗客户和偷工减料。这种方式就成了诱使他们步入歧途的温床。

　　7.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造成了社会地位极大落差，产生失衡心理，而引发犯罪。他们既羡慕他人出手阔绰，尽情享受生活，又不愿意通过双手去创造财富，就会铤而走险实施不劳而获的犯罪行为。

　　8.文化生活单调。业余生活枯燥乏味。由于长年累月过着一种重复的“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基本没有什么业余文化活动。即使有一点空闲也通过打牌、赌博、看黄色录像、上网等方式消磨时间。他们学习效仿影视、网络游戏中的抢劫、盗窃、伤害等犯罪伎俩，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9.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和救济。农民工生存环境恶化，政府保障手段滞后和不到位，从而诱发犯罪。

　　10.边缘化的生存状态。

　　11.社会不良思潮的引导。

　　——毛空军

　　对待二代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与其在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之后再“打击、保护、挽救”，不如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成长环境。当前的形势下，一是要改革户籍制度，努力消除农民工的身份限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消除农民工的身份限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二是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涉及面广、难度大，必须有法可依，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要坚决消除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政策，补充和完善保护其“国民待遇”和合法权益的条款，同时，要尽快出台针对农民工权益维护统一的法律、法规。针对农民工目前依法维权能力较弱的情况，要动员各有关方面，开展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政府各部门共同协作，优化社会环境，加强社会管理，合理分配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为二代新市民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使外来农民工能在当地安居乐业，融入社会主流文化，降低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性。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世宇

　　福音：2010年3月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针对金融危机发生后，一批非法经营者欠薪逃跑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人社部已经向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刑法》，增加欠薪逃逸罪。

　　(实习生谢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