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涉及的财政预算审批程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副教授朱大旗对《法治周末》记者介绍说：“地方政府经过立项和论证后，应形成一个项目预算基本方案，提交至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人大常委借助其下的预算工作委员会做专业审查，再提请人大审批。人大审批后，将预算案交由当地财政局批复预算后，再按照预算执行拨付。执行过程中，如遇变化预算需调整，一般由人大常委法对此调整进行审批。”

　　朱大旗特别提到，“要做到民主理财、法治理财”。

　　据了解，在预算审批监督工作中，目前大部分地方存在预算先执行、后编制、再审批的尴尬局面。

　　姜明安认为，另一个重要程序是公众参与，面向公众的信息公开；再一个就是专家论证程序，以确定相应工程有没有必要性、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如何。接下来就是，需经上级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比如项目涉及征地的，征用基本农田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征用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征用基本农田哪怕不到半公顷，均必须报经国务院审批。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一座城市的政策从送审到执行，理论上需要过的法律关口至少有：宪法、组织法、预算法、土地资源管理法、城市规划法、环境评价法、监督法。

　　对于监督部门及个体，王太元教授表示，一个地方已经有党委、人大、政协，有行政监察、检察院、法院，工青妇等人民团体，还有境内外媒体监督以及全民监督。“未经审批的‘越穷越奢华’现象表明，我们的社会监督并非数量多少问题，而是严密与严肃与否的问题”。

　　汪玉凯教授认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9年7月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实施细则，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对现有政府机构中明显的决策失误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果断启动问责机制”。

　　朱芒教授则认为，现有监督的部门及法律众多，效力上看应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现有监督大都停留在内部系统的自我约束力上。其影响功效意义不大，有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意义”。

　　汪玉凯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越穷越奢华”现象反映的最核心问题是公权力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我目前看到的‘越穷越奢华’怪相，大多数是用无法归属个人而被纳入政府权力管辖范围的公共财政、公共权力、公共资源。”王太元举例说，“土地国有化在当今中国成了各级政府‘土地财政’之类不正常现象最大的根源。”

　　奢华忆记

　　贫困县的那些奢华事

　　法治周末编辑部

　　一个年财政收入只有3000万元的国家级贫困县，竟酝酿举债60亿元来造新城，经过十年努力，终究成为南柯一梦，留下一个“烂尾城”，让世人拍案惊奇。

　　贫穷其实并不可怕，奢华也未必可耻。但当贫穷遭遇奢华，共同成为某种现象的注脚时，贫穷就变得可怕，奢华就变得可耻。

　　这种现象就是当下屡被诟病的“贫困县的奢华”。

　　作为一个贫困县，其财政资金本就捉襟见肘，也有诸多民生问题亟待解决，但它却偏偏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办公楼、豪华广场，给官员建豪华别墅、超标准配车等等，其“奢华”程度往往让人吃惊。

　　贫困县的“奢华”之风究竟从何时刮起，至今尚无人清楚考究。

　　查询网络记载，最早提及贫困县建豪华办公楼的，是2003年8月来源于新华网的一篇报道。该文提及，当时新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潮在视察一个贫困县时发现，“一个财政穷县，竟有豪华办公楼一条街”。

　　文章虽未具体说明是哪个贫困县，但这个提法在后来有关报道及评论中屡被提及。这或许是贫困县的“奢华”之事首次被曝光。

　　自此之后，关于贫困县超越财力兴建豪华办公楼、豪华广场等报道屡屡见诸报端。

　　2004年，媒体报道称：河南卢氏县是个山区贫困县，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但有个乡政府竟敢动用百余万元扶贫款盖豪华办公楼。

　　无独有偶。同是在河南，仅50平方公里、130多万人口的贫困县太康县也被曝于2004年投资1000多万元，占用耕地400多亩建起豪华的“太康广场”。

　　同年，辽宁省贫困县北票市打着“辣椒节”的旗号，于2003年耗资800万元修建了一个豪华的“世纪广场”之事也被曝光。

　　2005年，有媒体披露：山西省贫困县柳林县投资近两亿元，建起了高16层60.9米的综合办公楼，而2004年该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515元。

　　从近些年的历次审计风暴所揭示的情况看，地方政府在超越财力修建楼堂馆所和形象工程时，大多是依靠挤占、挪用国家专项基金，再加上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来筹集款项。

　　关于乱收费、乱摊派，湖南新田县人早就遭遇到了。

　　2005年，媒体报道称：湖南省新田县是个年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的贫困县，而该县教育局在原局长文建茂的领导下，用有限的经费建起了气派的办公大楼，换上了豪华的轿车。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为了筹集到资金，该局可谓想尽了“花招”：向全县学生每人每年收20元的教育发展基金，全县7万多名学生就是140多万元，而且一收就是6年；之后，又以筹建体育中心的名义，强行向全县中小学生收取住宿费达百万元之多，最终体育中心没建成，所收款项也没退回；此外，还通过为全县师生搞卫生防疫、人身保险等大吃回扣，动辄百万元。

　　而国家级贫困县山西浑源县人也很快领略到了“另一番滋味”。2006年媒体报道称，该县检察院，修建了价值千万元的豪华办公大楼。据调查，其建楼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检察院参与公路治超的罚没款。

　　河南省濮阳县是省扶贫开发重点县，2007年人均财政收入仅两百余元、尚有数十万人未解决温饱。但这样一个财政穷县，竟也刮起了一股奢侈风：县委县政府及一些县直机关竞相建起豪华办公楼，这些单位的“头头脑脑”们也纷纷搬进高档住宅。其中，有些部门挪用了专项资金。

　　诚然，奢华之风早已有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率先发展起来的一些城市，修建了所谓地标式的豪华楼堂馆所，其奢华程度就往往令人咋舌。

　　有人认为，这纯粹是官员的政绩观在作祟，是“官本位”思想下的“炫耀性腐败”，是不可取的攀比之风。

　　不管起因如何，各地纷纷兴建豪华楼堂馆所之事，最终还是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严格控制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严禁建设豪华楼堂馆所，切实规范公务接待行为，堵塞管理漏洞，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

　　同年6月1日，中纪委、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批评了包括濮阳县在内的全国四起典型的违规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案件。

　　6月3日，中纪委、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作出决定：对近年来修建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进行一次全面彻底清理。

　　中央的决策，曾获得欢呼声一片。

　　但从整体来看，整治的效果并不理想。各地还是陆续传来贫困县修建豪华办公楼、豪华别墅的消息。

　　同年10月，河南省贫困县固始县被曝“顶风作案”：拿出巨资竞相违规修建“豪华衙门”，其中县行政服务中心大楼项目耗资过亿元，相当于该县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转年，有媒体披露，河南省贫困县商城县一片本是县里最好的良田，被强征用来为官员兴建豪华别墅。该媒体记者在现场看到：红顶黄墙，白色绕栏，精巧别致的二层小楼，自成一家的庭院，数十栋风格相同的小别墅错落有致地沿着路边排成一排。

　　还是河南，2009年，媒体报道称，占地百余亩、建筑面积达上万平方米，耗资数千万元的豪华办公楼在国家级贫困县宁陵县落成。

　　而湖南省贫困县安仁县在2009年也被披露，县委县政府以及县直机关也在纷纷兴建豪华办公楼。

　　进入今年，关于贫困县的奢华之事还在频频传来。

　　先有海南省贫困县陵水县的“10个高尔夫球场”的规划令人拍案惊奇；后有江苏省贫困县阜宁县花费300多万元建造的山寨世博中国馆令人咋舌……

　　事实上，贫困县的奢华并不止于此。

　　伴随着贫困县兴建豪华楼堂馆所奢华之风而来的，还有贫困县官员为自己超标准配置“坐骑”的种种消息。

　　“西部贫困县，欠着群众钱；领导照摆谱，屁股坐丰田”，这句顺口溜曾是云南省某县群众对该县一位领导的批评。2004年，媒体报道称，云南某贫困县一位领导竟然花了80万元，为自己购买了一辆8缸丰田越野车。

　　近期又传来某贫困县教育局局长为自己配置豪车的消息，虽尚未经证实，但所谓“无风不起浪”，官员们或应当自重。

　　对于贫困县兴建豪华办公楼之事，学界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谴责，有人赞赏，但前者还是占了上风。

　　谴责者认为，贫困县兴建豪华办公楼、豪华别墅背后是“官本位”的思想在作祟，同时深刻反映出政府财政制度的混乱、收支不透明和权力的滥用等等。

　　如果说，政府办公楼的规模究竟取决于什么尚无据可循；那么，关于官员车辆的配置，中央早有明文规定，又缘何还是频频有官员敢“顶风作案”，这恐怕值得深思。

　　来源：法治周末